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因参与王叔文集团的政治改革而遭到失败，被贬为朗州（今湖南省常德市）司马，长达十年之久（805—815年）。期间，他写了160多篇（首）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很强的诗文。尤其是深入民间，吸取民歌的营养，并有意识地学习屈原作《九歌》的精神，对朗州一带的“甿谣俚音”进行加工改造，创作出一种清新刚健、含思婉转的《竹枝词》，为唐代乃至后世的诗歌发展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对刘禹锡的《竹枝词》，人们历来评价很高。与刘禹锡时相唱和的白居易，在《忆梦得》诗中写道：“齿发各蹉跎，疏慵与病和。爱花心在否，见酒兴如何？年长风情少，官高俗虑多。几时红烛下，闻唱《竹枝歌》。”他把刘禹锡与李白、杜甫相提并论，称其为“诗豪”（见《刘白唱和集解》）。宋朝的苏轼和黄庭坚，对刘禹锡的《竹枝词》也很赞赏。苏轼在《归朝欢．赠苏伯固》一词中如是说：“…… 明日西风还挂席，唱我新词泪沾臆。灵均去后楚山空，澧阳兰芷无颜色。君才如梦得。武陵更在西南极。《竹枝词》，莫摇新唱，谁谓古今隔？”他把澧州的苏伯固比做刘梦得，因其创作出了有名的《竹枝词》。黄庭坚在《跋刘梦得〈竹枝歌〉》中赞叹道：“词意高妙，元和间诚可以独步。道风俗而不俚，追古昔而不愧。”并特意书写了《竹枝词九首》中的第七首“瞿塘嘈嘈十二滩”，以表达对《竹枝词》的爱慕之情。明代的胡震亨，赞扬刘禹锡的《竹枝词》“开朗流畅，含思宛转”、“运用似无甚过人，却都惬人意，语语可歌。”（见《唐诗癸签》）明清之际的思想家、文学家王夫之对刘禹锡的《竹枝词》也极为推崇，把刘禹锡誉为“小诗之圣”。（见《姜斋诗话》）清朝的王士餔盛赞刘禹锡的“《竹枝词》咏风土，琐细诙谐皆可人，大抵以风趣为主，与绝句迥别。”（见王士禎《带经堂诗话》）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鲁迅，在《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中也说：“唐朝的《竹枝词》和《柳枝词》之类，原是无名氏的创作，经文人的采录和润色之后留传下来的。”充分肯定了刘禹锡等人在“采录和润色”《竹枝词》之类的民歌方面所作出的巨大贡献。至于今人对《竹枝词》的研究、赞扬与继承，就更是毋庸赘言了。

既然如此，那么，刘禹锡的《竹枝词》究竟首创于何时何地呢？对此，人们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说首创于“唐贞元到元和年间”，即刘禹锡被贬朗州期间（805-815年）；一说首创于“唐长庆年间”，即刘禹锡被贬夔州期间（822-824年）。笔者赞同朗州说。

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从《竹枝词》的历史渊源来看。《竹枝词》原名“竹枝”、“竹枝歌”、“竹枝曲”，本是乐府《近代曲》名。最早为巴人口头传唱的民歌。据史书记载，早在战国时期，楚国荆湘一带就有“下里”和“巴人”的流行歌曲，“下里”是楚歌，“巴人”是巴歌，楚歌带有巴风，巴歌带有楚风，二者相互渗透，互相融合。《竹枝词》就是这种巴楚民歌融合遗传的产物。据考古发现，4000多年前，巴人聚居在武落钟离山（今湖北长阳县境），以后沿清江流域大量西迁，一部分迁到四川东部地区，建立了古巴国，俗称“板楯蛮”；一部分迁到湖南湘西北一带，成为“五溪蛮”的一部分；还有一部分迁到鄂东地区，东汉时称为“江夏蛮”。这三部分巴人都是长江中游土著三苗的后裔，也是现今土家族、苗族的先祖。刘禹锡《竹枝词》中多次提到的“楚水巴山”、“巴人”、“巴歌”等，大多是泛指湘鄂川一带的人文风物。有学者提出，《汉书．西南夷列传》中所说的“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的“巴黔中”即“黔中”，这是不正确的。“巴”是“巴蜀”的省略，是紧承上文“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而省的。原文准确的断句应该是：“略巴、黔中以西”，加上一个顿号意思就明确了。至于“黔中”当然是指“黔中郡”，即唐代的朗州。刘禹锡《竹枝词》中所说的“巴”，有时指四川，有时指沅湘，有时泛指川鄂湘一带，这要据文酌定，不能一概而论。

