沅澧大地楚城文化遗址新探

——兼谈中国古代史教学与田野调查

周星林  韩隆福

（湖南文理学院  湖南常德  415000）

摘  要：楚武王在春秋时期第一个称王，开启了楚国800多年辉煌历史的宏大章。史料记载和考古发现，武王于公元前700年后在洞庭湖畔今汉寿县皇城村建郢都；180年之后的前523年，楚平王在桃源县境内建采菱城，进一步加强了对沅澧流域的开发和统治；公元前三世纪，楚襄王继位，面对秦国强大的进攻，他一面派兵抵抗，一面在澧水流域兴建“澧阳城”，取得了楚国晚期的“春申之治”短暂辉煌。

关键词：楚国；都城遗址；皇城；采菱城；澧阳城。

常德，地处湖南省西北部，东临洞庭湖，西枕武陵山，湖南境内四大水系之沅水、澧水在全境流过。奔流不息的沅澧二水哺育了两大流域古代先民，使这一地区成为长江流域颇具代表的文明发源地之一。湖南文理学院作为本地区的唯一一所本科院校，我们在中国古代史教学时，结合本地实际，恰到好处地设计了田野调查等教学实践环节。本文试图就古代城市文化教学与沅澧楚城文化遗址考察，做一些教学实训探讨，以供同行参考。

一、楚武王与汉寿筑皇城

1.楚国春秋称王

楚国在熊渠之后，经熊仪、熊眴（蚡冒）的艰苦奋斗，励精图治，国力进一步强大。前741年熊眴死，熊通杀死其兄之子而代立。熊通即位初，多次侵伐申、吕、许等一些小国，力图突破中原门户。先有周天子征人戌守，继有诸侯联防，无法达到北进的目的，遂转向汉东诸国，并由江汉平原转向洞庭平原。“汉东之国随为大”（《左传·桓公六年》），熊通遂有三伐随国之举。熊通35年（前706），亲率大军伐随，准备先谈后打，不料随侯去洛阳朝见周天子时，提起加封熊渠为王之事，遭到周王室的严词拒绝。前704年夏，熊通抓住攻随良机，“合诸侯于沈鹿”，宣布自立为楚武王，申、江、庸、巴、濮、邓、绞、罗等国君亲自到会，只姬姓随国和嬴姓黄国忠周的国君未到。楚武王熊通一边派大夫薳章去责问黄国，一边亲率大军直抵随国兴师问罪。楚、随双方“大战于速杞，随师败绩”（《左传·桓公八年》）。汉东最大的随国战败，承认了楚国称王的事实，结盟友好。

楚武王一方面发展农业和手工业，一方面提高青铜兵器的产量和质量，创造戈、矛复合兵器戟，组成新的作战队列“荆阵”，进一步提高了楚军的战斗力。楚武王征服汉东诸国，打败邓国，吞灭罗国、权国，设立权县（湖北荆门市东南），开县制先河，也是顾颉刚《春秋时代的县》中指出的“春秋第一个县”，并把重点迅速转向洞庭湖湘沅澧一带。

在熊眴“始启濮”（《国语·郑语》）的基础上，楚武王一方面开始“徙郢”（《世本·居》）的建设，《春秋释例·氏族谱》亦有“武王居郢”的记载。石泉先生认为，“楚之始都郢不出楚武王38年至42年（前703～前699）初之间”[①]。一方面与其子屈瑕率军于称王第二年前往熊渠时已是占“洞庭半焉”的“始封”之域的汉寿要津选址设计，因此楚武王在汉寿县黄城港修筑皇城并以此为中心大开苗蛮百濮之地应在前702年。可见，从“熊渠始封”汉寿，经熊眴“始启濮”，到楚武王“克州、蓼，服随、唐”，“大启群蛮”，“始开濮地而有之”（《史记·楚世家》），经历了百年的时间，才最后占据了洞庭武陵、龙阳的要津。

