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之名始于唐代。最初是朝廷负责点校经籍、征集遗书、辨明典章的官舍。后来演变为官府或民间藏书与讲学之所。宋代书院尤盛，白鹿、石鼓（一说嵩阳）、睢阳（应天）、岳麓号称四大书院，闻名遐迩。有私办与公办（官办）两种。山长（即校长，又称掌故）和主讲都由知名学者担任。他们传播自己的学术成果、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传授各种文化知识。学生以研习儒家经典为主，间亦议论时政，或研讨学术思想。教学方式灵活多样，采用个人钻研、个别辅导、相互问答、师生对答、集中讲解相结合的方式，深受学人欢迎。元代各路、州、府皆设书院。明、清仍盛，但学术空气逐渐淡化，多数书院成为科举应试的场所。清末废除科举，书院改为学校。

常德县（武陵县、朗州、鼎州）最早的书院是南宋末年龙阳（汉寿）进士丁易东创办的沅阳书院，由朝廷赐额，在元代享有盛名，是当时全国较有影响的书院之一。创办80余年，毁于元惠宗至正十六年（1356）。此后百余年常德县没有书院。明正德三年（1508），常德县的书院（精舍）又发展到4所，即：武陵儒绅为纪念王守仁创办的阳明书院；武陵进士、翰林院庶吉士杨褫创办的闻山精舍；武陵进士、兵部右侍郎陈洪谟创办的高吾精舍；武陵进士、兵部员外郎蒋信创办的桃岗精舍。这些书院和精舍存在50余年，其创办人或主讲人去世后无学者继承，教学活动自行停止。直到清乾隆初年（1736），武陵知县翁运标在德山孤峰岭下兴建善德书院，后因“膏火缺如，士不能枵腹越江而往，不久即废。”乾隆十六年（1751）知府雷畅与知县李际隆在城西创建朗江书院，存在130余年，废于清末同治年间。光绪十四年（1888），武陵知县李宗莲等人在善德书院旧址创建德山书院，光绪二十九年（1903），废除科举后改为武陵县立高等小学堂。从南宋至清末，常德县共有书院8所，培养了一大批知识渊博的有用之才。

常德县的书院或精舍，山长一般即主讲人，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他们之中有不能或不愿为官者，有告老还乡而结庐授徒者，有边做官边讲学者。入院求学者称生徒，分“文生”与“童生”两类。“文生”即已考中秀才而欲应乡试（在省会或京城举行，俗称“考举人”）者，每月定期来书院听讲，递交诗文习作请主讲人批改；“童生”即官员子弟或民间年满15岁以上而读完《四书》者（年龄不限），入院求学，以应“童试”（在府城或县城举行，俗称“考秀才”）。

书院初创时由于受禅林的影响，教学组织与教学制度比较灵活自由。生徒的名额不固定，入学不须举荐或考试，也没有一定的修业年限。后来各方面的条件渐趋严格。学额根据各自的膏火（教员薪水与学费等）经费确定，分为正课（内课）、外课、附课三种。正课生员有定数，外课、附课随报考人数的多少而增减。书院的教学方法仿照禅林传经的方式进行，以学生自学为主，教师注重指导和启发。主讲人不限于本书院教师，经常聘请外地学者讲学。如余姚的王守仁，增城的湛若水，湘潭的张九镒、罗典，长洲的杜庠，归安的戴世泰等著名学者，都曾应邀前来常德县讲学。各书院学生自由前往听讲，并可质疑问难，学术空气十分活跃。

书院订有学规，多以朱熹《白鹿洞书院学规》为蓝本，结合本书院实际加以修订。该学规规定：“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为五目。“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此为治学之法。“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此为修身之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此为接物之要。《白鹿洞书院学规》把对学生世界观与政治思想的要求以及治学、修身的途径结合起来，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教育理论与操作性较强的实际措施，对后世各类教育教学的影响十分远。

(作者邓声斌,鼎城区教育局原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