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古代澧州书院发展概说  

近十多年来，中国书院史和书院文化的研究成果显示：汉代的“精舍”、“书堂”发展成唐初“讲学授徒”的民间私家教育机构之后，即袭用了书院之名。而唐开元五至六（717—718）年的“丽正殿书院”和“集贤院书院”，则是官方“朝省修书之地，非士子肄业之所”。随着雕版印刷术的发展、及从“口授絃诵”到“视简而读”的教授方式的转变，使得原来聚书、藏书性质的书院，演变成了集藏书、读书、讲书、著书、刻书、祭祀于一身的文化教育机构。特别是唐代官方承认民间书院有“收徒讲书”资格，又经唐玄宗一代君臣“广学开书院”的倡导，各地具有学校性质的书院遂日渐流行。

宋代书院的兴起，始于范仲淹执掌南都府学。特别是“庆历新政”之后，在北宋盛极一时。这时出现“四大书院”之说，到南宋更盛。各延大儒主持，成为理学书院。

元朝书院制度更为兴盛，专讲程、朱之学，并供祀两宋理学家。

明朝初年书院转衰，直到王阳明出，书院再度兴盛。随后书院因批评时政，遭当道之忌。明世宗、张居正皆力主毁弃书院，尤其是“东林书院”事件爆发后，魏忠贤借机尽毁天下书院，书院乃大没落。

满清入主中国，对书院所保存的元气，犹有余悸，继续抑制书院。至雍正十一（1733）年，才正式明令各省建书院，改采鼓励态度，书院得以渐兴。惟不分官立、私立，皆受政府监督，不复宋、元时代的讲学自由。

由唐而历宋、元、明、清千余年发展，全国的书院遍布除西藏以外的府、州、县城乡，数量达数千所以上，成为与中国官办的教育、学术、文化、出版、藏书事业相辅相成的一支重要力量。明代开始，中国的书院又传到朝鲜、日本、东南亚各国，远及意大利那不勒斯、美国旧金山等欧美华人社区，为中华文明的传播和当地文化教育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清末以来，因“新学”、“西学”的加盟，它又成为交通中西文化的桥梁。1901年，清光绪帝一纸诏令，将全国书院按省、州（府）、县不同等级，分别改为大、中、小学堂，完成了由中国古代教育迈向近、现代教育学脉的贯通。就全国看，中国的书院，经唐和五代官民两途的发展，变成具有学校性质的书院并日渐流行后，均聘请名流，广招生徒，变成自由讲学的场所，至宋代大盛。到元、明和清初，则基本成为准备科举考试的预备学校或官学附庸。清中叶后，书院完全官学化，或谓书院已与官学互为一体。因此，书院文化教育是中国文化教育的重要分支，地方书院史即是地方文化教育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唐至清，古代澧州书院的发展基本与全国同步。先后所建书院，按正史、专史如《中国书院志》、《湖南教育史》和地方志如《湖南通志》、《澧紀》、《直隶澧州志》、澧水流域各县（卫）志等史志记载，古代澧州州、县（邑、卫）书院，在全国、全省，均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明显的特色：

第一是多。据清同治十三（1874）年修订的《直隶澧州志》、1994年湖南教育版《中国书院史》、2008年湖湘文库版《湖南教育史》及明万历版《澧紀》、澧水流域各县（卫）古、今志书所列书院名录记载：澧州州本部（辖今澧县、临澧、津市三县市）曾有文山、车渚、溪东、文正、延光、学殖、怀德、澧阳八所州级书院和道溪、澧兰、三贤、同仁、乐善、澹津、崇实等七所县级书院；州辖的永定、大庸（今张家界市的永定、武陵源二区）、桑植、慈利、石门、安福（今临澧）、津市、安乡各县、卫有清溪、天门、渔浦、九辩、道水、秀峰、深柳等三十所县（卫、邑）级书院，合计45所，约占湖南全省已知528所书院名录的11、6℅还多。州级书院与各县（卫、邑）级书院一起，形成了整个大澧州（即今湖南省澧水流域九县、市、区）的书院网络，而且各呈特色，对于整个澧水流域人才的培育成长产生过重要的历史作用。

第二是早。近几年来书院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们称，澧州（澧县）“文山书院”，约创建于公元830年左右，不仅是环洞庭湖地区最早的书院，也是全国现已查到的唐代五十所书院之一。这五十所书院，有地方史志记载的四十所，有《全唐诗》诗具体描述的十三所。而地方志和《全唐诗》均有记载、具有“双重证明”的仅仅四所。湖南澧州文山书院与衡阳的李宽中秀才书院、山西永济的费君书院、四川南溪的南溪书院一起，名列唐代四所具有“双证”的书院之一，表明澧州的书院基本与全国的书院同步诞生和发展。

第三是与全国知名的文化名人相关联。澧州“车渚书院”、“文山书院”、“文正书院”、“三贤书院”，就是以纪念“囊萤照读”的晋代尚书车胤、唐代诗坛“绝世才子”李群玉、宋代名相范仲淹、明代廉臣李如圭等人的才智和青少年时代发奋求学的读书台遗址“囊萤台”、“水竹居”、“洗墨池”、“三贤祠”建造，并用其名、字、号和民众口碑命名的书院。车武子、李文山、范文正、李如圭是澧州历史上的文化名人，也是全国的历史名人。各县（邑、卫）书院的兴建与发展，也均与当时当地的闻人相关连。澧州志说，“澧阳分隶南服，所置书院自晋以后，列志乘者八”，成为“王化之本，人才之所由出”的神圣殿堂，以至于澧水上下，“莫不涵泳圣泽，敦诗书而悦礼乐”，出现了“澧阳美冠南州，昔贤所羡，武子、文山之芳躅，文正之余泽流风，观感兴起，代有闻人”的局面。可以说这是对澧州书院历史作用的最好总结。

但是，纵观近几年的书院文化研究状况，应当说对于澧州的书院史，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探讨、整理和研究。特别是作为澧州地方历史和传统文化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人们实际上对于澧州各书院的兴衰、成就及其人文史事方面的了解，十分有限。特别是湖南省和全国的书院史研究中，澧州的书院和书院文化的介绍，基本上处于缺失状态。很多重要的书院文献资料，至今仍未全面收集、整理。需要立即行动起来，加快挖掘步伐，加大研究力度，加紧整理利用，以便在当今的地方文化教育建设中，发挥书院文化无可替代的精神食粮作用。

第一章           古澧州级书院

古澧州的州级书院有多少、是那些？是此处必须首先弄清的问题。按《直隶澧州志》所载清乾隆末年曾任岳常澧道的藏荣青所写《澧阳书院序》说：“稽《澧志》所载……溪东、延光兴废凡八”；而清乾隆澧州举人陈馨的《澧阳书院记》则云：“澧阳分隶南服，所置书院自晋以后，列志乘者八。若溪东、文山、学殖、怀德诸处，迭遭兵燹；惟延光、澹津现存，余坍颓不复治”。这指明澧州历史上所设置和担负过育人职责的州级书院，在澧阳书院建成之前，即清乾隆五十四（1789）年前，已列入地方史志的，先后有八所，如加上此后建成的澧阳书院，则应为九所。但藏、陈二人所列的澧州州级书院名称，确指的只有六所，且其中的澹津书院似乎不算州级书院，而车渚书院和溪东书院第三次徙建后匾额的“文正书院”，或应算藏、陈二人未列名的两所州级书院。因此，本书将以文山、车渚、溪东、学殖、文正、怀德、延光、澧阳八所书院为州级书院，而将道溪、三贤、澧兰、澹津、崇实等虽为澧州州本部所属，但今未查到州级书院职责职能确证的澧州书院，列为县邑书院。

由于时代久远，今天的人们对于八所州级书院知之甚少，因此，必须逐一拨开历史尘埃，才能一睹其成为“王化之本，人才之所由出”的神圣殿堂之奥。

一、       环洞庭湖区最早的书院——文山书院

            1、文山书院的诞生

李群玉，这位被唐代诗人周朴称为“群玉诗名冠李唐，投书换得校书郎”的澧州诗人，

其生前即名响朝野。唐名相令狐绹在朝堂上盛赞他是“佳句流传于众口，芳声藉甚于一时，守道安贫，远绝名利”的人。唐宣宗读其进诗后也认为：“李群玉放怀丘壑，吟咏情性，孤云无心，浮磬有韵，吐妍词于丽则，动清律于风骚。”就是在李群玉含冤下世七十三年之后，晚唐著名诗人韦庄，又向唐昭宗奏称:李群玉等朝廷“遗贤”，“皆有奇才，丽句清词，遍在人之口”，因“含冤抱恨，竟为冥路之尘”，应“追赐进士及第，赠补阙、拾遗”官衔。昭宗皇帝非常重视韦庄的进言，即予“追赐”。元代辛文房在《唐才子传》中，则盛赞李群玉“诗笔遒丽，文体丰妍”；清人金圣叹也在《唐才子诗评点》中，称之为“绝世才子”。 李群玉不仅给今日澧州留有268首诗作，而且留有水竹居和文山书院这一令多少文人魂牵梦绕的文化遗址。可惜今日澧州，已少有人确知水竹居和文山书院的详情。澧州志上虽有文山书院名录，但它究竟诞生于何时何地，后来的演变如何，没有详细记载。好在近几年来专家学者们的研究，可让人看到粗略的线索：

一本由湖南省前副省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庞道沐任编委主任，施金炎为主编，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出版的《洞庭史鉴》说：“洞庭湖区（此指环洞庭湖的长沙、湘潭、益阳、常德、岳阳及荆州江南的滨湖县、市、区）最早的书院是唐代咸通年间（860—873）或以前兴建的澧县文山书院，位于今澧县城关镇仙眠洲李群玉读书处，以李群玉号文山而得名，至清末废。”这本书是迄今为止洞庭湖史志的最新权威之作，它指明这一区域内最早的书院在澧州，而且比此区域内称誉全国的北宋四大书院之首的岳麓书院，还早了一百年以上（该书认定岳麓书院“为北宋开宝九（976）年建”）。澧州早在“唐咸通间或以前”已经有了全国少见的早期书院，仅这个认定就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全国书院的起始时间，在“唐代后期即唐德宗贞元间（785—805）、至迟于唐宪宗元和间（806—820）已有创始于私家以讲学为事的书院”。澧州的书院与此同时诞生，既表明了古澧州文化教育的发达，又折射出澧阳平原曾为长江以南文化教育中心的历史辉煌。

1994年6月，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李国钧等一批学者编著的《中国书院史》，以《直隶澧州志》中关于“湖南澧县文山书院”的记载和《全唐诗》中李群玉《书院二小松》诗的描写为据，证明中国书院在中、晚唐时得到了普遍发展并具有了“讲书授徒”的职能。这实际上说明，依据李群玉《书院二小松》一诗的写作时间，即可认定文山书院的诞生之期。岳麓书院研究所郑洪波教授，亦据此在其《〈全唐诗〉中的书院》一文中明确指出：李群玉有“一双幽色出凡尘， 数粒秋烟二尺鳞。从此静窗闻细韵， 琴声长伴读书人”的《书院二小松》，而“李群玉……晚年因裴休、令狐绹荐举曾任弘文馆校书郎，‘未几解任归’，二年后去世。其死，段成式以诗哭之，有云‘明时不作祢衡死，傲尽公卿归九泉’。按段成式卒于863年，(李群玉)书院存在的时间即可断定在咸通年间(806—863)或以前。书院所属不明，然松韵、琴声很合诗人之性……此诗还透给我们这样一个信息，那就是主人改善环境，以增加书院的诗韵之气”。

按有关“李群玉问题研究”专家学者们的意见：唐长庆四（824）年，李群玉18岁时，从州西三十八里外的东溪七里庄迁居澧阳城南仙眠洲，自筑“水竹居”栖身；宝历二（826）年20岁时，写《仙明州口号》；太和二（828）年22岁时，长安赴举落第归澧。从此“垂头在沅湘，十年寓龟鱼”，在水竹居读书卖文为生。所以写《书院二小松》的时间，至迟应在唐太和二年至开成元（828—836）年左右。据此把上述的“唐代咸通间（860—863）或以前兴建的澧县文山书院”中的“以前”，判定在“唐太和二年至开成元年（828—836）左右”，应该是准确可靠的。

实际上，李群玉迁居仙眠洲的第三年（827），殿中驸马都尉杜悰任澧州刺史。同年，大诗人杜牧来澧探访驸马堂兄，与李群玉一见如故。此时正担任杜府塾师的澧州布衣诗人李宣古，也深得杜悰和岐阳公主器重，二李便陪同杜牧，沅澧采风，洞庭畅游，诗酒唱和。正是这种交往，致杜牧力劝并促成了李群玉次年的长安赴举。却不想因“巴歌掩白雪，鲍肆埋兰芳”而蒙辱。三年后，杜悰澧州任满奉调，李宣古的“杜府塾师”随即去职，从此以收徒教授为生。据此可推论：蒙辱的李群玉与去职的李宣古（堂）兄弟二人，利用水竹居这块风水宝地和他们的文名声誉，正式开办文山书院，一方面收徒讲学、一方面赋诗著文，应当是顺理成章的事。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促使了文山书院的诞生。那就是杜悰奉调时，他和歧阳公主出于对塾师李宣古和李群玉的信任，决定把二个儿子杜裔林和杜儒林，留在澧州，从二李读书。于是，杜裔林和杜儒林兄弟双双，成为文山书院现在可知的最早生员。

