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老人杜修经（1907—2007）是中共的一位传奇人物，三次入党，两次脱党。1925年加入中共，马日事变后领导南华安年关暴动，接替郭亮任铜官地委书记。受湖南省委派遣，四上井冈山，第一个把井冈山有一支红军部队的情况向中央作文字汇报，这份报告有幸传存下来了，成为了珍贵的历史文献。杜修经作为党代表参与红四军的领导，与毛泽东、朱德并肩战斗。因此，在井冈山早期斗争历史的研究，杜修经是一位不可或缺的人物。《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井冈山斗争》长文中有“八月失败”一节，批评杜修经机械地执行湖南省委打湘南的指示。因为八月失败，才有后来桂东会议分兵，毛泽东接朱德、陈毅回井冈山，杜修经任湘南特委书记在湘南打游击。杜修经终生为八月失败感到内疚。井冈山斗争的亲历者谭政林在回忆录中说了公道话：“八月失败，不只是杜修经的责任，朱德、陈毅同志也有责任，朱德同志是军长，陈毅同志是军委书记，要是他们坚持不听湖南省委的指示，不去湘南，杜修经是无法把部队拉走的，‘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嘛！’”须知，时年杜修经仅仅21岁。

杜修经与常德结缘很深：他出生慈利县，1988年以前慈利县隶属常德；1923年，杜老在省二师读书，常德，是杜老走上革命道路的起点；1927年年底，领导南华安年关暴动，联系除安乡县外，有常德县、临澧、汉寿；1928年4月，到常德，恢复湘西特委组织；1962年，从湖南省委观察员安排到常德师专，直到2007年年底去世。

1998年6月，我接受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为杜修经立传，面对面的采访杜修经。2004年上半年，完成《杜修经访谈录》初稿，送杜修经审阅；年底，该书由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下面故事，节选自该书，以飧读者。

应：1923年春节后，杜老走出大山，到湘西重镇常德读书。这年三月，日本拒不归还期满的租借地旅顺、大连，全国各地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日斗争。此时，杜老确实有“天下已溺”之感啊！

 杜：是的，这种感觉很深。我的二表兄莫祖卓在省二师读书，是他把我带出大山的。省二师，就是今天常德市一中的前身。我虽然在乡里读了十多年书，但基本上是读私塾，算术、外语都没有学过，因此开始只能读二师附小。学校的所在地在玛瑙巷，同学有莫祖卓、莫祖勋，他们都是袁任远的同学。滕代远也在二师读书。卓炯和我一样上小学，但读的是改制后的小学，毕业后考上了二师。我在附小读了一年半书，我读的英语课本是德山敬德学校使用的教材。此时我开始对政治感兴趣，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毕业后，我报考的是长沙兑泽中学，即今长沙十六中的前身。

 我到常德时，冯玉祥的部队撤离常德不久，街上到处可见冯玉祥驻军时刷写、张贴的标语，如“保国卫民，抵御外侮”“以保民为天职，以利民为主义”等等。冯玉祥抵御外侮的故事不少，鼓舞人心。常德是湘西重镇，日本垂涎三尺，派有军舰停泊沅江。日本士兵经常闯进常德城内，行凶抢劫，无人阻挡。有一次，几名日本兵大摇大摆进城，拒绝冯部守城卫兵检查，并动手打人，中国士兵奋起自卫，打伤了三名日本兵。驻常德的日军舰长要求把还击的中国士兵监禁起来。冯玉祥质问根据什么？那个日本舰长掏出一本《日本海陆军刑法》说，“根据这个！”冯玉祥一听，眼睛瞪得溜圆，猛地抬起脚，脱下一只鞋，举手便打。那舰长慌忙问：“你要干什么？”冯玉祥说：“你要用你们日本的军法来惩罚我们的士兵，这显然是侮辱中华民国，我要用鞋底打你十个嘴巴。”那个舰长赶快收起手中的小册子，语气变得温和地问：“照你说该怎么办？”冯说：“我有我们的军法。我们的军法是：士兵有维持地方治安的责任，有权检查任何进城的人。若对方不接受检查，即是匪徒。我们的士兵忠实的执行命令，打伤了匪徒，我要大大地奖赏他们。”我和同学们都很崇拜冯玉祥。