2.汉寿皇城遗址

楚武王在西洞庭汉寿县筑皇城开濮地，不见于文献记载，是从遗址遗存和出土文物研究成果得出的结论。1988年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将汉寿黄诚港定为宋代城址和杨幺的皇城，2009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在城墙深处发现绳纹瓦和绳纹陶片，加上附近又发现汉墓，将其定为汉代城址。近年又在皇城遗址发现春秋战国时的夹砂陶片，更在城址附近2公里范围内的楚墓群，发现许多楚王室王宫的相关文物的实证和相关遗存遗迹，遂将其定为东周城址，并认定是楚武王熊通开发洞庭湖湘沅澧苗蛮濮地中心的皇城。特别是楚武王筑皇城开濮地封给王室贵族官员、子孙死后安葬的木制棺椁墓，出土了金、铜、铁、玉和陶器等珍贵文物500多件，其中楚都郢城护卫长官“郢室畏户之玺”鸟纹青铜印，正是楚武王、屈瑕父子为开发洞庭湖湘沅澧苗蛮百濮之地，修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皇城的反映。《左传》所载熊通、屈瑕父子在把洞庭湖湘沅澧作为楚国战略后方“大启群蛮”，以汉寿为中心“始开濮地而有之”，选择在沅水故道，水流湍急、形势险峻、交通便利的老渡口修建了开濮中心的皇城。皇城至少相当于郢都副中心的陪都，确立了湖湘沅澧常汉为楚国进一步发展的后方战略。

而且，皇城及周围有许多出土文物和留存的相关的自古传承的遗址遗迹。皇城寺“在县西40里”[②]今聂家桥乡境内，应是楚武王“开濮”时的祭祀场所，武王庙应是熊通的子孙纪念楚武王功德的庙宇。民间还有楚襄王20年（前279）屈原、屈定在武峰山前与沧浪水相连的青泥湖，打败秦军张若的五行阵和水军的故事传说。株木山楚墓群出土国家一级文物彩绘陶鼎、彩绘陶壶，国家二级文物蜻蜓琉璃球、空首铜剑、隐花铜矛、四山羽状纹地铜镜，国家三级文物铜箭镞、龙形玉佩、木梳、兽面铜带钩、彩绘陶盘、彩绘陶匜，尤其是武王之童督铜戈、连嚣（敖）铜印（屈匄为连敖）、宫惎铜印、虎纹王字印等文物，都与楚武王开濮地将洞庭湖湘沅澧赐给儿子屈瑕为封地关系密切。

汉寿县文物局局长徐铁军《谈我县出土文物与屈原故里的联系》中说，“旷世罕见的武王之童督戈、郢室畏户之玺印章、连嚣铜印、青铜戈、青铜剑等十余件文物，均说明沅澧流域、西洞庭湖畔，是楚人始祖开发的濮地，是屈氏家族繁衍生息的封地”[③]。紧接皇城的花园坪（今花园村），就是楚武王王室皇家御花园的遗存；十八垱则是王室风水意象的留存；三星村是黎苗、百濮、苗蛮三个部族首领结盟的地方，说明皇城这一带自古就是苗、濮、楚民族融合的一个中心；白马寺则是纪念楚武王熊通和儿子莫敖屈瑕及三位白马将军的建筑。三位白马将军都先后战死在今聂家桥乡的白马村、顶岗铺和今沧港镇的马家铺，分别命名为上白马村、中白马村、下白马村。三位白马将军皆葬在武峰山。秦灭楚后，武王庙改为五王庙，把楚武王、屈瑕和三位白马将军作为五王祭祀。而挨近沧港白马将军征战时饮过的井水之地，又留下了马井村的地名。“毓德上下合总公”在“县南50里”所建“白马庙”[④]，也很可能是纪念白马将军的建筑。