文山书院的诞生，不仅可以判定在杜悰澧州离任的太和四年（830）左右，而且可以为

“李群玉蒙辱读书卖文”和李宣古“去职收徒教授”的谋生手段找到可信的依据。由此也可结论：公元830年左右，澧州诞生了由唐代诗坛知名的“澧州四布衣”中的李群玉、李宣古二人创建，并得到后官至宰相的杜悰支持的“文山书院”。此时距中国书院之名的出现仅一百年左右；据《中国书院史》中“从事教育活动，又具有学校性质的书院至少在唐德宗贞元（785—805）至唐宪宗元和（806—820）年间就有了”的论断，仅相距25—10年时间。

综合上述各种史料，可以简述为：唐太和四（830）年左右，在澧州刺史杜悰的支持下，由澧州知名的诗人李群玉、澧州塾师李宣古，在澧州城南仙眠洲李群玉栖居地“水竹居”，创办了澧州第一所书院，并以李群玉之字“文山”命名为“文山书院”。唐会昌元（841）年，文山书院最早的一批学生中，杜裔林和杜儒林兄弟双双高中进士。由此文山书院名声大振，布衣教席李宣古引起朝野关注，致文山书院开局兴旺一时。当然，文山书院的创办，是自盛唐以来，澧州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已达到被柳宗元赞誉为“自汉而南，州之美者，十七八莫若澧”的必然结果。再加上自李世民之弟彭王李元则治理澧州之后，既有侄子临淮王诱、孙子泽王上金在澧封藩建府，德宗之女长林公主寓居澧州，又有唐高祖曾孙李继高、宪宗子李宽封为澧王，以及众多的宗室弟子徙居澧州。这一批贵族子弟的到来，无疑需要有一流水准的学校就读，需要有真才实学的名师施教。加上身为驸马的杜悰和宪宗之女岐阳公主对澧州“二李”的信任，澧州文山书院的创建、发展并取得成就，就有了深厚的社会基础与历史的必然。

2、文山书院的轨迹

进入宋代后，已查到值得一提的记录是“澧州三苏”即宋代澧州苏坚与其二子苏庠、苏序父子三人，与文山书院不凡的关系。做过苏轼的助手钱塘丞、督修杭州西湖、并与之多有诗酒唱和的苏坚（字伯固），出仕之前，曾于文山书院研习诗画数年，后又将二子苏庠、苏序送进文山书院课读，而且学有所长。

苏伯固，名坚，字伯固，北宋澧州澧阳（今澧县）人。曾官临濮主簿、杭州通判，助苏轼修西湖，二人交厚，彼此唱和颇多。《澧州志》记载，轼从儋耳北归途中，曾有寄赠苏坚诗词四首。绍圣元（1094）年7月，苏轼以“讥斥先朝”罪，责授宁远军节度使，路经九江时，欣遇阔别数年的苏坚，时坚被命赴澧阳任职（一说省亲）, 临歧泣别之际，轼作词以“灵均去后楚山空，澧阳兰芷无颜色。君才如梦得”之句赠，可见其视坚之重。传苏坚曾有颇多诗词流传，惜今已难查找。

苏庠（1065—1147），字养直，北宋澧州澧阳（今澧县）人，后徙居江苏丹阳后湖，更号“后湖病民”。工诗，被苏轼誉为“诗可乱青莲”的才子。时与徐俯、洪刍、洪炎、潘淳、吕本中、汪藻、向子湮等结诗社于江西，声誉颇著。绍兴间居庐山，曾与徐俯同被朝廷征召，因不耻于秦桧当国而固辞不赴。绍兴初（1135年左右），由庐山退隐故乡澧州南湖，筑“澧阳庄”别墅以供游憩，并担任文山书院讲席数年。至绍兴十七 (1147)年夏卒，享年82岁。苏庠晚年写的《菩萨蛮.澧阳庄》和《木兰花》二词，曾以“照溪梅雪和烟堕，寒林漠漠愁烟锁”,“白沙烟树有无中，雁落沧洲何处所”等句，描写文山书院周边景色，寄托他对母校的深情眷念。   

苏序（字正平，法号祖可），人称“庐山祖可师”，是宋代名震佛界的大诗僧,也是“江西诗派”中活跃与影响很大的人。人评其诗风有“雄健清爽之特点”。宋李洪赞赏和推重为：“而释子工诗，代不乏人。豫章流派学者竞宗祖可、善权，蔚为领袖，其后异才辈出矣。”传其功力即植根于文山书院的传统与李群玉的“空灵”诗风。

元、明、清三朝，文山书院曾有过多次重大的修复。

据《澧纪》所载李如圭《文山书院重建记》云：“元时好古之士，仰止高风，即洲上建书院以祀之，匾曰‘文山’者，重之也。惜其创置本末无所考稽。而院宇沦没，莫能振作者，已百有余年矣。”李如圭的《文山书院重建记》写于明正德己卯（1519）年，离明朝立国已151年。“元时好古之士”所建、“其创置本末无所考稽”的文山书院，“院宇沦没，莫能振作者，已百有余年”，这说明文山书院在元代确实有过重建，且其“院宇沦没”的时间当在元末明初，只是“惜其创置本末无所考”了。

文山书院明朝重建的情况，李如圭有较详细记载：“正德甲戌（1514）以守制归，又三年为丁丑（1517），是年冬十月，清戎监察御史、凤阳高君越按至，予以兴复事托之。高君乃属澧州同知、泰和欧阳君席，访寻故址，无能辨识之者。卒之洲东尽处，有观澜亭，则前知州、丰都向君子俊之所建也。其地向阳，背昧一水夹流，林木幽深，尘嚣隔绝。且门堂完整，气象雄爽，佥谓可以栖公之神矣。欧阳君复为之展拓基址，构堂四楹于前，以为礼拜之地。绘饰焕然，乃肖公像于中，专人祀香烛，供洒扫，无致渎亵。为澧中一胜境也。”其重建的时间、规模及促成者、主建者都较清楚。

明万历三十八（1610）年正月，“公安三袁”中的小弟袁中道写《澧游记》，其中一段云：“仙眠洲上有亭，即诗人李群玉水竹居……予（中道自指——笔者）曰：‘昔李群玉以诗名鸣于唐，至今千余年矣（袁文如此——笔者），而更无有追步之者。吾直以目所未见求之，即诗人亦荒唐矣。’相与大笑，浮白数十而归。”袁小修的这种豪饮（“浮白数十”）浇愁和追思“大笑”，应当就是面对此时文山书院仅存一亭，从心底涌出的“疑造物者忌才”的另类慨叹。担任过明御史、副都御史、中州督学的澧州人胡澥（1579—1655，字练海），崇祯十三（1640）年归隐故里后，用李群玉《仙眠洲口号》原韵，写过十首《文山书院和韵》诗，从其中的“披云新敞翠微居，坐对江风邀月初”等诗句看，明末清初时的文山书院遗址还是可观的，或许当时有过新的修葺。只是到了清乾隆年间的长沙府教授马宗良（字最眉，1748年进士，澧州人）写《访李文山故居》诗时，却成了“一代诗坛能有几，数檩遗宅竟难留。芳名剩与兰争艳，岁岁飘香入胜游”的境况了。

文山书院大约经历了近400年，屡有兴废。到南宋宝庆二（1226）年，为“溪东书院”所替代。但其遗址，实为历代文人墨客凭吊吟咏的胜地。《中国书院楹联赏析》收有湖南大庸（今张家界市）文人陈逢元（约1869—1920，字桐阶）撰的文山书院联：“与段柯古往来赠答以诗，想杂俎成篇，倩校书郎正字；同屈灵均抑郁悲伤而死，令几人搔首，疑造物者忌才。”似乎是对元、明、清以来，文人们面对文山书院遗址无尽感叹的最好写照。

《直隶澧州志》说：“文山书院，在城南仙眠洲上，李群玉读书处，今废。”又云：“水竹居，在城南仙眠洲上，李群玉读书处。后人因建文山书院。”这就是说，文山书院是由李群玉最初栖居的“水竹居”扩建的，址在城南仙眠洲。但时至今日，仙眠洲早成高楼林立的城区，不仅“文山”踪迹难寻，就连史料中描述过的曾千年繁茂的十万竿翠竹，也不见踪影。邓洪波编著的《中国书院楹联》初、再版中，录载有清末民初澧州文人周春华为文山书院撰写的一幅楹联，云“漠地拥高台，过仙洲第二滩，平分片席吟风月；晚唐多秀才，读石室五千卷，别有新诗上相台”。此联虽写出了文山书院在仙眠洲的具体方位、特色，可惜编著者不清楚文山书院是那州那县的，因此把它列为“院址不详的书院”栏下。2004年10月，原澧县政协副主席张振汉先生为《澧州文化之旅》系列丛书撰《咏澧对联撷英》时，郑重地写下了这样一段带考证性评语：“清末民初的澧州人周凤楞，字春华，任过澧州学款经理处经理员、澧县中学堂教员，其对联佳作传世较多……题为文山书院的对联，其书院所在的仙眠洲是一片沙洲，称漠地当是确切的，第二滩应指蜚云塔一带，塔后有三贤祠，（祀屈原、车胤、范仲淹），祠后还有三闾大夫庙（见张之觉民国28年编《澧县志》），后二祠均毁于洪水，蜚云塔也因澧水大堤内移而成为外洲之塔。”作为澧州人，我们真希望《中国书院楹联》三版时，能把文山书院遗址标明为“澧州城南仙眠洲蜚云塔西北侧”。 不知道“文山”这座澧州人心中不朽的高山，能否有朝一日再恢复哪怕是“数檩遗宅”的容颜。

值得一提的是，近两年澧县县城的扩建中，终于在多方面努力下，将兰江之滨的一座广场命名为“群玉广场”，澧州人拥有一处聊可仰望“文山”之高的去处了。

二、       车渚书院的兴废及“囊萤延光”之延光书院

1、 李寓笔下的车渚书院

在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教育史上，车胤是澧水之子中一个光芒四射的典范。主要是他年幼之时，在家里穷得夜读常不得灯油的情况下，创造了“囊萤照读”的苦学之法，至“用博雅，位通显。晋度江诸贤，得与清流之列”。其累官至晋吏部尚书，晋隆安四（400）年，车胤为国捐躯。从此佳话殊誉，令里人世代崇敬。晋朝末年，车胤故里建起“车胤祠”和“萤渚读书台”，以祭祀并弘扬车武子刻苦为学的精神。至晚唐中，初具规模的“萤渚读书台”顺势扩建为“车渚书院”。前引《洞庭史鉴》一书，在指明文山书院为环洞庭湖区的第一所书院后，紧接着指出：“其次是唐咸通中至乾符年间（866——879）所建车渚书院，位于今津市新州镇车渚村，相传为晋车武子囊萤读书处。先是官修‘车胤祠’，后失修荒废。元大德五（1301）年五月，官办民助重修为三间两进书院，又名萤渚书院。至清末改为彭山学堂。” 这一记述说明：“车渚书院”是环洞庭湖地区诞生于唐代的第二所书院；也即环洞庭湖地区最早的二所书院之一。

《直隶澧州志》记载为：“车渚书院，州东四十里，一名萤渚，云晋车武子囊萤读书处，教授李寓及州人梁宝有记，寻废。”很显然，此记载非常简单，根本无法了解车渚书院兴废的具体历史情况。不过，此记也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信息：“教授李寓及州人梁宝有记”，能找到李寓、梁宝二人之记，应可清楚车渚书院的情况。但2008年前，整个湖南，甚至全国书院文化研究中心，也未能找到有关的信息资料。2008年5月，澧县一中赵绪清校长千方百计从上海图书馆，获得一部明万历四十年（1612）孤本木刻珍稀古籍——澧州历史上的第二部州志《澧纪》复印件，才一睹李寓、梁宝之记。

李寓，《澧纪》载其于元贞元年间（1295-1296）担任澧州校官（古代掌管学校的官员），寓则自称为“郡文学”，《直隶澧州志》记为澧州教授。元翰林院学士姚燧在元大德己亥（1299）年为澧州所写的《重修儒学记》一文中，指李寓是当时主董澧州儒学（文庙）重修工程的学官，其《车渚书院记》写于元大德辛丑（1301）年。

李寓的《车渚书院记》首先指明：曾一度在新州的澧州州治“移治”后，致使“此地阡陌，署舍略具亡，何复旧所庙学”，并且“有年数矣，芜废弗治”。这里的“庙学”，即指唐代官修的“车胤祠”即“车（萤）渚书院”。从“唐咸通中至乾符年（866—879）间”、再到李寓写记的“元大德辛丑（1301）年”，已有420余年，当然是“有年数矣”。接着，李寓记述：“大德丁酉（1297），肃政恒庄李公廉治鼎、澧，因省亲过之，乃谋于长官杨君：吾亲倦宦，辄敞梅轩，复税驾渚之上。君亦此土之长人者，畴非甘棠，而不一封植之，况庙学耶？杨君即奉命，梅轩公率士人咸相其役，然轮奂仅美。越明年，李公为御史一再至，则殿堂门庑，甓甃邃坚，绘素炳明，弁冕俨穆。虽支郡下州，莫敢雁行齿列。自庚子（1300）冬迄明年夏五月即工。”

肃政恒庄李公，指元大德年间的御史李庭咏（字恒庄），曾“廉治鼎、澧”，即担任鼎、澧地区的监察御史。因其父李慧（字梅轩，晋山人）致仕后寓居于新州车渚地方，回家省亲时，李庭咏便与州守杨国祯谋画修复车渚书院事。杨国祯即遵奉其意见，并在梅轩公的攒襄支持下，花去近一年的时间，修复成了一座元代新兴的澧州车渚书院，而且是一座一般的 “支郡下州”即三类小州郡无法与之比媲的书院。

新的车渚书院落成后，德高望重的父老乡亲不仅盛赞梅轩公劝募资助之功，“杨君孤立一意之所就”，“议以澧既徙旧治，更立学在新州渚，乃以郡称，于义无谓，当用安乡范文正读书堂故事，扁以‘车渚书院’，而奉武子祠于讲堂之西偏。崇德象贤，一时积学好修之士，得于感慨而兴起”。