 我参加了1923年常德的反帝爱国运动。省会长沙的工团、学生组织发起的收回旅大的运动，常德积极响应，常德、桃源等县群众，抵制日货，反对日本帝国主义。4月下旬，常德学联发起组织湖南外交后援会常德分会，二师进步学生谢世均任分会主任（继任者有滕代远、舒宣武）。外交后援会还与学生联合会召集各校学生代表、各界代表，共同制定对日经济绝交的若干规则，主要的是：各商店禁止销售日货；各校学生组成检查组，检查登记日货；各商家停止与日本人流通金融与汇兑。并通告本省及外省，力求一致行动。

6月1日，长沙发生日本水兵打死打伤检查日货的中国学生的“六一惨案”。常德学生闻讯立即集合声援长沙学生，加强对日货的检查。我和同学们一起到下南门轮船码头，上船检查日货。同时，不准旅客乘坐戴生昌轮船局的轮船，谁上去，我们就用事先准备的刻有“卖国贼”字样的印章盖在乘客的脸上或衣服上，我们还把这一行动称为“捉卖国贼”。5日，常德日清公司湘江轮的日本水手，打伤上船检查日货的常德学生10多人，并开枪威吓，引起全城工人、商民、学生极大愤慨。外交后援会和学生联合会立即发动全城人民罢工、罢市、罢课，坚决要求日本人出境，并电告省政府，强烈要求惩办日本凶手，抚恤受伤学生。我和同学们一起到府坪街即今民主街唐生智的旅部请愿。唐生智迫于学生和群众的声势，出来对话。他站在临时搬来的一张桌子上，表示愿意出面向有关部门交涉，同时要求学生守规矩。唐生智表面上同情和理解学生的行动，但是他私下接受赵恒惕的密令，暗杀学生一人，杀伤学生2人，并强迫学生离校。被杀死的是沅陵小学的学生。沅陵小学的校址在泮池坪，即今邮电局宿舍。

这场学生运动对我的思想震动很大，我第一次亲身经历和认识到了中国政府的腐败，卓陶村先生告诫我的“今天下已溺，子将以手援天下乎”的师训在鞭策我，我恨不能马上投入社会革命的洪流中去。次年复学后，我从一份商务印书馆编的东方杂志上看到列宁逝世的消息。三月九日，长沙一千多人集会追悼列宁，各报还出版了特刊。这一期间我很关心这一类消息，接受马列主义教育。当时，同学们集会就唱《国际歌》，我很喜欢唱这首歌，唱时确实热血沸腾，甚至浑身发颤，世界上没有救世主，只有全中国人民都奋起斗争，才不会亡国，当亡国奴。同时，在常德的这次斗争，是我第一次和戴生昌日轮公司发生关系。1925年我在长沙入党后，在李维汉的指导下，和郭亮一起领导了轰动中外的火烧戴生昌趸船的斗争。

 应：最近，我读到了杜老1929年4月22日写的《关于湘西特委及各县组织状况向中央的报告》，推算您在上海党中央和湖南省委工作的时间不长，顶多是一个月时间。……

杜：谢谢你的深入研究。按照这份材料回忆就方便多了。我的记忆是湖南临时省委派我找周逸群恢复湖南地下党组织。我冬月十五日（1928年12月26日）离开上海，经武汉，于腊月二十七日（1929年2月6日）抵达宜昌，鄂西特委设在这里。我住在宜昌的一个旅馆里，化名“杜非”。通过关系，找到鄂西特委负责人周逸群同志，他告诉我，湘鄂西联席会议刚刚结束，湘西方面有负责人参加会议，散会后就走了。逸群同志还告诉我如何寻找湖南地下党组织的方法。我在宜昌住了四天，正月初五离开，经沙市到石首，初九抵藕池。我在藕池等了半个月时间，正月二十三才见到湘西特委的负责人徐少保同志和团的负责人何某。徐、何二位带我进入湖南。徐少保是益阳人，年纪比我大。徐、何二位向我介绍了湘西即即今常德党团组织情况和革命形势。当时我们三人议定，二月初六在津市召集一次会议，具体讨论湘西的工作。后来因为环境关系，会议改在安乡举行。到会的有徐少保，澧县的张某某，安乡的邱育之等人。会议决定成立湘西临时特委。新成立的特委移驻沅江，并决定湘西近期要开展的工作。

