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33岁到朗州任司马，寓居十年，可以说他把一生中最美好、最富创造力的时光奉献给了朗州。刘禹锡是唐代文学家，现存800首诗歌和近200篇文赋，但有196首(篇)就是在朗州写的，他朗州十年最大的贡献就是对诗歌体裁的创新。笔者拟从三个方面研究刘禹锡流寓朗州期间他对中国文学的贡献。

一、刘禹锡创制的竹枝词成为中国南方文学新诗体

1、竹枝词是刘禹锡创制的流行于巴楚地区的新诗体

竹枝词起源于何地，是一个历代学者广泛关注、也是聚讼纷纭的问题,但主要有三说，一说竹枝词起源于巴渝说，二说竹枝词起源于朗州，三说竹枝词起源于楚地，且各有证词。笔者以为，竹枝词是唐朝刘禹锡贬谪朗州期间利用民歌体裁与内容创制的一种新诗体，朗州、夔州、巴渝文人纷纷仿效创制，推动了文人竹枝词的发展，竹枝词随成为流行于巴楚地区反映巴楚文化的新诗体。

这里的巴楚文化就是巴渝、夔州、朗州文化融合于一体的区域文化。刘禹锡在《竹枝词》九首序中说“岁正月，余在建平”，考建平，即夔州府的鱼复县，与奉节为邻的巫山地区。巫山战国时属楚巫郡，正处在巴楚之地。1995年11月三峡地区的大学教授学者发起巴楚文化研究，得到全国学人的关注和响应，从而在学界确立了巴楚文化的概念和理论：在周代以前，巴人、楚人各据一隅，巴、楚在商末周初均被周天子视为“子”爵而平起平坐，两种文化彼此独立无涉。但巴、楚两国既为邻国，春秋时两国之间有相当密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巴人要向东发展，楚人也要向西发展，因此，巴、楚两国都有求于对方和发展自己的共同愿望。为了各自利益，楚国在春秋中期两次侵入濮人的领地，奠定了楚国向西发展的基础。巴人想东过汉水，就必须与楚国交好联盟，并不得不附属于逐渐强大起来的楚。《华阳国志·巴志》记述：“江州（今重庆市）以东，其人半楚，姿态敦重。”所谓“其人半楚，姿态敦重”联起来应理解为，江州以东的巴人，具有楚人一半的秉性，还有一半是巴人传统。所以有人论证，巴楚文化是界于荆楚与巴蜀之间的一种周边文化，是地处宜昌——长江三峡，以致幅射鄂西南、湘西北、川东、黔东南一带的一种区域文化，是在一定地域范围内交汇融合所形成的具有共同特征的混融性区域文化，是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一诗劈头就说：“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这两句话概括了刘禹锡因永贞改革失败而遭贬至朗州、连州、夔州等地23年的谪居生活，正是这段谪居飘泊生活，使他广泛地接触民间，从而发现并创制了竹枝词。这里的“巴山楚水”即是湘鄂川黔边地，就是巴楚文化区。

2、刘禹锡创制的竹枝词成为中国南方文学新诗体

这一结论可从下面两方面论述。一是竹枝词所属巴楚地区处于南方文化同一文化圈。国学大师季羡林曾经在《漫谈竹枝词》一文中指出：“巴、渝地邻荆楚，可能属于同一个文化圈。民间宗教信仰以及祭神仪式和乐章，容或有相通之处。从歌词内容上来看，也可以看出一些线索来。中国古代南方荆楚一带的诗歌，比如《楚辞》，意象生动，幻想联翩。勉强打一个比方，可以说是颇有一点浪漫主义的气息，同北方以《诗经》为代表的朝廷或民间的诗歌迥异其趣，这种诗词威仪俨然，接近古典主义。竹枝词在情趣方面比较接近《楚辞·九歌》等荆楚文学作品。”季羡林在这里指出，巴、渝地邻荆楚，属于同一个文化圈，民间宗教信仰以及祭神仪式和乐章，容或有相通之处。同北方以《诗经》为代表的接近古典主义的文学风格相比，中国古代南方荆楚一带以《楚辞》为代表的诗歌意象生动，幻想联翩，颇有浪漫主义气息。考南方文学，《楚辞》在民间的流传，形成了南方千姿百态、丰富多彩的民歌艺术，当然包括竹枝词新诗体。荆楚文化与巴楚文化的大致范围，就是中国大西南地区，即湘鄂川黔地区、武陵山片区、中国土家族地区，它们属于同一文化圈。