这使得御史公非常高兴：“乃举酒以庆。并落杨公之成而谢之曰：‘为圣贤植名教，为宇宙培人才，子之功甚茂，而子非食其职者，所为磊落，强人意事可缓，而勇于为，与当为而怠焉者，亦少愧矣’。”

最后，李寓指明：自己之所以写此记的目的，是为了“记御史所以谢杨公、耆老，所以告兴作之由，以俟方来。庶几怠者进于勇，而使当为者不敢缓，其不朽庸可冀也。”也就是说，李寓希望以后的当政者，能像杨国祯一样，“为圣贤植名教，为宇宙培人才”，而取“怠者进于勇，当为者不敢缓”的态度，以保持书院的“不朽”即长盛不衰。他还将此记镌刻成石碑，立于车渚书院内，告诫后来者。

2、梁宝的《重修车渚书院记》

值得欣慰的是，李寓的愿望没有落空。217年后的明正德十三（1518）年，尝为建始知县的澧州人梁宝（明弘治己酉科即1489年举人），又写了一篇《重修车渚书院记》，比较详细地记述了明代重修车渚书院的情况。

梁宝之记首先告诉人们：车渚书院原“在州东三十里，唐李泌所筑新城内。毁于兵，遗址仅存，百余年竟无一兴废举坠者，足为太息。”至正德十二年（1517），时任侍御史的李国宝（即李如圭）内艰家居澧州时，即将车武子的官衔姓字镌刻了一块碑表，竖立在通衢大道，也就是当时的官道——兰江驿通清华驿的驿道旁。适逢时任御史的凤阳人高越（号抑斋）按察澧州，见到武子碑表，“惊曰：有是哉！囊萤故事，虽五尺童子犹乐称之，为其处贫窭而向道义也。乃故土无祠，不大为缺典乎！咎诹之事急孰甚此？”于是，这位御史高公感叹之余，“乃以事属有司”，即以尽快修复车渚书院事嘱托澧州当局。当时的澧州同知欧阳席，正以“贰守”身份署理州府，对御史高公的嘱托“毅然任为之。即其旧所崇台辟址，经始于是岁季冬，明年春乃落成。”

只一个冬春，颓败荒芜了百余年的囊萤读书台上，耸立起一座新兴的车渚书院。“但见崇门揭扁，朵翰惊龙，庙貌深严，肖像俨若。缭垣墙以植松竹，砌砖石以除草莽，严关键以远秽浊；沦已湮之，井辟未广之衢；丹青绚目，榱桷悸心。先圣灵神，乐于是栖。后人崇奉，得于是展猗与休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如此一座新兴的车渚书院重建完成，“凡百所需，非赎罪人，则捐己俸。民不知兴作，财不动公帑” 。用今天的话说，是一未动公款（“不动公帑”），二未向民众要钱（“民不知兴作”），三没摊派民工（“非赎罪人”），而是通过所谓父母官“捐己俸”成就的一项公益事业。

史料记载，欧阳席在澧州任期内，还以同样的作为，重建过文山书院、溪东书院等服务公众的设施，是值得澧州人民纪念的一位好州守。就是御史公高越，嘉靖二年（1523）以御史除守泉州郡时，恰好当时的笃澧提学陈琛也是泉州人，还特就其促成车渚书院的重建事，“赠诗三十章以美之”。梁宝之记则赞道：“二侍御、二守公高识远见，所谓超出人表乃如此。”

车渚书院重建所具有的作用和意义，梁宝是如此描述的：“由此聚生徒以考德问业，时祭祀以崇德象贤，吾乡后进，拜瞻盼仰之余，论时尚友，其所以感发兴起，励先生之志节以驯造。夫孔孟醇全，亦升高行远之渐，不犹愈于置里闬之先哲而躐等，欲速以为贤也哉。”

这就是说，澧州学子有了车渚书院，即可以“考德问业”、“崇德象贤”，又可以在车武子精神的熏陶激励下“论时尚友”、“感发兴起”， 深造（ 驯造）甚至超越（躐等）成具有武子志节式的贤俊之才的。梁宝坚信:“夫顽懦廉而立志，固风化之所及，一讴歌哭泣之善，尚能感人动物，孰谓先生高风硕节，不为后学模范，一方具瞻耶？”他这是说，车武子的“高风硕节”，将永远成为“后学模范”。

为了很好地宣扬和传承车武子精神，梁宝还在《重修车渚书院记》之末，采用民间通俗文辞，写了一则祭祀车公的碑铭“使歌以祀先生墓”。其词云：

“古道兮洋洋，奋钻研兮精详。驹过隙兮昼短，寂沉沉兮宵长。四壁立兮乏膏油，流萤来兮聚绣囊。德业进兮俊乂，推行能修兮声名扬。矩度兮重乡闾，辟召兮求贤良。捧檄喜兮动颜色，崇阶历兮登庙廊。嫉邪兮切齿，直气兮凌霜。居位宁知爵禄丰，捐生唯欲邦家昌。幼而学兮壮而行，生而顺兮死而康。增嘉山之崔嵬兮渚水明，光激后学之志节兮仰止门墙。岁时崇顺兮缛礼，仪容俨穆兮高堂。牲陈兮豕与羊，乐奏兮宫与商。涧蘋沼芷荐芬芳。苾香椒馨奠瑶觞。灵兮忻忻来故乡，些招何必溪巫阳。”

3、千年后澧人士犹称囊萤故事不衰的延光书院

梁宝之记表明：终明一代，车渚书院“聚生徒以考德问业，时祭祀以崇德象贤”的传统活动是兴盛不断的。以至于到了清顺治三（1646) 年，南明的抵抗主力刚刚溃出澧州，清政府为了加强对江南的占领和统治，十分重视澧州的治理。未等州城全面得手，即委派道、州官员驻跸澹津（今津市）。百废待举之际，守澧官员认为，作为“王化之本，人才之所由出”的州级书院，不可能长期废缺。于是。在大量裁并其他官员的同时，却对澧州“州、县教授、学正、教谕、训导等员一如前代”配置。顺治五（1648）年，有“宇内名硕”之称的汤调鼎知澧州，一方面“追剿、恢复澧城”，一方面“捐俸筑延光书院，檄萃多士，课文析义，供给膏火……”据清初澧州文人龚之茗写的《延光书院记》的记载，“清河汤钧右先生” 于清顺治七（1650）年筑成的延光书院，址在当时的州治驻地“澹津”（即今津市市区一完小东侧）。龚文说，之所以名为“延光书院”，是“先生（指汤知州——笔者）之言曰：‘澧之先屈、宋尚已读书博雅，又有武子胤其人者，能使千年后澧人士犹称囊萤故事不衰，其光可延，是宜名延光。’” 延光书院要求“来尔诸士”，应当“追踪屈、宋，步武车、李”，通过“笔之，削之，磨之，砺之”，“宜人人握灵蛇之珠”，个个成“绣粲胸次”即胸怀锦绣才华的治国之士。

这里的“能使千年后澧人士犹称囊萤故事不衰”，指妇孺皆知的中华经典“囊萤映雪”中的“如囊萤（《三字经》语）”的故事，早已深入人心。就是时至今日，遍布澧县、津市、安乡等地的车胤遗迹如车城、车渚村、车家铺、车公山、车公亭、车溪河、车公桥、武子宅、武子墓、囊萤台、萤渚台等，仍是澧水之子车胤“声名藉盛于乡里”的明证。千百年来，澧州人传说，凡是萤火聚集之地，都是文昌之处。这是因为宋人王齐舆的《车武子墓》诗“儒生骨朽名犹在，高冢相望已乱真。只认夜深萤聚处，便应冢下读书人”久传不衰的结果。数年前，笔者在偏远的澧北山村，见到一位90老翁，他似乎对很多往事都不甚了了，但谈起车胤却滔滔不绝。特别令人感动的是，他竟一口气背出了车胤的“ 宵烛出腐草，微质含晶荧。收拾练囊中，资我照遗经。熠耀既不灭，吾咿宁暂停？毕竟齐显地，声名炳丹青”的《囊萤诗》。真可说是“其光可延”的一则轶事，也可说是车胤的事迹与精神，为澧浦子孙代代相传的一则佳话。

延光书院是清初澧州唯一的书院，担负的是州级书院职责。但它又是直接上承车渚书院，运行了20多年后，随州署立足澧阳城而搬迁、新建为兰江书院（后正式命名为“怀德书院”）。澹津的原址则降为县邑普通书院，运行一段而“寻废”。到康熙五十（1711）年，新州镇修葺和恢复了车渚书院；晚清时，车渚书院又与新州小彭山思王庙堂合一，供奉车胤、李元则画像，更名为彭山书堂（亦称彭山学堂），并镌“山思唐刺史，渚祀晋尚书”门联，以示对先贤的纪念。直到清末，归并到澧阳书院，遂使车武子精神的“延光”，一直照耀到了现代的新型学校。

三、溪东书院的三步发展

1、从草庐溪东书院到祠祀范公的“读书堂”

对于澧州溪东书院，多年来人们依据南宋澧州军事推官任友龙的《补范文正溪东书院记》认为，它是南宋宝庆丙戌（1226）之秋，由湖右常平使者兼澧守料院董与几所建。但是，近据多位地方历史文化研究者研究证实，溪东书院的创建者，应为寓居澧州的学者、理学大师范浚。范浚所建溪东书院的时间，应为绍兴十（1140）年左右。比董与几所建、名为范文正公溪东书院的时间，至少要早80年。更重要的是，溪东书院的诞生，也与文山书院、车渚书院一样，一开始就是文化名人心血的结晶。

 范浚，字茂明（1102-1150），本浙江兰溪人。其祖、父及兄弟九人皆进士，独浚不事科第。《直隶澧州志》称其“绍兴中举贤良方正。昆弟多膴仕，独浚以秦桧当国，抗节不起，隐于香溪，著书明道，人称‘香溪先生’”。捡史料知：浚祖父范锷，皇祐五（1053）年进士，历官开封府尹，特进光禄大夫、上柱国、太府少卿，封长社（今河南长葛市老城）郡公。父范筠，元祐三（1088）年进士，历官浙江提举，累升金紫光禄大夫、上柱国、开府仪同三司，少保、资政殿大学士，封长社郡开国男，进封荣国公，谥文涛。筠生十子，范浚排行第八，除二兄范深为举人外，其余八位兄弟均为进士，九人全部做官，故有“一门双柱国，十子九登科”之佳话。

绍兴十（1140）年左右，范浚应志趣相投的文友、澧州人苏庠之邀，游历澧浦。不想范浚却深深爱上了澧水兰江。他认为兰江有其家乡兰溪的相似之美，又远离临安，可免世事纷扰，便在澧水南岸关山之麓的一条小溪东侧、紧邻宁极道观之处，筑起一座草庐，收徒讲学。并把小溪唤作“濂溪”，草庐即名为溪东书院。濂溪后因宋道士莫元良重建的澧州宁极道观，被大宋皇帝敕赐为“银溪观”而改名为“银溪”。范浚自任溪东书院山长，在澧州银溪讲学数年。一时“澧阳有香溪”传为佳话，以至于后来的《湖南通志》等史书称范浚为澧州人。笔者想来，或因澧州溪东书院名声之盛，人们即把草创它的学者视为澧州人，也当是情有可原了。

南宋淳熙十（1183）年深秋，朱熹应时知澧州太守曹彦约之邀，来游澧州。早在淳熙八（1181）年二月中，朱熹写《范浚小传》文曰：“浚独有志圣贤之心学，无少外慕，屡辞征辟不就，多本诸经，而参诸子史，其考《易》、《书》、《春秋》，皆有传注，以发前儒之所未发。于时家居授徒至数百人，吾乡亦有从其游者，熹尝屡造其门，而不获见。”这里的“熹尝屡造其门，而不获见”，是指朱熹十八至二十岁（1148—1150）时，数次到兰溪向“香溪先生”登门求教未遇，只抄录了范浚屏书《心箴》而去。当时，朱熹见《心箴》文，曾击节称赏不已，认为仅凭《心箴》文，亦足可称一世之师。后闻范浚去世，朱熹亲临吊唁。因此，至今兰溪范氏祠堂有“朱子三访地，朝廷七聘家”之联纪其事。后来，朱熹郑重地将《心箴》原文收入自己的《孟子集注》中，也将《范浚小传》辑入了《朱子集传》。这表明朱熹对范浚始终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景仰之情。此次来到澧州，认真拜奠“香溪先生”的澧州银溪旧居和他创办的溪东书院，除了景仰之情外，自然也有对范创办书院倡导理学之举及其人品人格的不尽崇敬。

拜奠完毕，朱熹在格外兴奋中，情不自禁地走上溪东书院讲坛，从传讲《心箴》名文入题，以儒学的精髓、理学的要旨为中心，深入浅出讲述了他与张栻自岳麓书院会讲以来，臻于成熟、被后世称为湖湘学派的主要观点。朱熹在畅敍儒家哲学的理想境界，又结合各阶层人士的人生实际释疑解难的讲学中，联系澧州人熟悉的苏庠、范浚的思想人品学业等实例，以大师的智慧和风度循循善诱，赢得澧州大小官员、士绅和学子的热烈欢迎与倾倒。