应：杜老在给中央的报告介绍了湘西方面当的情形：中共湘西特委始建于1927年11月。是年10月，中共湖南省委决定在全省范围内建立湘西、湘南、湘北三个党的特别委员会，在湘西建立以常德为中心的湘西特委，并指派彭公达为特委书记。彭公达到常德后，于11月上旬在河洑山太和观召开党代会，选举产生特委领导班子。1928年3月，彭公达因叛徒发现，离开常德，6月在安源被捕，不久牺牲于长沙。舒玉林接任书记。7月中旬，特委机关被敌人破坏，舒玉林和组织委员蔡以忱分别潜往长沙、澧县后被捕牺牲。此时，曾任特委委员的刘泽远潜往洞庭湖滨，以图再举。刘泽远先入汉寿串联发动，再往南县，与原益阳特委、南华安特委的詹乐贫、崔汉章、陈刚、徐少保、周菊九等人配合，将南华安益沅汉六县扩大为湘西特委，刘泽远任书记，詹乐贫、崔汉章为常委，徐少保、陈刚、周菊九为执委。同一时期内，省委派了程秉强、余庆和到常德负责湘西特委工作，但他们没有与刘泽远等人发生联系，也没有重新建立起特委。1929年1月，由于叛徒出卖，刘泽远、詹乐贫先后被捕，詹乐贫元月11日就义于汉寿县城，刘泽远于3月4日就义于常德泮池坪。

杜老讲的安乡会议，是1929年3月16日在安乡的协安垸召开的。协安垸，即今安全乡的杨家村。新成立的湘西特委由徐少保、张某某、徐某某任执行委员，刘某某、和某某为候补执行委员，书记徐少保。为便于领导，将特委所辖区域划分四区，每区派巡视员一人，指导该区县委工作。南华按地区以南县为中心，澧水区以津市为中心，常桃区以常德为中心。特委机关先拟设津市，后改到沅江。

杜：会议结束后，我便与徐少保同志一道经南县、华容到沅江。当时在沅江与南县交界的一个地方，好像是大通湖，离茅草街不远，有地下党组织的一个点。这个点上的负责人与南县、华容、益阳等地的地下组织和革命同志都有联系。由这位同志安排，我们驾船在一片芦苇中开了一次会。然后，我经茅草街到了益阳，好像住在现在的益阳师专校址附近。住户是一个党内同志，在城里开一个茶馆，我还到茶馆去喝过茶。这时涨大水，农民忙着从水里抢收早稻。我在这里与临澧县的一个负责同志见面。

应：您在给中央的报告中介绍了临澧县党组织的情况：“知识分子自首很多，各村组织亦遭破坏。此次由全某某归去，找得同志二十余人，也仅是东乡一隅。”您在益阳见到的临澧同志可能就是这位全某某。

 杜：可能是的，当时找见一个革命同志不容易，都提着脑袋搞革命，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因为我离开上海已经有了三个多月时间，在湘西活动没有固定地点，与省委失去了联系。当时能否得到省委的指示很重要。因为那是战争年代，情况变化快，经常需要上级给予工作上的指导和经济上的接济。记得湖南省委在汉口有一个联系点，于是我决定到汉口，取得与省委的联系后再回湘西。不料，联系点发生了问题。恰在此时，遇到了陈毅士，他被派去袁州、安源一带活动。两人交换意见，他以安源方面没有多大问题，主动提出他去湘西，于是我便决定回上海。

应：杜老是4月12日晚上与陈毅士分手离开汉口的。

（本文作者应国斌市党史办退休干部，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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