楚武王以“南郢之邑”的皇城为郢都开发南楚，并把龙阳为中心所开发“极目千里”的洞庭濮地给屈瑕为屈地，进一步发展了楚国的势力。楚武王51年（前690），随侯在京都洛阳受到周天子的严厉指责，保证不再纵容楚国。回到随国后，随侯既不敢违背周天子的诏命，又不敢得罪强大的楚国，只能派使臣到楚国乞求废除随国承认楚国称王的盟约。于是，“楚怒，以随背已，伐随”（《史记·楚世家》）。楚武王亲帅大军，第三次大伐随国，挥师猛进。70高龄的楚武王，不幸途中心病发作，卒于湖北钟祥县的樠木山下。屈重秘不发丧，封锁死讯，继续进军，在随国边境修筑工事，直指随都。随国上下一片恐慌，派使求和。莫敖屈重假借祖父楚武王的名义进入随都，与随侯缔结盟约，并邀随侯于汉水转弯处汉汭会见，然后退兵，直至兵渡汉水，回到楚国才宣布发丧，“济汉而后发丧”（《左传·庄公四年》），保证了楚国更大的发展。

通过对汉寿县境内皇城、五峰山等地的田野调查，学生们加深了对楚武王汉寿皇城感性认识。汉寿皇城是长江中游南楚洞庭湖湘沅澧第一座郢都楚城，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揭开了常德继远古城头山、鸡叫城第一轮城市文明以来，东周以皇城为标志开始了沅澧流域第二轮城市文明建设的序幕。

二、楚平王与桃源采菱城

春秋战国，铁器牛耕的使用和推广，生产力的飞跃和社会的急剧变革，私学的兴起，冲破“学在官府”的藩篱，士——知识分子在崛起中受到空前的尊重。经济的发展，在王室衰微、诸侯争霸中，“楚介江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并向洞庭平原发展，独雄南服。春秋晚期，楚平王熊居在洞庭湖畔常德桃源建郢都采菱城。

“湖形类马而水色白”（《永乐大典》）的白马湖，自古就因生长紫菱而天下闻名。屈原楚辞中《采菱》曲的记载，凸显出“味特甘香”的紫菱生生不息、有菱有角、独立根性的文化精神。作为屈氏家族直系祖先屈瑕五世孙令尹屈到，就嗜菱成性，在白马湖畔修建了一个采菱亭。《太平寰宇记·朗州》载“采菱亭，屈到采菱亭也”，甚至死前还交待族人“必以菱”祭他。只是继为令尹的屈建，认为不合楚国祭祀规矩，“不以私欲干国之典，遂不用”（《国语·楚语》上）。楚平王在江陵郢都矛盾重重之时，选择白马湖优美的环境和紫菱多元文化之地，并在缓和楚灵王以“背楚通吴”大罪诬杀令尹屈建以恢复和发展同屈氏家族的关系，进一步巩固和拓展楚国的疆土，选择在桃源建郢都采菱城。

采菱城又名黄楚城，位于桃源县城北4.5千米的青林乡金鸡、黄楚两村之间的台地上，座落于沅水支流白洋河与沅水交汇处，是东周至汉代一处非常兴盛的遗址群落。2013年晋升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城址长800余米，东西宽600米，总面积50万平方米，四边城垣各有一门。城内发现大量陶片，有陶鬲、陶罐、陶盆、陶豆等器形。有一件青铜矛，有学者考证为楚平王之后裔——楚国王族三姓屈、景、昭之一的景氏所遗留[⑤]。

楚平王，前528～前516年在位，进行了一些缓和内外矛盾的改革，但他“诈弑两王而自立”（《史记·楚世家》）的阴谋无法消除守旧派的反对，加上奸臣费无极的谗言，包括强娶儿媳妇、诬杀太傅伍奢和太子等失误，又激化了各种社会矛盾，遂将重点转向楚国后院，于前523年在屈到采菱亭旁修建了采菱城，本身就修复和发展了同屈氏家族的关系，并重用被楚灵王诬杀的令尹屈建之子屈申为令尹，既加强屈氏封地边境临湘“城州屈”的防御建设，又在常德“为舟师伐濮”，向沅江中上游发展，占领和开采湘西麻阳铜矿，进一步控制了沅水中上游许多地区和开发了楚国南疆，促进了南楚和楚国的发展。