 其次，从各种典籍的记载来看。《旧唐书．刘禹锡传》明载：“叔文败，坐贬连州刺史。在道，贬朗州司马。地居西南夷，土风僻陋，举目殊俗，无可与言者。禹锡在朗州十年，唯以文章吟咏，陶冶情性。蛮俗好巫，每淫祠鼓舞，必歌俚辞，禹锡或从事于其间，乃依骚人之作为新辞，以教巫祝。故武陵溪洞间，夷歌率多禹锡之辞也。”《新唐书．刘禹锡传》亦载：“宪宗立，叔文等败，禹锡贬连州刺史。未至，斥朗州司马。州接夜郎诸夷，风俗陋甚，家喜巫鬼。每祠歌《竹枝》，鼓吹裴回，其声伧儜。禹锡谓屈原居沅湘间作《九歌》，使楚人迎送神，乃倚其声，作《竹枝词》十余篇。于是武陵夷俚悉歌之。”清朝吴景旭所撰《历代诗话》云：“禹锡斥朗州司马，作《竹枝词》。”民国时期臧厉龢主编的《中国人名大辞典》亦云：“刘禹锡，附王叔文，坐贬朗州司马。作《竹枝词》十余篇，武陵夷俚率歌之。”1987年出版的《辞海》同样说：“《竹枝》，乐府名。唐刘禹锡于贞元中在沅湘所创新词。”（2345页）这些典籍如出一辙，都说刘禹锡在朗州首创《竹枝词》，这不是偶然的，更非个人主观臆测，应该是可信的。

再次，从刘禹锡本人的诗歌来看。上述典籍都说，他在朗州作了十余篇《竹枝词》。据湖南文理学院戴志传先生等人考证，刘禹锡的《竹枝词二首》就是他贬谪朗州时首创的（见《中国常德诗墙丛书．诗墙诗词考释》）除此之外，他在朗州所写的大量诗歌中，时时提到《竹枝词》。例如：“杨柳郁青青，《竹枝》无限情。”（《纥那曲二首》）“荡桨巴童歌《竹枝》，连樯估客吹羌笛。”（《洞庭秋月行》）“日暮江南闻《竹枝》，南人行乐北人悲。”（《踏歌词四首》之四）“《桃叶》传情《竹枝》怨，水流无限月明多。”（《堤上行三首》之二）“日落风生庙门外，几人连踏《竹歌》还。”（《阳山庙观赛神》）这些率先吟咏《竹枝》、《竹歌》的诗歌，都是刘禹锡在朗州首创《竹枝词》的铁证。

最后，从顾况所写的两首诗歌来看。顾况（约725-814年），浙江海盐人。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年）中进士。贞元三年（788年）任著作郎。几年之后，因写《海鸥吟》讥讽了权贵而贬到江西饶州（波阳）当了一名小小的司户（管户籍）。他在赴任途中，滞留朗州数日。当时刘禹锡正好被贬朗州。顾况在朗州写了两首《竹枝词》。其中一首题为《早春思归，有唱〈竹枝歌〉者，座中下泪》，诗曰：“渺渺春生楚水波，楚人齐唱《竹枝歌》。与君皆是思归客，拭泪看花奈老何？”另一首题为《竹枝曲》，诗云：“帝子苍梧不复归，洞庭叶下荆云飞。巴人夜唱《竹枝》后，肠断晓猿声渐稀。”这两首诗都是作者在朗州听到有人歌唱《竹枝词》以后有感而作的，而且诗歌本身就是民歌体的《竹枝词》，可见朗州流行《竹枝词》、刘禹锡在朗州首创《竹枝词》是毋庸置疑的。

由于刘禹锡酷爱《竹枝词》，他离开朗州、被贬夔州以后还继续创作《竹枝词》。《全唐诗》和《刘梦得集》中保存的《竹枝词九首》，就是他贬为夔州刺史时的作品。近年来，有某些学者提出，这九首《竹枝词》（或其中的某几首）也是他在朗州时创作的。对此，我有不同的看法。