当时，朱熹在向曹彦约提出的建议中，除了说作为荆南名郡的澧州，必须建好州学外，也必须重视和修复澧州的书院。并特别指出：苏庠主讲过的文山书院已破败不堪，范浚的溪东书院草庐实过简陋。这些书院可是先贤们的创业之基、先儒们的心血遗存。应当用我们当年艰难寻找和修复白鹿洞书院的意志和毅力，恢复澧州书院的荣光。说到此处，曹彦约和所有在场的人，都为白鹿洞书院的新生而向朱熹致敬，也为澧州书院的不堪焦虑。但曹彦约只能轻轻回应：弟子谨遵，尽力而行。朱熹当然知道为官者的苦衷，不露声色地顺手拿过纸笔，手书“廉节”二字，笑以赠之。并告诫：白鹿洞的修复，我亦得益于此二字。曹彦约会意，立即将“廉节”二字镌刻于石碑，并表示将要复兴书院，修建文庙（官学学宫），以迎接恩师再来澧州讲学。

绍熙五（1195）年，朱熹任知潭州（今长沙）和荆南安抚使。修复了岳麓书院，又将奉召赴临安，拟任焕章阁待制兼侍读前夕，朝廷诏起居殿中侍御史范处义，持节荆湖北道，巡视环湖十五州。于是，朱熹热情陪同，实现了他的第二次澧州之行。因为这位范公，是“香溪先生”的从子和私淑弟子，以进士累官至殿中侍御史。更重要的是他精于经学，是朱熹欣赏的“范、许诸儒”学派中的重要骨干。因此朱熹乐于陪同，一路切磋学术，再访澧州。

朱熹的第二次澧州行，首先兑现了他在新落成的澧州文庙讲学的承诺。又于此地意外地碰到了老朋友王齐舆。王字子孟，宁海城东人。南宋绍兴三十（1160）年进士。淳熙二（1175）年，朱熹退居福建崇安五夫里，专意学问，放情山水，曾与正任崇安县令的王齐舆踏雪咏诗。两人还相约桃花盛开时再聚，但不久朱上了上饶铅山鹅湖寺，参加著名的“鹅湖之会”，未能践约。而王则在崇安秩满后，先为澧阳等地邑倅。淳熙十六（1189）年，出知郢州。现在则退为澧州宁极观提举（澧州志载有其《车武子墓》诗），一别已有二十年。老朋友澧浦重逢，分外亲切，且曾为台州崇道观提举的朱熹，与现宁极观提举，亦有太多的话要说。于是，朱熹即同上宁极观，又再次凭吊范浚的溪东书院。

朱熹在宁极观与王齐舆促膝相谈，大约溪东书院、澧州各道观等，都是他们此时的重要话题，谈得深有启示。下山后，在持节侍御史范处义的支持下，朱熹促成了二件盛事的兴办：

 一是建议当时的州守霍篪和安乡县令刘愚，分别修复范仲淹幼年在安乡兴国观的“读书台”和游学澧州栖憩于澧城西隅、临池洗墨的“洗墨池”遗址。二是商定修葺溪东书院，并确定溪东书院专辟一室，肖像供奉范浚和范仲淹，以“释菜”规制“同祀二范公”。州、县长官尊从朱熹、范处义的意见。不久，安乡“读书台”和澧城“洗墨池”遗址均修葺一新，更就银溪溪东书院同祀二范事，建立官方规制仪式，设置官拨祭田经费。后来，随着范文正公的名声进一步大振，澧州士民便将“同祀二范”的书院直呼为“范公读书堂”。再后来，民间亦将“洗墨池”遗迹修葺为“范文正公读书堂”，以为专祠祀之。这就是今人看史料，往往发现“范文正公读书堂”有在城东、城西之看似矛盾记载的原因。

今天回眸这一历史，可以发现：在溪东书院专辟一室，“同祀二范”之举，在当时虽属书院必须完善的讲学、藏书、祭祀“三大事业”之一，也应当是溪东书院后来演变为范文正公读书堂、范文正溪东书院、最后定格为澧州文正书院的关键举措。书院文化研究者视此为澧州书院教育史上重大的决策和盛事。这一决策和盛事的关键人物当然是朱熹和范处义。朱熹和范处义的历史眼光与盛举，使溪东书院与澧州文庙一样，影响了此后千百年的澧州学脉文运，其教泽之惠，可谓功莫大焉。

2、徙建城东白沙洲的范文正溪东书院

“二范同祀一室”三十年后，即南宋宝庆二（1226）年，湖右常平使者兼澧守料院董侯（与几），重修溪东书院。董与几重修的原因，任友龙在《补范文正溪东书院记》一文中讲得很清楚：“侯谓问学精勤，立大志于穷约者，莫如范公；名节不屈，成大勋于显用者，亦莫如范公，学者所宜宗师。将徙书堂于近城，庶使四邑之士，仰其高风而景其遗行。”也就是说，董与几认为：范仲淹的大志、大勋，堪为人之楷模。为让全澧州士子景仰学习，应将已有祠祀范文正公香火三十年之久的溪东书院，徙建于州城附近来。

徙建近城的溪东书院规模，任友龙的记描述为：“于是度材鸠工，分画经始，中建一堂，旁列两庑；设四斋以育士，植五间以为门；后创一楼，匾曰‘通经’，盖取文正公读书十年，大通六经之旨之意；立文正公祠于堂之东偏。外又辟一门，缭以周垣，克壮形势，栋宇华丽，轮奂鼎新，实一郡伟观也。斯堂之役，郡博士郑自得、掌籍吴杰、直学张辙实董之，以底成绩。堂成，士未有养，乃括没官之田，得数百亩，拘而籍之。贰车马公壬仲又助金千缗，增鬻田。”这表明，范文正公溪东书院，较之范浚银溪草庐时代的溪东书院，已有了很大的不同：首先，它已由过去的隐居学者私家收徒讲学之所，变成了官方融资开办、招收州属四邑（即宋时澧州所辖慈利、石门、澧阳、安乡四县）生员、以官拨学田为固定经费的州级书院。另外，它也由山野草庐，“徙书堂于近城”，变成“ 栋宇华丽，轮奂鼎新，实一郡伟观”的新型学堂。

新型的范文正公溪东书院位置，任友龙的记描述为：“乃卜澧之阳。惟东彭山突兀，其前诸峰环列左右，旁挟两水，东西来朝，气象轩豁，胜景毕露，岂地灵显晦自有时耶?”这个描述所指的澧州近城方位，即在今澧阳镇襄阳村的东部和澧澹羊古村的西南部，古称白沙洲。查《直隶澧州志》，此处“澧水旧由伍家凹折去城东五里许，远环州治如带，后渐徙而北，去城日近，名为外河，尤有仙眠、白沙等洲中隔。”这里现虽大堤分割，古时却正是“治东”之白沙洲，与仙眠洲洲水相连。在《大元混一方舆胜览》一书中的“湖广澧州景致”则云：“范公读书堂，在安乡县。范文正公幼孤，从母归朱氏，朱宰安乡，俱来读书此地。宝庆元年，太守董与几改创州东先民洲（即仙眠洲—-笔者）上，养士颇众。”也就是说，董与几所建的范文正溪东书院，是从关山的银溪观旁搬到了澧阳城东近城里许的白沙洲。而“惟东彭山突兀”的彭山，即为今之关山。传宋时的彭王祠即在关山。至晚清时代，今关山中仍有“小彭山庙”。“旁挟两水”， 当指澹水河从十迴港南折，过今多安桥入澧水的澹、澧交汇处。书院正好建在澹水河东岸，也算是“溪东”。加上此前“二范同祀”的溪东书院已被人们俗称为“范公读书堂”，于是任友龙之记，开头即直接称“范文正公读书堂，乃湖右常平使者兼澧守料院董侯所建”。“补范文正溪东书院记”的标题，当是后来的地方志编纂者所加。

《直隶澧州志》对于古溪东书院位置的记载，采取了非常笼统、非常简约的方法，仅记为：“溪东书院，在治东一里许，宋范文正公尝读书于澧，后人慕之，建院祀焉。明正德间，州同欧阳席修，李如圭为记，明末废。今澧阳书院，其遗址也。”现在看来，此条记载既对又错，或可谓“亦对亦错”。症结在过于简单，给后人造成了混乱，甚至导致了当今的澧州人及一部分书院文化研究者的误识。因此，此处有必要加以说明：

首先，指宋宝庆二（1226）年，董与几徙建的溪东书院院址，在“治东一里许”，即今澧州城东附近的白沙洲，这是对的。《中国书院名录》据清光绪年间编撰的《湖南通志》和《湖南全省掌故备考》，以列表方式记载：“溪东书院，宋宝庆间建于澧州白沙洲范仲淹读书处。”这样记述表明，人们视范仲淹澧州读书处在白沙洲，显然与前面介绍的范仲淹“澧州游学，栖息在澧城西隅临池洗墨”的史事不符，是对“宋范文正公尝读书于澧，后人慕之，建院祀焉”的误读。“范文正公尝读书于澧”是实，但说“澧州白沙洲范仲淹读书处”则不确。其次，指明正德年间（1506—1520），州同欧阳席将溪东书院重修了一次。明嘉靖朝曾为户、工两部尚书的澧州人李如圭（1479—1547，字国宝）作记，至明末废毁了是对的。但紧接着说“今澧阳书院，其遗址也”，把“其遗址也”的“其”字代指“白沙洲”则不确，应当将“其”字代指洗墨池遗址才对。《直隶澧州志》的此条行文，太简约到使后人误以为清代所建的澧阳书院，是在白沙洲书院遗址建起来的。光绪《湖南通志》就是依据此说记为：“澧阳书院在州东白沙洲。”直至2008年11月，《湖湘文库》和岳麓书社出版的《湖南教育史》一书，也列表指澧阳书院院址为“澧州东白沙洲”。这明显是很大的错误。澧阳书院从来就在澧城西隅的“洗墨池”遗址，从未建到州城东，更不可能在澧州东白沙洲。这主要是州志的简约，略去了溪东书院的创建和徙建的位置，又把范仲淹澧州读书处——“洗墨池”和欧阳席修、李如圭为记的“文正书院”遗址，与徙建白沙洲的“范文正公溪东书院”遗址，混同为一处所造成的历史记述错误。简单地说：范浚创溪东书院于银溪观侧；董与几徙建范文正公溪东书院于近城的州治东白沙洲；欧阳席修、李如圭为记的文正书院，则在澧城西隅的洗墨池遗址（文正书院详情见下节）。

另外，现在不少澧州人看《直隶澧州志》，总是对溪东书院址在“治东”持疑。因为州志的“澧阳书院”条下，又有“在城西隅溪东书院遗址建修，三载落成”的记载。这条记载与上一条“溪东书院，在治东一里许”的记载，新排版的《直隶澧州志》就在同一页。再加上今人看现在的城东，大堤雄峙，水浸荒洲。700多年前，岂不更荒凉？而城西澧阳书院遗址，有洗墨池胜景，近数十年来，一般人都说，今天的澧县一中，是澧阳书院改的，澧阳书院的前身是溪东书院。所以要么干脆把“溪东书院，在治东一里许”视为“笔误”；要么据景为证，想当然地认为溪东书院从来就在城西。根本不去深究何谓“溪东”，更无从甄别志载之误。

历史的事实是：溪东书院，是范浚于绍兴十（1140）年左右，草创于澧州关山银溪观旁的简易理学书院。绍熙五（1194）年，朱熹与范处义一起，促成溪东书院的修葺并辟室同祀“二范”文正公和范浚，人们因此直呼为“范公读书堂”。范文正公去世174年后的南宋宝庆二（1226）年，董与几徙建溪东书院于近城里许的白沙洲，命名为“范文正公溪东书院”。它已是一所“栋宇华丽，轮奂鼎新，实一郡伟观”的州级书院。完全取代了唐以来文山书院的位置，继承了文山书院的硬、软件资产。直到元至元年间（1279—1294），澧州“好古之士”重新修葺。元延佑五（1318）年前，郝希贤于此执教，忽都达儿从郝就学，师生同登延佑五年左右榜状元，创造了范文正公溪东书院历史最光辉的一页。至于“文正书院”和“澧阳书院”，则是“范文正公溪东书院”再次迁建的后继者。

3、洗墨池遗迹和文正书院的兴建

经专家学者考证，澧州洗墨池是北宋的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青少年时代，也就是北宋真宗咸平初年（998年左右），依宰安乡的继父长山朱文翰，在安乡兴国观读书之后，又随父宦游澧州，栖息于澧阳城西隅求学深造，即于此临池洗墨，留下了“洗墨池”遗迹。南宋绍熙五（1194）年，朱熹陪同持节荆湖北道，巡视环湖十五州的朝廷起居殿中侍御史范处义，第二次来到澧州，即属促澧州太守，修复了“洗墨池”遗迹，并建“范文正公读书堂”祭祀之。南宋宝庆丙戌（1226）年，湖右常平使者兼澧守料院董与几，就城东里许的白沙洲建州级书院——范文正公溪东书院。范文正公溪东书院在澹水河东白沙洲存在了约291年（1226—1517）。明洪熙元（1425）年，皇族华阳王徙封于澧，以原城西州署地为王邸，即把“洗墨池”纳入王邸花园。先是将洗墨池遗迹“范文正公读书堂”，改建为王府塾学乐善书院；继又于正德丁丑（1517）年，由华阳王府捐拨王邸花园的洗墨池地段，交由州同欧阳席主持，修建为新的澧州州级书院——文正书院,李如圭为之作记。此记题为《溪东书院记》，原载于《澧纪》卷之九。2008年5月前，人们多方寻找几百年而未曾得见。澧县一中赵绪清校长先是从上海图书馆手抄此文，后又千方百计获得明万历四十（1612）年木刻孤本《澧纪》复印件，溪东书院的第三步发展史，也就是明中叶以后的溪东书院兴废状况，才得以为今人知晓。因此，李如圭之记显得尤为珍贵。