八年之后，楚平王驾崩，归葬今常德市鼎城区韩公渡镇城址村。常德继楚武王前702年汉寿筑皇城开濮地180年后，楚平王又于前523年在盛产紫菱的今桃源县修建了至少做了八年郢都的采菱城。其意义至少有三点：一是加强了楚平王王室为首的统治集团与屈氏家族的联系和合作，进一步促进了沅澧苗蛮百濮的开发和民族融合的进程，再一次彰显了常德采菱城的郢都地位；二是采菱城极大提高了常桃、汉寿沅水下游紫菱文化、白马精神的品位和地位。三是采菱城大大提高了常德在长江中游洞庭沅澧流域的中心地位，促进了楚城网络的形成，高扬起城市文明的力量，进一步激发了常德农业、手工业、商贸的发展，为“唯楚有才”人才的集聚和流动开拓了新的局面。

三、楚襄王与临澧澧阳城

楚襄王在位（前298～前263），达35年之久，已是战国晚期。天下“七雄”中仍是秦国最强，齐国最富，楚国最大的局面。楚国在与秦国争雄中，秦国抢在楚国之先占领了蜀国，占据了“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华阳国志·蜀志》）的优势，在楚襄王刚登位的那年，就向楚国发动了大举进攻，取析地（河南西峡）等15城，斩首5万。照理讲，太子熊横是令尹昭睢反对靳尚、郑袖立庶子子兰为王等内奸的阴谋，亲到齐国将其接回继位为楚顷襄王的，既挫败了亲秦派内奸的伎俩，又稳定了楚国的政局。楚襄王不仅不惩处使楚怀王死于秦的权奸，反而听信靳尚、子兰等的谗言，先是革除昭睢令尹之职，让子兰接掌令尹的大权。接着不顾杀父之耻，向秦求和，娶秦女为夫人，而与楚国之女结婚，认贼作父，排斥忠良，重蹈楚怀王的老路。更将屈原放逐洞庭湖湘沅澧一带。

前284年，燕将乐毅指挥秦、韩、赵、魏、燕五国联军伐齐，攻占齐都临淄（山东淄博东北），齐缗王逃亡至莒（山东莒县）。联军攻占齐国70余城，齐国仅剩即墨和莒两城。楚国乘机取回齐国原攻占楚国的淮北之地，并派淖齿率楚军到莒救齐。齐缗王竟拜淖齿为相，结果为打算与燕共分齐国土地的淖齿所杀。近侍王孙贾为给齐王报仇，在莒邑市场高呼楚国淖齿杀了齐王，集结了400多齐之义勇之士杀了淖齿，拥立躲在太史家作佣工的齐缗王之子法章继位为齐襄王。几年后，齐将田单虽用火牛阵打败燕军，并乘势收复失地，但已元气大伤，失去了与秦国抗衡的能力，使楚国在抗秦事业中摧毁了联齐抗秦的根基，更加处于不利的地位。

面对秦国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楚襄王一面派兵抵抗，一面加快了澧水流域“澧阳城”（今临澧县境内）的建设，作为楚国预备“郢都”。

前280年，秦昭襄王大将司马错率10余万大军，攻占楚之黔中郡，夺取了楚国的上庸和汉水对岸的土地。楚襄王一方面派名将庄蹻率2万大军沿江西上，于前279年打败秦军，夺回属楚国的枳（四川涪陵）。然后，顺着通往身毒（印度）古道，朔延水南下，达牂河，向西进军，直达滇池（云南东部），控制方园300里的地区，影响达千里之外。庄蹻想向楚王报告情况，又因张若受令再次攻占黔中郡，阻断与楚的联系，也阻断了屈原贬放时欲与庄蹻会合抗秦救楚的谋划。