二是巴楚文化区自古都有哀怨悲催的南方文化特征。这与楚文化有着深刻的关联，具体说，与屈原代表的《楚辞》文化有关。王逸在《九歌》解题中说：“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于夜)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怫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托之以讽谏。”这一点，刘禹锡在他的《竹枝词》九首之序中已经提到了：“竹枝歌本楚声，幽怨恻怛，若有所深悲者，岂亦往昔之所见有足怨者欤。夫伤二妃而哀屈原，思怀王而怜项羽，此亦楚人之意相传而然者。”即竹枝歌有着独特的抒情传统，与楚地的舜二妃、屈原、楚怀王、项羽有关，他们的命运都是引人悲怜的。因此竹枝词具有南方文学“幽怨恻怛，若有所深悲者”的特征。

因此可以说，刘禹锡创制的竹枝词是他对湘鄂川黔地区文学的贡献，是对武陵山片区文学的贡献，不仅是对中国土家族文化的贡献，也是对中国南方文学的贡献。因此把竹枝词放到土家族地区、武陵山地区、湘鄂川黔地区去考查，研究的视野一下子开阔了许多。可以说，竹枝词是中国南方特有的一种文学体裁，它与北方受《诗经》影响的现实主义文学不同，它是受《楚辞》影响的南方浪漫主义文学体裁。

 二、常德《陋室铭》及其仿写成为中国讽喻诗新形式

1、刘禹锡陋室修建在常德

刘禹锡陋室的修建地目前也有三说，一说在河北省定县（旧中山郡），二说在安徽省和县（旧和州），三说就是笔者采信的刘禹锡创作《陋室铭》在常德。常德有刘禹锡的陋室，理由充分。一是朗州地势偏远，有建陋室的可能。刘梦初先生在《刘禹锡在朗州的谪居生活》[29]中考证，刘禹锡被贬朗州作司马，没有地方居住，只好建陋室别居。二是刘禹锡贬朗州后，他的职衔是“朗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刘梦初考证，“朗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相当于今天所说的同级别非领导职务，没有住进官府公廨的资格。直到第二年，州刺史宇文宿才安排他在城东的一处馆舍住下。他在《机汲记》里是这样记载的：“予谪居之明年，主人授馆于百雉之内，江水沄沄，周墉间之。”从这个记载我们可以知道，刘禹锡初到朗州时，是连个固定住处都没有的；过年之后，才由长官出面，找了个城墙边的茅舍安顿下来；他和老母妻儿，还有从兄从侄等近十口人同挤在这座茅房里。三是刘禹锡在诗文中对自己的居处曾作过一些零星描绘：“昔日居邻招屈亭，枫林橘树鹧鸪声”“谪居愁寂似幽栖，百草当门茅舍低”“若问骚人何处所，门临寒水落江枫”“穷巷唯秋草，高僧独扣门”“城之丽谯，实邻所舍”“我卜我居，于城之隅。宛在藩落，丽谯渠渠”。从这些简略的描述中我们知道，这是一座茅舍，位于城东门靠沅江边的城墙脚下，紧挨城门的谯楼，又与招屈亭相邻。茅舍的环境相当幽静寂寥，满耳只有日夕啼鸣的鹧鸪声。四是刘禹锡谪居朗州十年的前或后，他历任连州、夔州、和州等地刺史，是名符其实的地方长官，住在官廨衙门，何陋之有？又岂能“无案牍之劳形”？因此常德的陋室就是《陋室铭》中的陋室，《陋室铭》必然作于朗州（今常德）。

2、刘禹锡“陋室”《陋室铭》对中国文人的修德作用

首先《陋室铭》表现刘禹锡“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思想和隐居求静的佛家追求。刘禹锡从炙手可热的实权人物一变而为边远下州的闲散佐吏达23年，兼济天下的政治理想夭折了，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落空了，特别是刘禹锡贬谪朗州十年，他失去了他最心爱的妻子，还失掉了心爱的马。刘禹锡的生活环境和处境逼迫他陷入一种空虚的境地。刘禹锡一直在痛苦中挣扎，他亟需寻求一种新的安身立命的精神依托，以达到超越现实苦难的目的。于是，读书、向佛便成了他重新解读世界人生的思想武器。而唐代的常德形成了德山、药山、龙潭、钦山、夹山、洛浦等禅宗文化交流圈，被称为沅澧禅宗文化交流圈。这时刘禹锡向佛教中寻求解脱便成了顺理成章的事。于是刘禹锡在陋室中“可以调素琴，阅金经”，研读佛禅之书。加上诗人当时有官却无职，有衙门却居茅舍，自然“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自然刘禹锡躲进自造的陋室中，在休闲环境中逃避官场黑暗和无端遭受排挤的愤闷，在陋室礼佛问禅中摆脱沉沦，自我疗救，自我救赎，自我超越。