今读李如圭《溪东书院记》，有几点值得特别说明。其一：“父老相传，谓公幼时，随母适长山朱氏者，仕于安乡，迩澧以故，亦尝游息于此，当时洗墨池尚存。”此指明范仲淹幼时曾由安乡随长山朱氏（范继父）游息于澧城，当时尚存的洗墨池即是其宦游澧州的遗迹。其二：“元至元间（1279——1294），好古之士即故地建书院以祀之。以地在澧城之东，为溪所隔，故院以溪东名。虽无记述，理或然也。元末兵燹，院宇废尽。”表明南宋宝庆二（1226）年董与几徙建于白沙洲的溪东书院，运行到“元至元间”，也就是50—70余年后，有过一次原址（白沙洲）的翻建。元代翻建过的溪东书院，再运行到元末，遭兵灾战火而废毁了。其三：“百余年来，故址旧池，变为仓基民业……正德丁丑（1517）冬十月……汪君遂嘱同知欧阳席为之。乃复其故地……为一方伟观。”这是指从元末明初到明正德丁丑（1517）年约150年后，欧阳席在已“变为仓基民业”的旧洗墨池故址，复修成了新的“为一方伟观”的溪东书院。这个“为一方伟观”的溪东书院，当指后来被人匾额的“文正书院”、也就是溪东书院第三步发展的书院。简言之，上引文中“好古之士即故地建书院以祀之”的“故地”指城东白沙洲，而“故址旧池”的“故址”和“乃复其故地”的“故地”，则均指城西洗墨池。不弄清这一区别，就无法透过历史的尘埃，说清溪东书院曾经有过的城东、城西的历史。此处如此认定的原则只有一条，那就是“洗墨池”遗迹自北宋真宗咸平初年（998年左右）在城西存在以来，不曾有过变化，足以证明溪东书院除了银溪观之外，确有澧州城东、城西的前后两段发展史。

总之，欧阳席建、李如圭为记的溪东书院，是第二次移址搬迁重建。李如圭之记表明：“明正德丁丑（1517）”后的范文正溪东书院，在城西隅华藩北侧，准确名字或后人匾额的名字叫“文正书院”,直至明末废毁。查相关史料可知：明代的澧州城，曾有一座基本上与明王朝相始终的富丽辉煌的华阳王藩府，王府北侧后花园，曾有一座藩邸府塾书院。欧阳席的搬迁重建，不仅得到了当时的华阳王的支持，而且获得了王府捐献的府塾院子和洗墨池遗址，再扩大地盘才建成的。这一校址和院名的变异表明，澧州人为祠祀、纪念范公而建的书院，有“前、中、后三期之分”、“澧州城东、西址之别”。历来虽笼统称为 “范文正公溪东书院”或“澧州文正书院”，但其实有明显的不同。弄清了这一点，也就澄清了单一解释澧阳书院“其前身为溪东书院，又名文正书院”的不准确性。而州志上两条矛盾的记载：一说“溪东书院，在治东一里许”，又说“澧阳书院在城西隅溪东书院遗址建修”的记载，实际上是由于把董与几徙建白沙洲的“范文正公溪东书院”与欧阳席新建的“文正书院”混为一谈的结果。就地址而言，实在是有“以东指西”、“以后代前”的误混。这种误混导致的历史错误就是前列的《湖南教育史》等书，仍把澧阳书院院址指为“澧州东白沙洲”的明显错误。说澧阳书院院址在“澧州东白沙洲”，实在是历史上没有的事。

较之白沙洲的范文正公溪东书院，城西隅的文正书院斋堂建筑更巍峨，办学规模更宏大，诵读条件更舒适，庭院环境更优美，祭祀先贤文哲的祀礼更隆重。一些文人仕宦的吟述诗文表明，当时的文正书院，不仅是澧浦大地的顶级显校，也是荆南著名的一流学府。曾吸引过很多名人大儒前来执教，也招来了众多士子甚至公子王孙们前来从学。文正书院到明末清初完全废毁，运行了130余年。与白沙洲范文正公溪东书院和银溪观草创的草庐溪东书院累计计算，则澧州的溪东书院屹立了500年左右，为古澧人才的培育和澧州文化的发展，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四、学殖书院的历史

对于学殖书院，《直隶澧州志》记载为：“在新城镇，元大德间（1297—1307）杨国祯建，今废。”《湖南通志》则记为“学殖书院在州西南六十里，元杨国祯建。”时间、创建者均同，但所在地址相差甚远。

新城镇即今天的津市新州镇，州西南六十里历史上则特指今天的临澧县佘市桥镇。元代两地均为澧州州本部辖区。不知因何造成学殖书院所在地记述之误。现在，由于学殖书院详情略而不清。一时无法认定那种记述正确。不过据推测，学殖书院应当是建在新州镇。因为我们看到，元大德后的延佑七（1320）年，曾任柿溪州学正多年的佘市桥镇人刘世英，告老还乡，捐巨资修建道溪书院。道溪书院正位于湖南临澧佘市桥南岸。从至治元年(1321)秋动工，至治三年春建成。翰林谢端作《道溪书院记》以传其事。创建人刘世英(1264-1340)，字茂卿，祖居今临澧。以翰林提督取仕，累官多年后告老还乡，以崇尚儒学，信奉道教，慷慨好义而深得里人崇敬。刘世英还乡后修道溪书院，表明佘市镇此前没有书院。由此可以断定，学殖书院应当是在新州镇，《湖南通志》应属抄录有误。

据《澧纪》载：杨公国祯，清社（今甘肃清水县南）人，元大德四（1300）年任澧州路总管，大德末（1307）年卸任。他于大德五（1301）年，修复了车渚书院，受到廉治鼎、澧肃政(监察御史)恒庄李公（李廷咏）的高度赞扬。约二至三年后，又兴建学殖书院。史载元至元甲申 (1284)年后至大德中的近二十年间，新城镇曾为澧州路总管府治所。在路府的重视下，学殖书院此时兴建并担负路府书院的职责，应当就是学殖书院定会建在新城镇，而不会在州西南六十里的又一理由。

清初汤调鼎在津市建成的延光书院，是上承车渚书院余脉，下继学殖书院历史地位的。延光书院的最后归宿，亦可视为学殖书院的最后归宿。余事待考。

五、怀德书院的历史

康熙四（1665）年，清廷委派年仅20岁的奉天广宁（今河北昌黎）人张圣宏（字子远）任澧州州守。这是一位年轻有为、胸怀文治勋业之志的能吏。他下车伊始，“即访澧文行士，优礼延接，讲问经义。敬父老，讲农田水利”，又“编《兰浦仁声》，筑怀德书院，勒石纪绩”。政绩显著，州人敬爱。同时代的不少澧籍名流都为他书赠颂诗。现读这些颂诗，可清楚地看到，张圣宏最大的功绩莫过于修建了怀德书院。

怀德书院大约康熙九（1670）年左右建成，州志上只简单地标明在“州署东”，据初步考证，实际上是在澧州城东门至沧堰（今澧城中学）间建起的州级书院。张子远认为，有清以来，澧州的州级书院——延光书院，远在澹津（今津市），这是由于澹津曾作为清代澧州州治的第一个驻地四年（顺治3-7年）历史造成的。对于他这个务求加强文治的州牧来说，多有不便，必须尽早迁回州城。他还认为，大清国二十多年治理下的澧州，农桑恢复发展了，文化教育也必须有大的恢复发展，于是决心在州署附近兴建符合规模等级的书院。康熙六（1667）年动工，近三年后书院建成。但他或许还没来得及命名，吴三桂叛陷澧州，澧州及属县惨遭战乱，自己又被诬为“弃城逃遁”的罪臣，朝廷一度追究责任，名声受损。因此从该书院建成到康熙十九（1680）年的十来年间，州人便依其位置，称之为“兰江书院”。现在的州志上仅见咏兰江书院诗，无兰江书院名录。原因是吴乱平息后，查明原守道官员梅标投降、引吴将偷袭、接受伪州牧等事实。张圣宏的“失职逃遁”罪责得以平反，州人遂将兰江书院正式命名为怀德书院，以长久纪念那位“风流超八表”，且有“一粒不嚼澧阳米，餐餐好饮兰江水”美称的“张子远公”。

怀德书院历经110多年运营后，废于水毁。所有的文字资料荡然无存，就连当时特立的一块书院碑也无下落。今天的人们，只能凭州志录载的两首《兰江书院落成歌》和一首《怀德书院》诗，推测其空前的规模，及其“澹江桃李奏熏风”的教化之功。当然，曾有110多年造士育人历史的怀德书院史，或许终有拨开云雾的一天，于此只能寄厚望于来者苦心寻找故纸堆了。

六、澧阳书院的辉煌

乾隆四十一（1776）年，任岳常澧道的梁敦书离任，他认为“州故有文山书院，址久废，士无所储，业由是弛”，于是做出安排，“捐俸二百金”，“存典生息”，以“谋创之”。十二年后的乾隆五十四（1789）年，守道臧荣青、学正王室龙、训导龙柳溪以此资金作基础，再次倡议，州牧方维祺又组织士绅捐得不少资金，拟在怀德书院也亦即文山书院旧址重建。但后来，牧澧官员们根据州人害怕遭水毁的心情，则从澧州军营手中收回了时作跑马场的城西隅文正书院遗址，始行兴建。两年后，即1791 年，澧州城西隅洗墨池畔，建起了一所崭新的书院——澧阳书院。它拥有头门、二门、公局、文昌祠、讲堂、楼座、仓廒、厨房及东西两斋等51间堂舍，置水田400多亩，年收879石租谷，还有税屋租金等，可供用于整修扩建校舍和支付教师薪俸、学生补助、寒士津贴等最大规模的澧阳书院。当年就办起“文生课”和“童生课”二个班。澧州志说：澧阳书院之建，实权与于前守道梁敦书创始，“书院成，因设为龛祠之” 。州牧方维祺则撰写了《澧阳书院落成记》，提出“尤企州人士思其艰，图其实，慎厥终……毋务为虚文而怠以中止”。嘉庆初，首成《澧阳书院志》，守道臧荣青、学正王室龙作序，教诸生“穷经稽古”，“争自濯磨”，而不得“徒以浮文为猎取功名之具”，也不得“以此为操科甲之左券”。道光、咸丰间院田日增。同治七（1868）年，知州魏式曾令澧州名儒彭必材整修斋堂，增修院志，刊行规条，以促进人才之成长。书院连续运行至光绪二十八（1902）年，按清廷诏令改为澧州官立中学堂止，澧阳书院走过了113个春秋。  

在这一百多年中，澧阳书院有过不断规范、完善、发展的历史，创造了古澧州教育史上的辉煌。史载新兴的澧阳书院，一时“多士云集，数年来，采芹藻，登贤书者，济济相绎，几于希风岳麓矣” 。 所谓“几于希风岳麓”，就是指其声誉直追岳麓，几可与岳麓书院的成绩比肩。能取得如此的成就，澧阳书院的办校历史和教育经验，是值得总结思考与借鉴的：

一是坚持聘用名师。澧阳书院建成的第三年，即乾隆五十七（1792）年，以“湘中诗老” 和“楚中骚雅才”闻名于世的长沙府湘潭县籍诗人、戏曲作家张九钺返归故乡后，澧州人聘来主持澧阳书院数年。1805年，安化人陶澍回乡“守制（守父孝）”，澧州人不惜与岳麓书院一争，聘他来就任主讲席三年之久。后来又聘来在澧阳书院掌院数年的“湘中四杰”之一、大儒左宗植（左宗棠次兄）、曾为山长的长沙人张启鹏、善化人黄士对及以“湘西才子”和致仕按察身份掌院的黄碧川等，都是澧州人“广选名师，不误子弟”思想的体现。这些人的到来，使得澧阳书院的教与学，达到了新的高度，极大地促进了人才的培养成长。在这个问题上，清中兴名臣、湖湘经世学派创始人陶澍任澧阳书院主讲席，可说是二百年来，澧州教育史上最具影响的一页。三年多的时间里，陶澍的主要活动，不仅留下了珍贵的诗文，而且形成了他于湖湘经世学派中的重要施教思想。后来，陶澍每到一地，都大兴书院，督办教育，就连他后来主修《洞庭湖志》，也可说其思想的发端是与他在澧阳书院的教学实践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二是精选国需良才。澧阳书院在上述山长、主讲、主院等名师的主持下，体察澧人“设书院之深心”，以“教育人才，砥行砺名，储国家棫朴菁莪之选”为目标，因此，“负笈生徒必择乡里秀异、沉潜学问者肄业其中。其恃才放诞、佻达不羁之士，不得滥入书院中” ， 这充分体现了好好利用有限的教育资源，尽可能多地培养国家需用人才的务实之举。

三是采用“严惮切磋”之法。澧阳书院对于生员，“所期望者在品” ，因而采用“诱掖奖进”的方法，使“诸生受业于此，诚于讲贯、息游之下，缅想当日希文之风”。这也就是说，书院是以文正公等先贤为楷模，严格要求，正面引导，启发觉悟，“争自濯磨”的方法，达到造士养才之目的。

正是在上述这些思想指导下，清末澧阳书院的最后一位由澧州学正兼任的主院李瀚昌（字石贞，宁乡人），专门撰写了一份《澧阳书院学约》，总结了澧州历代的书院教与学的经验，成了当今研究书院文化的重要文献。从这份学约中，也可了解很多教、学信息。比如，文中盛赞 “澧故屈、宋游眺地，子弟秀美而文”，面对维新变局，教者和学者都要“收放心，临大节，平大难，不失君子风范”等等。李瀚昌还为澧阳书院撰有一幅重要楹联 ：“范希文是此地秀才，谁为后起？胡安定亦方州博士，敢薄闲曹”。其意思是激励教与学者，都要有宋代名相范仲淹和创造了“苏湖教法”的大教育家胡瑗（字安定）的志气与作为，追踪前贤，不负来者。现在，我们探寻澧州的书院文化传统时，拿这幅楹联来审视评判澧州书院史上众多的教者和学者，可以说他们都有过不轻视教育职业（即岂“敢薄闲曹”）和争当后起之秀（“谁为后起”）的志气与作为，都有过拼搏奋斗的历史。正是这些人的行为和学业，使澧阳书院获得了很高的声誉，也为今天的澧县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文化财富。