前279年，秦将白起率军攻占鄢、邓和西陵，引水灌作过鄢郢的城市，溺死数十万人（《水经·沔水注》），楚军主力损失惨重。江陵郢都一片惊慌，楚王室家眷已开始南迁澧阳城，中楚难民包括宋玉家庭等都已先后流落到洞庭湖湘澧沅一带。前278年，秦将白起进攻江陵，拔郢都，焚烧夷陵（宜昌），设南郡。楚襄王为首的王室和朝廷在江陵郢都陷落前已渡过长江，奔向临澧的新郢都澧阳城。屈原也拒绝渔父的劝说，以重于泰山的气势，“宁赴湘流”的决心，投了汨罗江。楚黔中郡的民众，自动组成农民为主体的“东地兵”，进行了顽强的抗秦斗争。

前277年，秦将张若“伐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并在酉水流域的里耶设秦黔中郡。楚襄王在反思中失悔当初未听庄辛的意见，指出楚王宠幸贪婪无能的州侯、夏侯、鄢陵君、寿陵君等小人必然亡国的劝谏，派人将庄辛从赵国请回，授给庄辛玉珪一块，封为阳陵君，更采纳庄辛之谋，“收东地兵，得十余万”，指挥收复洞庭五渚后，沿沅水而上，“复西取秦所拔江旁15邑为郡，拒秦”，恢复楚国的黔中郡和洞庭郡，“形成了沅水流域归楚，酉水流域以北、澧水流域以西归秦的地理壮况”，并维持了半个多世纪，直至楚亡。

楚襄王面对秦国的威胁，在楚国鱼米之乡常德后园建“澧阳城”，意义重大。这里地理条件优越，物产丰富，人杰地灵，交通方便，春秋战国之际就出了个平定白公之乱忠孝两全的申鸣。澧阳城特大郢都的优势，是陈郢（河南淮阳）不可能有的。而且，庞大的楚王室和文武大臣及军队等在江陵郢都失陷后东迁，既不可能越过秦军占领区，更不可能组织十余万沅澧流域农民为主体的“东地兵”收复江旁15邑。楚襄王迁都至临澧澧阳城后，不仅任用了爱国大臣庄辛，而且重用了与齐之孟尝君田文、赵之平原君赵胜、魏之信陵君魏无忌合称“战国四君”之一春申君黄歇。他以左徒之官“事顷襄王”，出使秦国，成为“出色的外交家”、“突出的军事家”、“任贤的政治家”[⑥]。常德下南门有春申府邸、春申君衣冠冢、春申养士之珠履坊遗迹。他在楚襄王死后为令尹，执政25年，造就了楚国回光返照的“春申之治”，是先秦以来武陵地区最早最大的官。同时，楚襄王还任用了自云“屈原弟子”的辞赋家宋玉。诗祖屈原和赋圣宋玉，是常德沅澧大地造就的辞赋家。“屈宋并称”第一次彰显了沅澧流域在中国古代历史文化上的独特地位，“既开创了屈宋取代《诗经》和开启了中国文学史上的辞赋时代，又铸就了先秦爱国主义形成的高峰和常德沅澧流域城市文化在崛起中成为南楚郢都的辉煌”。“屈、宋在战国晚期，主要是沅澧流域创作的成就，在中国文学史辞赋的发展中，开创了汉赋的时代。直至唐宋，又在文学内部发展规律中产生了唐诗宋词的高峰”。“屈宋辞赋是一个传承的整体，其内容和价值光照日月。屈宋在沅澧城市文化崛起中，把先秦的爱国主义推向高峰，促进了‘唯楚有才’形势的发展，为开放性的长江文化吹响了奔腾向前的号角”。于是，“屈宋并称成不朽，洞庭长江变美酒”[⑦]。