其次常德《陋室铭》表现刘禹锡不屈、向上精神，安贫乐道、洁身自好的高雅志趣。刘禹锡不与世事沉浮的独立人格，全部倾注在他的“陋室”和《陋室铭》中。他在《陋室铭》中反复咏唱“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刘禹锡那颗桀骜不驯的心从没有绝望，尽管遭受种种苦难，但他从不退缩，他要做世上的“仙”“龙”，他仰慕“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的仙名大德。他超凡脱俗、情趣高雅、豁达乐观。因此常德刘禹锡陋室与成都杜甫草堂一样已经成为中国文人精神高地。特别是《陋室铭》所表达的那种超凡脱俗的精神追求，成为中国传统文人积极追求的人生境界。即便身处陋室，身份低微；即使物质贫寒，身处逆境，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从《陋室铭》中找到自己需要的精神寄托。特别是在当代现世主义、享乐主义、感官主义泛滥时期，一些低俗、媚俗、庸俗的精神追求盛行的时期，刘禹锡的陋室和《陋室铭》就成为我们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教材。因此刘禹锡贬谪朗州修建的陋室、撰写的《陋室铭》成为中国文人的修德范本，推动中国文人不断修身养性。也正因为此，陋室与《陋室铭》成为了我们需要格外看重，不断修缮，不断仿写，不断凭吊的中国文学高地。

3、《陋室铭》仿写成为文人讽喻诗创作新形式

第一，《陋室铭》是一篇至善美文，受到古今文人亲睐，成为文人仿写的模板。首先《陋室铭》事中见理，景中见情，把叙事、议论、描写、抒情有机结合起来，言简意赅，表达作者超凡脱俗的人生境界追求，为仿写者托物抒情或歌咏或讽刺提供了模板。其次因为它美且短，它是《古文观止》里最短的一篇散文，80余字，短小精悍，隽永可爱，方便后人仿写；且概括、铺排、升华，结构严谨，节奏明快，易于后人仿写。三是《陋室铭》语言平易流畅，朗朗上口，句式整饬却又参差变化，特别是开篇“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落笔惊人，成为古今文人表情达意最好方式。

第二，《陋室铭》仿写成为一种文人讽喻诗体裁。后仿文人沿着两个方面仿写，一方面是歌颂人物或事件，如“位不在高，廉洁则名。权不在大，为公则灵”“位不在高，有德则行。权不在大，有才则灵”“人不在高，有德则名。话不在多，有理则灵”。另一方面是揭露讽刺社会不良现象，如“才不在高，在官就行。学不在深，在权则灵”“官不在大，能贪就行。学不在深，有权则灵”“想被重用，溜须就行。欲要荣升，奉承则灵”“才不在高，应付就行。学不在深，奉承则灵”“分不在高，及格就行。学不在深，作弊则灵”。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导黄仁生说：“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往往由于先有前贤写过一组作品而在社会上引起了关注，然后或者同时代就有作者响应而以同题唱和，或者后世不断有作者仿效追和，以致代代相续，愈演愈甚，从而形成一个个连绵不断的独特体系。”他举例说较早引导风气的有咏史诗、游仙诗，接踵而来的有竹枝词、宫词，晚出的有雁字诗、落花诗等，这些自成体系的同题作品，难免有一些模仿雷同之作，但他们作为一种独特文学现象，能够在中国文学的长河里表现出旺盛生命力，自有其价值所在。《陋室铭》仿写或歌颂或讽刺，达到了警世喻人的文学效果，《陋室铭》仿写艺术成为中国文人讽喻诗的新形式，这是刘禹锡贬谪朗州期间对中国文学的又一贡献。