深为可惜的是，至今《澧阳书院志》未能重现，澧阳书院办学的详情不太清楚，影响了古澧书院教育经验和书院文化的总结和借鉴。

七、古澧州级书院的历史归结

澧县一中，是由澧阳书院更名后的官立中学堂发展而来的。因此，它是澧阳书院这所州级书院的直接继承者，澧阳书院的全部历史也就是澧县一中的历史，这一点没有异议。但澧县教育史研究材料表明，澧县一中的历史渊源，其实包含了古澧州州级书院的全部历史，古澧州州本部的书院教育，都可视为澧县一中的昨天和前天。因此，现在追索澧县一中的办校时间，按史证，有史可查的至少可以追索到文山书院创建的唐太和四（830）年左右；优良的文化传统、特别是校园精神、校风、学风、师德、文韵、学脉等，则可从澧州州学和州级书院的文化底蕴之中，吸纳精髓，寻求根源。这是每一个认真研究了澧州州级书院史的人都很容易认可的。

文山书院从唐太和四（830）年诞生后，即成为澧州州级书院，它是古澧州最高学府的第一块丰碑；到南宋宝庆二（1226）年，被董与几徙建白沙洲的范文正公溪东书院替代；经过元代的发展和明朝前、中期的衰落，范文正公溪东书院于明正德丁丑 (1517) 年，由欧阳席、李如圭等迁建到州城西隅的华阳王府侧（今澧县一中校园）洗墨池畔，成为新的文正书院。这是古澧州书院学府的发展壮大期；清初，澧州州级书院由建在澹津的“延光书院”担负，延光书院上承车渚书院，而车渚书院作为正式的书院，建于唐咸通中至乾符年间（866—879）的新城镇（今新州），但作为读书台，则起自晋末，远在1200年前。元大德五（1301）年，又被扩建为州级的学殖书院。所以，当延光书院运行20年后，于康熙九（1669）年迁回澧州城东文山书院旧址，初名兰江书院，约十年后更名为怀德书院时，则古澧州的最高学府，走完了一段从澧阳城到新州、到津市、再回澧阳城的变迁史。怀德书院经过110年后，第二次回迁到州城西隅文正书院旧址，也就是范仲淹少时（998年左右）游学澧州、临池洗墨的洗墨池畔遗址，兴建成新型的澧阳书院，达到了古澧州书院教育的顶峰。这个线索，就所查到的现有资料看，应是没有疑义的。

清澧州守道臧荣青、学正王室龙各自写的《澧阳书院序》指出：“澧之山水清秀，代有闻人，名臣贤相，史不绝书，若晋之车武子，唐之李文山……宋之范文正公读书遗迹宛在”。因此，“书院之宜复，顾不及及欤”。这就是说，澧阳书院的建成，实际上是古澧州以三大文化名人命名的三大书院的继承者。其前的历史渊源，融入了车武子精神 ，李文山文韵，范文正才志，并成为一种无形的力量，支撑着澧浦最高文化教育殿堂的进步和发展。陶澍所题的“台接囊萤，似车武子方称学者；池临洗墨，看范希文何等秀才”的楹联，很好地说明了澧浦文教昌盛的底蕴。清代曾为陕西按察使、致仕后执掌澧阳书院的黄碧川撰写的院联“故老说宋玉屈原，自六经以来，骚坛嗣响；大江历岷山沱水，挟九澧同去，学海朝宗”，更是道尽了澧浦最高学府“挟九澧”历史精华，走向现代，走向今天的“学海朝宗”之规律。

认识了这一点，则“澧县一中决不仅仅是一座百年学府，而是雄踞整个澧水流域一千

二百多年、独具深厚历史文化积淀的澧浦最高文化教育殿堂”的观点，不仅可以成立，而且值得寻源探奥。因为，上述澧州州级书院的变迁说明：今天的澧县一中，切切实实为澧州历史上所有州级书院的最后归宿。

第二章   古澧属邑（县、卫）书院

一、澧州州本部的县邑书院

清同治十三（1874）年的《直隶澧州志》卷七记载，澧州州本部，也就是今天的澧县、津市、临澧三县市范围内，除了前章所述的八所州级书院外，还有三所县（邑）书院，即道溪书院、澹津书院、崇实书院。道溪书院所在地佘氏桥，今属临澧县辖区；澹津书院所在地津市，今已析置为县级津市市，此二所书院详情将在介绍津市和临澧县书院时细述。今澧县辖区，按《直隶澧州志》载仅一所县级书院，即崇实书院。民国二十八（1939）年版《澧县县志》所载书院，照抄《直隶澧州志》卷七的内容，不加一字。而1993年版的《澧县志》不知为什么，却去掉了崇实书院的记载。崇实书院所在地汇口，今属澧县官垸乡，该书院起止时间、建毁详情等虽不详，但书院名录不可去漏。

查明万历四十（1612）年刊行的《澧紀》，则明代的澧阳县或澧州州治地，即今澧县城，至少还有三贤书院、澧兰书院、同仁书院、乐善书院四所。这四所书院，尽管当今史志不载其名录，但它们对于整个澧水流域的书院教育史，都是不得不书的一页。近现代地方史志特别是当今的书院研究学者们，不知道这四所书院，明显的原因，当因《澧紀》一书，自清康熙甲子（1684）年后即成残帙，到编修《直隶澧州志》时，“则久为稀见难得之书”所至。如果不是获得《澧紀》孤本复印件并促使其以《lt;澧紀gt;校注》本面目重回读者案头，即使澧县人也仍无法了解澧阳城曾有过这些书院。《澧紀》的复现证明，今澧县辖境，除了八所州级书院外，还有五所县（邑）书院，已是不争的事实。

1、澧兰书院

据《澧紀》卷八记载：澧兰书院在当时的州治后，即今分司街澧县公安局北面，“旧为夫厂（服役人夫即徭役管理机构），正德间（1506—1522），提学佥事蔡潮檄有司，更为澧兰书院。延前翰林检讨刘瑞讲学其中，嘉靖间（1522—1565）改为分司。”此介绍指明了澧兰书院的全部历史：它是当时朝廷贬臣、前翰林检讨刘瑞谪居澧州时，湖广提学（佥事）蔡潮指示澧州当局（“檄有司”）而兴建、恭聘刘瑞讲学其中的一所书院。刘瑞离开澧州或去世不久，州府又将院址改作分司官署（明清于盐运司下设分司，为管理盐务的官方机构）了。因此，澧兰书院是与明代“澧籍五尚书”之一的刘瑞直接相关连的一所书院。

刘瑞（？—1525），字德符，祖籍四川内江。父时斅，官山东佥事，以廉惠称。去职后应时任华阳王府教授李吉安之邀，寓居澧州，生瑞。瑞少进州学，聪慧异常，举弘治九年（1496）进士，选庶吉士，授职检讨。

刘瑞初入翰林院，恰遇清宁宫火灾，见明孝宗请来大批僧人斋蘸，便以“请罢醮坛”阻止劳民伤财的奏言，赢得满朝文武百官称许。不久，朝廷召集内阁讲官延访治道，刘瑞又以一篇“故阉李广门下内臣，宜悉治罪。前太监汪直，先帝罪人，今来觊用，当斥远之。副使杨茂元、郎中王云凤以直言获罪，宜召复其官。京师之万春宫、兴济真武庙、寿宁侯第；在外之兴、岐、衡、雍、汝、泾诸府，土木繁兴，宜悉罢不急者；都匀之捷，邓廷瓚冒其功；贺兰之征，王越启其衅，请追正欺罔之罪”的慷慨陈词，惊动了朝野。因为此言直陈是非功过，抑皇亲国戚之奢，道民心国政之弊。史有“弘治中兴”之称的孝宗皇帝闻报后，深以为然，从而引发了一场朝野反奸宦、减土木、罢慵官、平冤屈的吏治斗争。

明弘治十八年末（1505）武宗即位，次年改元正德。刘瑞疏陈治本九事，奏请新帝召回原被错误夺职的祭酒章懋、侍郎王鏊、都御史林俊雍泰等官员；同时超擢参政王纶、副使王云凤、佥事胡献、知府杨茂元等一批能臣廉员，“由是，诸臣多获进用”，刘瑞显然成了一位不顾自身进退，敢于伸张正义，深受正直阁臣爱戴的言官。

在明朝宦官当权日益严重之时，刘瑞的做法深伏危机。1507年后，大宦官刘瑾用事。瑾故出李广门下。刘瑞在孝宗时代弹劾李广事，刘瑾恨而急行除之：首先是剥夺刘瑞的言事权，逼迫他称病辞职；接着诬蔑他的所谓朝廷“结党”罪，削去俸禄，遣出京城，至贫不能还乡。再接着又以所谓错荐雍泰罪，除了雍名，还把刘瑞仅存的一点粮米罚没输塞上。被诬害得穷困潦倒的刘瑞“坐是益困”。经过千辛万苦回到澧州后，只得依靠从母子李充嗣的援助生存下来。刘瑞在澧籍名儒高堂等人的支持下，始倡正学，设学授徒，聊以自给。高堂等人则邀集自家子弟交托刘瑞教授。由于刘瑞的渊博学识和高贵品格，吸引众多士子从学，造就了后入祀扬州名宦祠的澧籍名臣高鹏等一批人才。大约1508年 ，湖广提学、临海蔡潮视学澧州，出于对刘瑞人格的崇敬和才华的珍爱，冒着有可能被奸臣怪罪的风险，特为之立“澧兰书院”，延致讲授。

刘瑞在澧兰书院的讲授，特受澧州学子欢迎，而且声誉远播。当时澧阳城内外的学校包括华阳王府塾校，均常请他去讲学。《澧紀》录载的刘瑞不少诗文，就是其外出讲学之余所作。经刘瑞培育指导的人才如明正德、嘉靖二朝的一些澧籍举人、进士，都很受其人格与才华的影响。

高鹏字云翼，是刘瑞贬澧后，因生活无着，高堂等人邀集的士族子弟交他教授、从其教四年的生员，后高中正德辛未（1511）科进士，累知通州（今江苏南通市）、霸州（今河北霸县）、扬州（今江苏扬州市）。高鹏对于政事、国事，《澧紀》记为“廉能茂著，厘革弊政。凡所经画，悉为成法” 。据《澧志举要》载：高鹏“成进士，授南通州知州，革弊政。奏罢扬州坍江料。调霸州，以中贵渔食畿辅近地，上章极论，触珰怒，文致诏狱，台省雪其冤，降云南安宁同知……巡抚李宗器，尝荐鹏为人和粹，而遇事敢为”。意思是说高鹏每任职一地，即大胆革除各种弊政，大兴廉政之风；一到扬州，就狠狠惩罚一批管理粮草调运的贪官污吏；调霸州后，更把惩治腐败之剑刺向了内廷正受皇帝宠幸的宦官（中贵人）渔肉百姓的黑手，终于触怒权党，被权党们以舞文弄墨之法（文致）诬陷进监狱，也在所不惜。只是因为巡抚李宗等一些人的器重，吁请尚书、门下、中书三省（台省）中的正直朝臣，为其辨诬雪冤，才得以贬谪云南安宁当个同知。 权党们“文致”的折磨、摧残相当严重，导致了高鹏的英年早逝。33岁时，赴四川公务，顺道请假归省澧州，不幸因病卒于家中。作为师长的刘瑞非常痛惜，曾在其写的祭文中说：“有君行之道，而位不显于朝廊；有廷式之行，而禄不逮于后昆。为乡善士，为国梁臣。”这即是对高鹏短暂一生恰当、准确的总结，也可以说是刘瑞自己一生奉行不逾的准则。

正德五（1510）年，刘瑾被诛，正德十（1515）年，刘瑞得以昭雪。先是以副使督浙江学校，“定冠婚丧祭、乡饮二射礼，藻鉴公明，甄拔皆知名士” 。正德十四（1519）年升南京太仆司少卿。十六（1521）年，升南京光禄卿。其时刘瑞“任此者，日与中官杂处，玩法弊丛，瑞痛革之。自是尽塞需索侵渔之端。期年正供不乏，有数岁积” 。嘉靖二（1523）年之秋，进南京礼部右侍郎。嘉靖四（1525）年秋，刘瑞回澧州省亲，归里不数日,不幸因病而卒。

刘瑞的去世，立即惊动了紫禁城，世宗皇帝悲痛之余，翻览《禁垣奏议》，对刘瑞侍弘治、正德、嘉靖三朝20多年来的一系列奏论建言，越看越觉赞赏，禁不住当众“嘉之”。于是，一道为刘瑞“特建忠清祠，配享范文正公，令子孙永奉祠祀”的诏书飞马快递澧州。后又被谥“文肃”。从此，澧州城西北隅的文正书院（今澧县一中）北侧，一座肃穆壮观的忠清祠，雄峙了一百多年，成为澧州士子修身养道的崇仰之地，直至清初随华阳王府一同被废毁。但刘瑞这个代表着正直、敢言和忠诤之臣的名字却没被历史的尘埃淹没，除《明史.列传》有传外，《直隶澧州志》的记载多达四处。《澧紀》亦赞誉为 ：“瑞扬历三朝，始终一节。随事建白，言罔不尽。坐朋党久废，气不少挫。其遇物不设机变，不学无行者，疾之如仇，以是寡合。凡经生举子，一经品题，终身不易。”所著有《改本三国志》、《彰观录》、《澧兰》等稿。李康和（充嗣）合为《五清文集》，湛甘泉先生为之序。虽然澧兰书院早于明嘉靖朝改为分司署了，但澧兰书院的历史却令今人慨叹不已。