2004年，在临澧申鸣城外城，发现了一座比申鸣城大几十倍和比江陵都大1倍多的特大楚城——楚国郢都澧阳城，位于龙凤山下，在新安、合口交汇处，跨17个村，面积20平方公里。城内有城，河道纵横，古井多口。背倚龙凤山的澧阳城，三面环水，澧水、涔水形成天然外护城河，城墙外又有一条宽100米的护城河相环套，成为固若金汤超过楚国所有都城最大的郢都。考古发掘还表明，流过临澧县的道水两岸有楚城遗址2处，楚墓群5处，约6万多座楚墓；澧水两岸有1座大型楚城遗址、2座中小型楚城遗址，楚墓群4处，约20余万座楚墓，人称楚国的“八宝山”。全国罕见的九里楚墓群就在这里，有99座诸侯级以上大墓，40多座楚国王室墓，其中直径60多米的特大墓为天子大墓。墓口直径40米的皇家包1号大墓，出土文物300余件，仅棺椁木板，就有200多个立方。外椁内的内椁和3个套棺，其规模比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大1倍多。出土的一件宫廷高雅乐器“双虎座凤鸟鼓架”，在国外巡回演出时引起轰动。临澧县仅楚城遗址就有5座，加上申鸣城、宋玉城，计有7座楚城。整个澧沅流域发现的楚城还有白公胜城、古城堤城、古城岗城、皇城、索县城、西湖砖厂古城、枉渚城、临沅城、鸡叫城、采菱城……。考古专家王永彪认为“澧水与沅水是楚国在南部的大后方，这片区域有大量城址发现，截止目前，沅澧二水流域发现古城15座”[⑧]。

常德沅澧流域，遍布楚城，特别是楚武王熊通汉寿筑皇城、楚平王熊居常桃白马湖畔筑采菱城、楚襄王熊横临澧筑澧阳城，是发挥了都城作用的郢都，既反映了常德历史文化发展的轨迹，又反映了常德沅澧流域城市文明的高峰。临澧特大郢都澧阳城的发现，不仅在学术上纠正了文献资料记载的偏误，而且凸显了临澧在江陵郢都沦陷后挽救楚国危亡的独特作用和地位。没有楚襄王临澧特大郢都的建设，又何来庄辛、黄歇、宋玉的任用？没有庄辛的指挥，又何来江旁15邑的收复、楚洞庭郡、黔中郡的再建？没有对黄歇的重用，又何来在秦为人质的太子熊元在楚襄王病危时赶回楚国继位为楚考烈王和楚国“复强”的“春申之治”？

正因为常德在商周以来，特别是东周春秋战国以来，楚国在洞庭湖湘沅澧流域的发展和繁荣，极大地彰显了常德城市文明领先的独特地位。在历史教学活动中，我们坚持引导学生开展必要的社会调查，就能在考古发掘的增多研究中突破文献记载，服从真知，直观地解读历史，加强对古老中华文明的新时代传承。

基金项目：常德市社科基金重点课题“沅澧楚文化在新时代的传承与开发研究”（2018ZD022）；湖南鼎沣集团楚商文化委托研究项目。

作者简介：周星林，湖南省湘学研究院湖南文理学院研究基地首席专家，历史学教授；韩隆福，湖南文理学院历史学教授。

注释

[①] 石泉：古代荆楚地理新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第352页。

[②] 龙阳县志，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第176页。

[③] 徐铁军：汉寿屈原故里考，第260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

[④] 龙阳县志，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第177页。

[⑤] 沅水下游汉墓（上），第14页，文物出版社，2016。

[⑥] 韩隆福：试谈楚国末年的春申君，安徽史学，1985-4。

[⑦] 韩隆福：从“屈宋并称”看沅澧汉寿、临澧的联系，屈原研究，2017-2。

[⑧] 王永彪：宋玉城的考古发现及相关问题初步研究，宋玉与临澧，第48页，湖南人民出版社，2016年。

（编辑：雷春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