三、刘禹锡流寓常德的民俗诗歌创作开拓了大唐诗歌新领域

1、刘禹锡流寓常德的创作形成了民俗新诗派

观大唐诗歌诗派很多，比如唐诗人高适、岑参，对军事题材的创作表现出浓厚兴趣和十足的才华，形成边塞诗派；又如王维、孟浩然等人继承陶渊明、谢灵运一脉的山水田园诗创作，刻意亲近田园，构建田园风情，形成山水田园诗派。而刘禹锡在永贞革新失败后，被贬到了巴楚一带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朗州十年。朗州在唐代中原人罕至，是朝廷发配罪臣的恶地，这儿地处偏僻，经济文化十分落后，在当时一般人心目中是与世隔绝尚不开化的蛮荒之地。但刘禹锡发现朗州的生活习惯、生产方式、风土人情、地理环境、气候条件都与中原地区有很大不同，于是刘禹锡从低落痛苦的情绪中抬起高傲的头颅，于痛苦中寻觅到了亲民的欢乐，他创作了以描写当地民情、民事、民风、民俗为内容的大量的民俗诗歌。刘禹锡贬朗州后首先注意到西南一带的淫祀习俗和巫风，并很快进入到他的诗歌创作中。比如《南中书来》诗云：“淫祀多青鬼，居人少白头。”另一首《蛮子歌》云：“蛮语钩辀音，蛮衣斑斓布。熏狸掘沙鼠，时节祠盘瓠。”。他的《阳山庙观神》云：“荆巫脉脉传神语，野老娑娑启醉颜。日落风生庙门外，几人连踏竹歌还。”描写巫者与神通，念念有词。他的《汉寿城春望》题下注“古荆州刺史治亭，其下有子胥庙兼楚王故坟。”诗云：“汉寿城边野草春，荒祠古墓对荆榛。田中牧竖烧刍狗，陌上行人看石麟。”描写祭祀伍子胥时人们用茅草扎成狗马之类当做祭品。刘禹锡带着浓郁的民族民俗情怀歌咏朗州人的节日、种田、狩猎、捕鱼、采菱等生活。比如《竞渡曲》云：“沅江五月平堤流，邑人相将浮彩舟”“扬桴击节雷阗阗，乱流齐进声轰然。”诗题下注：“竞渡始于武陵，至今举楫而相和之，其音咸呼云‘何在’，斯招屈之义。”诗中说端午竞渡始于武陵，为寻找屈原而举行，故竞渡时人们要齐呼“何在”。比如《畲田行》诗云：“何处好畲田，团团缦山腹。钻龟得雨卦，上山烧卧木”，比如《采菱行》“争多逐胜纷相向，时转兰桡破轻浪。长鬟弱袂动参差，钗影钏文浮荡漾。”等等。

刘禹锡像边塞诗人热衷于描绘边塞奇特地理风貌和风土人情一样，怀着一种猎奇、欣赏的态度写出大量的表现西南地区的民俗诗歌。刘禹锡创制的民俗诗歌不仅是盛唐田园诗派未曾涉笔的，也是前代文人骚客极少深入的主题。刘禹锡在这里找到了一条诗歌创作新路子，他所创作的朗州民俗诗歌给唐代诗坛吹进了一股清新诗风，为大唐诗坛注入了新活力。他创作的民俗新诗派已经成为和大唐边塞诗派、山水田园诗派相提并论的唐朝诗派。

2、刘禹锡流寓常德创造了民俗诗体

刘禹锡是中唐一位多产且富艺术创新精神的诗人，他在朗州不仅用民俗内容创作诗歌，而且他还积极吸收当地民歌形式，和自己的创作相结合，创做出了民歌性质的作品，我们称之为民俗诗体。如《浪淘沙》是根据当时流行的教坊曲名改创而成的，如《竞渡曲》《采菱行》是沿用或套用乐府旧题而填入不入乐的诗，如《畲田作》《插田歌》《蛮子歌》《连州腊日观莫徭猎西山》等这些诗歌是不袭用旧题而新起名的民俗诗体。总结刘禹锡创制的这些民俗诗体基本是两类，一是便于谱曲传唱的律绝体，一是篇幅长、容量大、便于多层次铺写的歌行体。但最有特色、传唱最久的就是他的律绝体。比如刘禹锡用律绝体民歌创制的《踏歌词四首》组诗，其中“春江月出大堤平，堤上女郎连袂行。唱尽新词欢不见，红霞映树鹧鸪鸣。”写在春江月夜的河堤上，女郎结伴而来，唱着歌儿来求偶，唱尽了新词，一直唱以“红霞映树”还没有等到自己称心的男子出现。又如律绝体《淮阴行》：“何物令侬羡，羡郎船尾燕，街泥趁樯杆，宿食长相见。”[45] 描写妇女的心上人是个船夫，妇女借说羡慕男子船上那只筑巢的燕子，它能日夜见到自己的情郎，委婉曲折地表达了自己对恋人的一往深情。又如律绝体《竹枝词二首》：“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46]后两句是当时流行在川东、巫山、湘西一带的民歌歌词，刘禹锡利用它谐音双关的特点描写了一个女子对爱情的热烈向往之情。

刘禹锡用他自创的便于谱曲传唱的律绝体和多层铺排的歌行体描写朗州少数民族不同于汉区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民风民俗，从形式上为大唐诗歌开辟了一种更接地气、更受老百姓欢迎的新诗体。刘禹锡自创的民俗新诗体独步唐朝诗坛，这是刘禹锡流寓常德对中国文学的第三大贡献。

（作者唐明哲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

（编辑：雷春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