经笔者考证，这九首《竹枝词》确系刘禹锡被贬夔州时所作，我的根据有五条：

其一：有作者诗前的引言为证。为了说明问题起见，不妨把引言全抄如下：“四方之歌，异音而同乐。岁正月，余来建平。里中儿连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以曲多为贤。聆其音，中黄钟之羽。卒章激讦如吴声。虽伧儜不可分。而含思宛转，有《淇澳》之艳音。昔屈原居沅湘间，其民迎神，祠多鄙陋，乃为作《九歌》。到如今荆楚歌舞之。故余亦作《竹枝》九篇，俾善歌者飏之。附于末。后之聆《巴歈》，知《变风》之自焉。”这段引言把作者来夔州创作《竹枝词九首》的来龙去脉说得一清二楚了，本来无须多说。但有学者抓住“余来建平”一句大做文章，硬说“建平”是指古代的常德。不错，王莽称帝后确曾改朗州为“建平”。然而，通读刘禹锡所写的全部诗文，无一处称常德为“建平”——不是称“朗州”，就是称“武陵”。这种固定的称呼，翻开《刘禹锡集》比比皆是。更何况，夔州在历史上也曾叫“建平”。臧厉龢主编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明载：“建平郡，三国吴置。隋废。故治在今四川巫山县。”（614页）而唐代时的夔州州治在四川奉节，巫山在其辖境之内，因此，人们也常称夔州为“建平”，这在唐代诗文中屡见不鲜。除此之外，引言中还有好几处地方都是指夔州而言。“岁正月”，是交代作者来夔州的时间。据卞孝萱先生的《刘禹锡年谱》记载，刘禹锡是长庆元年（821年）冬天贬为夔州刺史，由洛阳取道鄂州，次年正月初五抵达夔州。而他被贬朗州是在贞元元年（805年）十一月十四日，先贬为连州刺史，“途至荆南，又贬朗州司马”，于十一月下旬抵达朗州。可见“岁正月”确指夔州而非朗州。“昔屈原居沅湘间………俾善歌者飏之”，这是作者交代他在夔州写《竹枝词九首》的缘起：因为他听到巴人唱《竹枝歌》，就想起了昔日屈原流放朗州时作《九歌》，而自己当年迁谪朗州时也学习屈原写过《竹枝词》之类的民歌。现在又转徙到夔州，抚今思昔，感慨万千，于是欣然命笔，一口气写下这九首《竹枝词》。这本是情理之中的事。

其二：有诗中所写的地点为证。《竹枝词九首》涉及的地点都在夔州一带，与朗州毫不相干。第一首中的“白帝城”、“白盐山”都在四川奉节。第二首中的“蜀江”指四川境内的江河。第三首中的“瀼西”在奉节瀼水西岸。第四首中的“成都万里桥”在成都杜甫草堂附近，杜甫诗中有“万里桥西一草堂”的名句。第五首中的“永安宫”在奉节县城，“蜀先主俎于永安宫”（见《中国人名大辞典》1051页）。“昭君坊”也在奉节县境内。第六首中的“滟滪堆”、第七首中的“瞿塘峡”、第八首中的“巫峡”都在夔州附近。第九首虽然没有写明具体地点，但劈头就说“山上层层桃李花”，这里的“山上”无疑是指“巫山”的山上，因为它是紧承第八句的“巫峡”而来的，巫峡不就在巫山么？试问，上述这些地址，哪一处与朗州有关呢？

其三：有刘禹锡本人的诗歌为证。他在《别夔州官吏》一诗中写道：“三年楚国巴城守，一去扬州扬子津。青帐联延喧驿步，白头俯傴到江滨。巫山暮色常含雨，峡回秋来不恐人。唯有《九歌》词数首，里中留与赛蛮神。”这里说的“《九歌》词数首”就是指《竹枝词九首》。作者自己都承认，《竹枝词九首》是在夔州写的，难道还有什么值得争论的吗？

其四：有诸多研究成果为证。南宋葛立方的《韵语阳秋》、清代朱澂的《结一庐丛书．刘宾客文集》、卞孝萱的《刘禹锡年谱》、台湾张达人的《刘禹锡年谱》、梁守中的《刘禹锡诗文选译》、韩兆琦的《唐诗选注汇评》、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刘禹锡集》、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刘禹锡诗文选注》等等，都众口一词地把《竹枝词九首》定为被贬夔州时的作品，这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充分依据的。

其五：有清《嘉庆常德府志》的考辩为证。该志卷三十四〈〈政略一．知府〉〉载：“按：禹锡〈〈竹枝词九首〉〉的序言：昔屈原居沅湘间作〈〈九歌〉〉，禹锡作〈〈竹枝词〉〉九篇，乃其刺夔州时所作也。故词中如‘白帝城头春草生，白盐山下蜀江清。’‘瀼西春水縠纹生’‘城西门前滟滪堆’等句，实言蜀中地名，无一语及武陵者。其非在朗州所作无疑。”这一考证非常精当，足以为凭。

综上所述，刘禹锡被贬朗州期间，学习屈原作〈〈九歌〉〉的精神，吸取民歌的营养，首创了民歌体的新诗《竹枝词》。而他的〈〈竹枝词九首〉〉，则是在迁谪夔州刺史时所作，并非被贬朗州司马时的作品。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作者邓声斌，副研究员，鼎城区教育局原局长、鼎城区文史委原主任）

（编辑：雷春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