2、三贤书院

《澧紀》卷九载：“三贤书院，州南一里三贤祠，知州水之文建，刘崇文有记。”又据刘崇文的《三贤书院记》可知其概况。

三贤书院的建立，缘起于澧州知州水之文。四明鄞县举人水之文，明嘉靖三十九（1560）年任澧州知州，他“每登囊萤之台，则歆武子光烈；访水竹之居，则忆文山骚雅；采闾里之评，则仰涔涯勲望” ，并经常与澧州士人们议论：武子（车胤）、文山（李群玉）、涔涯（李如圭）“三公，其楚才之良”，极力推崇澧州先贤们的道德文章，使当时的澧州士林特受感动和鼓舞。

不久，士大夫、学子们恳请州府建书院以祭祀三公、继承发扬三贤哲的精神。水之文立即“慨然从之。”水经过一番调查研究，“谘之寮宷，讯之学宫，详之当道，冀得所请。”然后，又说服和争取到上峰的支持：“巳时公兴学育才有声，湖湘间太府姜公上其议，督学吴公走檄申谕曰：立书院以居生儒，匪惟称先哲表扬，亦足为后学矜式，寓意盖深远矣。”于是，水之文在民心所向和上峰批准（走檄申谕）之后，即利用原澧州“地滨兰沚”之废坏的义仓旧址，即今澧县蜚云塔北、离澧州城东南一里之遥的一块“爽垲旷幽，灵郁盘秀”之地，“公乃奉扬德意，措置菑画”，并在“不欲侈费”民众的前提下，将义仓“旧有会计堂，撤而新之”，建成三公正寝殿；又将“东岳宫旧有九转堂、崇德祠”，“乃徙其堂为前厅，以待展谒。徙其祠为掖室，以便憇休。榱栋甓瓦，髹涂缭构，则公自料理。殆非时绌举赢，重烦吾民者。”“甫落成，公既慎简髦士育其中，乃徴刘子崇文为书院记” 。

刘崇文是澧州人，字汝质，号洞衡，嘉靖四十（1561）年中举，授四川广元令，旋转知蓬州。他对于三贤书院的建立，认为意义重大：“三公既祀之乡贤，兹复饷以专祀，固卓然特典；诸士已群之乡校矣，乃又宅以书院，隆以教养，其义盖可绎思焉。诚识其义而则古思奋等而进之，斯督学表扬矜式之檄，匪为虚具矣！”又说：“澧介洞庭衡岳，固人文奥区，乃若武子囊萤，力学树绩铨曹；文山雅韵高风，振藻天禄；涔涯扬历中外，继轨前修。信夫其足增耀山川，兴起百世者！夫道德、文章、功业，世所称不朽也。立言若文山，立功若武子，若涔涯，究其实，一以道德为本。诸士之诵法孔孟旧矣，乃其敬业而乐群切削，而观感得无有奋然思齐者乎？”意思是说，三贤书院的建立，将会大大促使学子们以车武子囊萤苦读，终为吏部尚书（树绩铨曹）、李群玉才高品优，弘文馆扬名（振藻天禄）、李如圭政绩突出，接继前贤（继轨前修）的事迹为榜样，激励诸士子们“奋然思齐”，使澧州呈现百世兴盛、山川增辉的荣耀。刘崇文还认为，文山的“立言”（今有268首诗传世）、武子、涔涯的立功（二人均官至尚书），靠的是“一以道德为本”，而三贤书院的建立，将为诸士提供“敬业而乐群切削”的保证，因此是功莫大焉之举。

对于水之文兴建三贤书院的功绩，刘崇文更十分赞赏：“公置祭田若干亩，岁取其租若干石，具载郡乘。兹虽统以乡祠，不欲春、秋别祀。然督课讲艺之暇，恭率诸士，时其展奠，而肃其尊仰，亦庶几礼以义起哉。”水之文“剌澧五载，政通人和。诸所建设，咸关风教”的政绩，澧州人也会永远铭记之。

三贤书院“慎简髦士育其中”，实际上成了当时仅次州级书院的郡邑名庠。约在明末清初的变局中废毁。三贤书院或三贤祠早已不复存在，但所在地区，如今是澧澹乡的一个村，并袭用三贤为村名。上世纪30年代到本世纪初，还是一所小学校的名称。尽管至今没有发现三贤书院的其他史料，但还是有理由认为，《三贤书院记》本身就是一段珍贵的历史。

3、 同仁书院、钦赐乐善书院和崇实书院

《澧紀》对于同仁书院的记载，仅如下数字：“边粮公厅，在文庙西北分守道前。万

历己卯（1579），分守道刘铉将废革同仁书院改建，属边粮通判。往来临州驻扎，今废，地属本学。”这一简短的记述，透露出几点明确的信息：一是其位置。据查，明代澧州城“文庙西北分守道前”，就是现在的澧阳城新世纪花园一带。二是其终止的原因，是属于“废革”，至于为什么遭废革，今已无考。三是院址的归宿。由于边粮公厅是一个为筹集解押军粮的官吏过往接待之处，到《澧紀》编撰时的万历三十八（1610）年前，边粮公厅也废了，而州府即将原同仁书院的地块拨给了“本学”。这个“本学”可能是学宫即文庙，也有可能是洗墨池畔的文正书院，余则不考。

乐善书院，准确的名字是钦赐乐善书院，明代皇帝给历代华阳藩王赐书，并晓谕王府子弟入塾校读书，委派学官，颁赐库银。华阳温懿王于万历年间袭封并接受钦赐之后，将王府塾校命名为“钦赐乐善书院”，并将书院办得很有成效。华阳温懿王也因之时有所感所得，并把这种所感所得付诸笔端，形成诗文，“编为若干卷，锓梓以行” 。温懿王把自己的诗文集命名为《钦赐乐善书院集》，还征请万历十七 (1589) 年登进士第后授澧州知州的福建漳浦人王志远写序。《澧紀》录载了王志远的《lt;钦赐乐善书院集gt;序》一文。随《lt;澧紀gt;校注》一书的出版，人们方得知澧阳城西华阳王藩府内，曾经有过一所钦赐乐善书院，虽详情难知，但书院名录确实。据推测，《华阳王府志》应有钦赐乐善书院的史料记载，惜无缘一探究竟。

崇实书院，在州汇口，嘉庆八 (1803) 年建。此记录光绪《湖南通志》有抄载，但其办校和废毁等详情均暂无考。

二、津市的书院

津市的书院，1993年版《津市志》记载为：

“清代，境内有书院三所，均为社学或义学。

车渚书院  唐大历年间(约770)，新州镇车渚村，官修‘车胤祠’，祀车胤。后失

修荒废。元大德五年（1301）五月，官办民助重修三间两进“车渚书院”（又名“萤渚书院），其西侧另建车胤祠。书院设义学、置社师，明代荒废。清康熙年间(1662—1722)当地士绅在车允墓旁倡修小彭山庙，供李元则与车武子画像。书院与庙堂合一，庙门镌‘山思唐刺史，渚祀晋尚书’。清末(1911)，当地名人郭春山改办为彭山学堂。

延光书院  清顺治七 (1650) 年，澧州知州汤调鼎倡建“延光书院”（今津市一旅社

后），其名寓车武子囊萤照读故事，其光可延。汤兼任社师，每月讲课评卷一次，核定童生膏火等级，择优送科场应试，是年底，汤离津去澧，书院荒废。康熙五十 (1711) 年重修。雍正三 (1725) 年澧州知州顾琛、乾隆八 (1743) 年知州王作实，均在此设社学。同治十三 (1874) 年，尽毁。

澹津书院  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津市陈、吴、汤、樊、黄等姓民众组成“津市大成会”祀孔，并在原延光书院之西关庙建澹津书院，设义学，开经馆与蒙馆。均限收大成会会员子弟。民国元年(1912)，改办为“津市大成两等学堂”。民国九年又改办为私立‘澹津女子学校’（今市一完小）。”

《津市志》对三所立足于社学性质的县邑书院，描述比较准确。但车渚书院和延光书院曾担负过的州级书院历史，前一章已经论及，此处不再赘述。仅就澹津书院介绍如下：

澹津书院，《直隶澧州志》的记载，较《津市志》显得更详尽，是今天了解和研究澹津书院历史不可不载的史料：

“澹津书院  在延光书院西。康熙二十一 (1682) 年，津市士民公建，以祀文昌、会文艺。重修三次，称义学之能有永者。乾隆四十五 (1780) 年，贡生翟镜、周景荣等复立文星阁，重修堂宇。生员翟枝、高传礼等劝捐水田三石一斗，每年收租谷二十石零，房屋地租钱四千八百，为延请蒙师薪俸之资，俾附近子弟就学。嘉庆十五 (1810) 年，职员翟宝瑶、生员徐镛、刘祖峤等，因寒士逢科试阻于资斧，倡义起宾兴会，邀市中有力之家捐买本市基屋一所，每年收租钱九十八千，入书院掌管。乡试之年，诸生赴院饮饯，分赠盘缠，亦盛举也。有碑志，院中奉至圣及文昌牌位。每年首事率诸生虔修祀典，凡地方有关风教者，规劝咸于其中。”

《直隶澧州志》的这个记载表明，澹津书院作为一所市民自行兴办的平民学校，有其管理严谨、社会效益显著等特色，因而能不断发展，直至民国元年(1912)改办为“津市大成两等学堂”，民国九年改办为私立“澹津女子学校”，新中国建立后，成为津市市一完小的基础。澹津书院的这一历史，与其主办者津市宾兴会的作用分不开。宾兴会为明清时期地方助学助考机构,是地方开明绅士及经济实力雄厚者自愿组织的民间团体，在诸多方面为应试学子尤其是贫寒之士提供资助。它对于扩大古代quot;养士quot;的效益,化解社会一部分文人之间的贫富矛盾，起着积极作用，是民间与科举制度相quot;配套quot;的机制。但并未成为科举制度的一部分。这种民间集资助学的形式,没有随着科举制度的消失而消失,有些地方的宾兴会贷金，曾

一度成为民国时期地方助学基金的一部分，在较长时期发挥过作用。因此澹津书院的详细历史，对当今的教育仍有借鉴意义。

三、        临澧县的书院

1992年版的《临澧县志》，对临澧县的书院记载为：

“境地自元至清，先后设书院四所。

（一）道溪书院  在今佘市桥南岸。元代至治元年至三年(1321～1323)，由翰林提督

柿溪州学正刘世英创建，设有礼殿、书房、宿舍和出入大门，俨然夫子宫墙。停办时间失考。

（二）龙池书院  在县北90里龙池沟旁（今合口镇龙池村）。明正德年间，中书黄清建，其教学及废止情况不详。

（三）道水书院  清嘉庆九 (1804) 年，知县张在田在县城东关内创办。光绪二十二 (1896) 年初，林鸿仪为山长后，调整教师，充实设备，提倡经世致用之学，曾出现一片生机。先后有黄道让、林修梅、林伯渠、于若愚、黄右昌等就读于这所书院。

（四）九辩书院  清咸丰四 (1854) 年，由知县薛晓帆倡导，蒋丹山、孙述湘、欧云程等捐资，于宋玉庙侧修建。薛福成曾题赠“九辩书院”匾额。民国时期，曾设县立第五高级小学和将军乡第二中心国民学校于此。

清代以前，书院多系学者传播学术，发表政治主张的场所。从清代中叶起，书院已变为科举的陪衬。道水书院设山长一人，由县绅推荐，县署任命；教师由山长礼聘。学规仿《白鹿洞学规》制订为五常、学序、修身、接物若干条，并规定招生名额，考课日期及奖惩等。教学形式一般为分别点读，清末逐步改为分班讲课。教学内容大致有《四书》、《五经》、练习八股文、试贴诗、正楷小字、大字等。教学方法，分个别指导与集中解答疑难问题；大堂讲课、互相讨论或辩论。考核学生，分师考（每月初一、十五各一次）、官考（每月一次）两种，成绩优异者发奖。”

1992年版《临澧县志》对四所书院记载的主要点准确，但过于简单。现据《直隶澧州志》、《澧紀》及清同治《安福县志》和其他史料，补述如后。

 1、道溪书院

 清同治十三（1874）年版《直隶澧州志》卷七，在澧州书院栏下载：“道溪书院，州西南八十里，近佘氏桥，元刘士美建，刘瑞记，今废。”又在同卷安福县书院栏下记为：“道溪书院 ，在道源桥，元蒙古学正刘世英建，今废。”显然是前后有异。当时的州、县当局发现后，即在稍迟于《直隶澧州志》月余付梓的清同治《安福县志》中修正为：

“道溪书院，在道源桥，元至治（1321—1322）时蒙古学正刘世英建，今石础犹存。元翰林谢端有碑文刊立桥南龙口，石塌。州志载入州书院，作刘士美建，刘瑞记者误。”

可以看出，此处清同治《安福县志》对于《直隶澧州志》的修正是两处：一是道溪书院的创建者，是刘世英而不是刘士美；二是为道溪书院作记的，是元代的谢端，而不是明代的刘瑞。

查《澧紀》卷八，道溪书院的创建者明确记为“刘士美”，谢端的《道溪书院兴建记》又二次写作“刘世美”。 “刘士美”与“刘世美”之别，或“ 士”“ 世”谐音所至。该记中还列有其子名“刘南美”，兴建道溪书院的“皆与有劳”者名单中还有一位“刘世坚”。更重要的是，谢端之所以为道溪书院写记，从记中可知，有重要原因：“昔余备员国子博士，郡邑有以立书院文移至国子，乃上之集贤，以至仪曹。或资之以入士，或利其复役，以故或从或否。独是书院之设，悉无所觊。则亦庶乎知远於宠利矣！刘君之子南美，尝从予同年丘公堂游。来京师乞文立石，以纪其实。呜呼！是溪始之得名，则遂以学幻言，厐者概谓之道。今书院即成，士之讲习於是者，将有所得於孔子之学於是道也，亦庶乎知所响方也哉！” 

用现代语言说，谢端为道溪书院写记，原因之一是应请而作：“刘世美”的儿子通过其老师、谢端的同年丘堂，跑到京师“乞文立石”； 原因之二，是谢端抱愧有感：当年谢端“备员国子博士”（初入国子监）时，澧州有以建立书院的报告呈文申报到国子监，谢端便将之呈送到集贤院（主管文教的衙门）和礼部的郎官处。一些选拔人才 (“入士”)、要求兴工补贴（“利其复役”）之类的问题，或准或否，当即就解决了。但“独是书院之设，悉无所觊”，即设立道溪书院的事，当时则未能如愿批准。谢端为之叹息：“则亦庶乎知远於宠利矣！”是一些人看不到支持地方办起一所书院要比给地方几个入士指标和一些补助资金等眼前利益更重要所至。现在，早已由“备员国子博士”“迁太常博士、寻除翰林修撰、升待制、选为国子司业，遂为翰林直学士、阶大中大夫”的谢端，听到“同年丘公堂”和刘南美的乞请，知道“浮秋伯得道”之地，“今书院即成”，可以力播“孔子之学”了。当年人微言轻，未能催办成功的事情现在办到了，于是欣然作记。试想在这样的背景下，谢端大师不至于把一个“独以其力，为礼殿、为门、为庑、为讲堂，凡二十七间”的“澧之士刘君世美”的名字弄错吧？

所以，窃以为把“刘士美”或“刘世美”修正为“刘世英”，有可能是《安福县志》编撰者的笔误。再加上1874年版的《安福县志》比1610年的《澧紀》晚了256年，或许应当尊《澧紀》所记为准？

今考刘世美(1264-1340)，字茂卿，祖居今临澧佘市桥南岸。以翰林提督取仕，曾任柿溪州（今桑植上下峒地区）学正多年，于延祐七 (1320) 年告老还乡。刘崇尚儒学，信奉道教，慷慨好义。还乡后捐巨资修建道溪书院，从至治元 (1321) 年秋动工，至治三年春建成。元翰林谢端作《道溪书院记》，以记其事。 刘还在修建道溪书院之后，又花六年时间和巨大财力修建了道源桥，元太史揭曼硕有《道源桥记》传其善德事迹。因此，为道溪书院作记的是元代的谢端，而不是明代刘瑞的问题，《安福县志》的修正符合《澧紀》所列，没有异议。

但此处要指出的是，《安福县志》所录谢端记，不是谢端原作，其中改动多处，不仅字数比《澧紀》所载少了近200字，且大失元代行文和语词风格，甚至有意删改之嫌明显。按改文推测，可能是曾有人将谢端之记改写后，误作或拟借刘瑞之名列出。《直隶澧州志》编纂者未察而错记。但令人生疑的是《直隶澧州志》只注明“刘瑞有记”， 却不载记文；《安福县志》载录《道溪书院记》文，署名“元翰林谢端”，却是一篇涂改得很“现代”的“伪作”。因此《直隶澧州志》之错记应改正，而《安福县志》所录的改（伪）作，亦应以《澧紀》所载为正与真。我们将在下一章《书院文献》中，把改作附于原作之后，以供比读。

2、道水书院 

清同治《安福县志》对道水书院的记述，较之1992年版《临澧县志》的记述更为详尽，其云：

“道水书院，旧在县治东文昌阁前。嘉庆九 (1804) 年，邑令张在田倡捐廉银创建。中开讲堂，左右为斋舍十四间，厨房二间，堂后亦列东西斋舍。中建文昌庙与奎楼试院，同时落成。道光十八 (1838) 年，邑岁贡石光清乐捐千三百串缗，购取水田六石五斗四升有奇，岁收租谷四十六石，以充膏火。二十年(1840)，邑令林发森复捐廉为倡，令首事蒋明试、文卜熊迁建，文昌庙于院前增建，先师殿于讲堂后则益廓其规模。咸丰八年(1858)，邑令玉山，因采舆论，定钱粮章程，令以足数归邑宾兴，仍先归入书院足用，择首事贾正卿、裴宏灯、李业广、龙宗经、史抡元、蒋明华、于会一、洪正鹄等，先后撙节经理，岁贡师生束脩、膏火较前有加。同治三年(1864)，首事裴昌楷、欧阳青、祝受采、王述曾等，复添制斋房，器具齐整。四年(1865)，建亭于讲堂前，新其墙屋，与院前文昌庙同时重修。”

由上二志的载录可知：道水书院的创建，是嘉庆九 (1804) 年县令“张在田倡捐廉银创建”的。县志传“张在田，号鹤峰，盂县举人，嘉庆八 (1803) 年知安福县事，性刚直，双目澄碧，俨望生畏，且清心寡欲，礼士爱民。续修奎楼，新建考棚书院，自经始以至落成，不以案牍辞劳”。道水书院创建三十六年后的道光十八 (1838) 年，另一位安福县令林发森“复捐廉为倡”、迁建过一次。林发森，号茂圆，贵州定番州进士，道光十四 (1834) 年莅任安福知县，二十五 (1845) 年又二次复任。先后十载，操守廉谨，政尚宽平，尤雅意振兴文教，捐廉俸修书院，深受士林爱戴。此次迁建的详情可见后一章林发森所写的《重修文昌

庙、明伦堂暨书院、考棚序节录》。迁建后十八年的咸丰八 (1858) 年，第三位县令玉山则加强了书院的钱粮章程建设和师生待遇管理。同治初年(1864-1865)，书院主管者们又进行过重修；再过三十一年，即光绪二十二 (1896) 年初，林鸿仪即林林伯渠之父为山长（主院），对书院进行全面改革，使之出现一片生机，并造就了澧州黄道让、林修梅、林伯渠、于若愚、黄右昌等近现代中国知名的人才。后随清末书院制度废除而终结。其遗址今为临澧县丁玲双语学校。

3、九辩书院

同治《安福县志》对九辩书院的记录为：

“九辩书院 ，义学，在县东十二里宋大夫庙西。咸丰四年(1854)甲寅，邑令薛湘以庙祀周代楚大夫宋玉像，题‘九辩书院’四字揭之于门。会邑中封职蒋明试因其庙宇久为风雨剥蚀，遂与邑进士张鼎元及生员欧阳青，国学孙湘等定议重修，嗣建书院。越同治四 (1865) 年冬葳事。邑绅道衔蒋征焘复以其父遗命，偕弟征杰捐田十石，里人亦供终亩，岁取其田租以供师生膏火。邑绅辛登岸为之记。”

较之1992年版《临澧县志》，此则记载证明，《临澧县志》的记述不仅严重遗漏，可能还有混误：《安福县志》说的咸丰四 (1854) 年，县令薛湘为在宋玉庙“祀周代楚大夫宋玉像”，因而“题‘九辩书院’四字揭之于门”，是说咸丰四 (1854) 年薛湘书写了九辩书院之匾，但是以原宋玉庙将“四字揭之于门”权代的。只是到了“同治四 (1865) 年冬”即十一年后， 由邑贤蒋明试、张鼎元、欧阳青、孙湘等人“定议重修”， 宋玉城庙侧的“嗣建书院”才得以“葳事”即完成。《临澧县志》是否将薛湘“题‘九辩书院’四字揭之于门”与十一年后蒋明试等人在宋玉庙侧“嗣建书院”二事混为一谈了？同时，查薛湘的简介知，“薛湘（？－1858），字晓帆，江苏无锡人。中国近代著名外交家薛福成之父。于道光十一（1831）年考中辛卯恩科举人。充任官学教谕十余年。道光二十五（1845）年乙巳恩科会试中式，未殿试，二十七（1847）年补殿试，位列张之万榜二甲第七十一名，赐进士出身。历任湖南安福（咸丰三至七年任安福县令）、新宁县知县。后升广西浔州知府，因当地士绅慰留未赴任。咸丰八（1858）年在湖南病故于任上，赠光禄大夫。”《临澧县志》说“薛福成曾题赠‘九辩书院’匾额”，笔者猜想：如果查不到薛福成为九辩书院题赠匾额的史料，则表明《临澧县志》是否又将薛氏父子之事弄混了。当然，如果有证据证明薛福成为九辩书院题赠了匾额，那就只是漏记的问题了。

到民国时期，九辩书院改为县立第五高级小学和将军乡第二中心国民学校。现废为临澧县望城乡宋玉村民宅农田，遗址具体位置已不可确指。

4、龙池书院 

《直隶澧州志》、《安福县志》对龙池书院的记录差别不大，均为：“在县北九十五里龙池沟旁。明中书黄清建，久废。”只是前者省了“九十五里”四字。查澧州人黄清，《安福县志》载为“字协庵，正德间（1505-1521）中书,《岳志》作通判。”中书是中国古代文官官职，位阶约为从七品。设置在如六部之中央机构官署，负责典章法令编修撰拟、记载、翻译、缮写等工作。或由举人考授，或由特赐。若进士经朝考后以内阁中书任用者，并可充乡试主考官。惜《直隶澧州志》对“明中书黄清”一无所记，所以龙池书院的详情暂无考。《临澧县志》说龙池沟即为今合口镇龙池村，今寻访合口镇龙池村可知，昔日的龙池沟，实际上已划分为今天的龙池、双龙、回龙、大云、白鹤等七个村。村民口传：龙池书院有一副对联，至今仍为村民所乐道：“龙游艺苑千重浪，池长芝兰万里香”。村民们又说，民国时代，龙池书院遗址一直办有龙池学校，而今天的临澧县二中，就是由龙池学校演变而来。这表明，尽管龙池书院的教学及废止情况不详，但不可怀疑历史上龙池书院确实存在过。

四、安乡县的书院

安乡县的书院，1994年版的《安乡县志》记载为：

“史籍记载二所。一为泗水书院，位于焦泗圻(今焦圻镇)，详情失考。一为深柳书院，前身为范文正公(范仲淹)读书台，在县城北端书院洲。读书台多次水淹、兵燹，清乾隆十 (1745) 年，知县张绰和邑士胡世琦等在原地垒石台，建楼阁，环植柳树数百株，曰深柳书院，后经数度修缮、扩建，至嘉庆十七 (1812) 年，有正殿三间、讲堂三 间(正殿东)、房六间、门楼一座。正堂悬挂康熙“济世良相”御匾。光绪二十九 (1903) 年改为高等小学堂。”

清康熙二十六（1687）年和乾隆十三（1748）年官修《安乡县志》所载书院，虽然也是二所，却不是泗水书院和深柳书院，而是文乡书（舍）院和深柳书院。初考安乡县文田村的“文乡书（舍）院”，似与焦泗圻的“泗水书院”并不是一回事。因此，安乡县的书院，即使将“安乡范文正公读书台”不单列，也应该是三所书院。而实际上很多史志诗文和当今书院研究者，是将“安乡范文正公读书台”与深柳书院分列的，因此，我们拟将安乡县的书院按安乡读书台、深柳书院、泗水书院、文乡书（舍）院四所来叙述。

1、安乡读书台

安乡读书台，历史上有范文正公台、 范文正公读书台、文正书台、范公书台、书台、范文正公书院等多个叫法，乾隆十五（1750）年刊行的《直隶澧州志林》，则以“安乡县文正书院”条入载。其云：“文正书院，即读书台，旧建祠以祀范文正公，康熙四十八（1709）年奉颁御书‘救世良相’匾额于苏，因摹搨悬斯祠，久圮。乾隆十 (1745) 年，知县张绰率绅士于台上建新祠，上为楼，前有门厢，后增书舍共三进，岁支供田、安学租谷50石。”

清光绪六年补刻的康熙《安乡县志》卷二“古迹”条下记载为：

“读书台在鹳港之北，宋范文正公读书之所，祠即遗址也。其地清旷彝爽，春无蛙声，夏无蚊虫，真名贤奇迹。故宋张烨诗中有‘山翁只做当年看，误认江声作诵声。’朱、墨池沼在书台前两翼，文正公所砚之地，父老云：弘治间朱、墨尚显，然今皆湮。”

卷四的“祠庙” 条下又载：

“范文正公祠，即读书台，在治北一里许鹳港北。宋范文正公从朱氏宰斯邑，爱其清旷，读书此地，卒参大政，为世伟人，士民争慕构堂祀之。庆元丙辰(1196)，兰溪范公以御史持节巡行郡邑，道经祠下，属县令刘愚建祠绘像，置祭田十余亩，以供祀事。元知县塔不（角寻 dai）得（按《澧紀》卷九“得”为“闻”之误——笔者）于朝，刘琛、仲璧奉祀之。至正末(1367)，倪文俊毁之。成化乙未(1475)，岳守吴公节行县，重建祠宇，复增祭田十亩，以春秋二仲丁后四日（指农历仲春二月和仲秋八月第一个丁日后四天——笔者）致祭。后增置祭田七十余亩，其田距兴国观之前。历时既久，为观之道士所侵，正德丙子(1516)，御史中丞秦（金）判归之祠。有司著为令，岁听佃徒耕获，供祀事，仍籍其羡余（指正赋之外的无名税收——笔者）贮之县，以充修祠费。明崇祯末，居民荡窜，田没于榛芜，祠费久缺。本朝辛侯良器捐俸重建之，后废圮。王侯之佐度工修葺。康熙甲寅(1674)，遭逆兵毁拆，癸亥（1683）王侯基巩念祭拜无地，捐俸重建。规模较前更为壮丽。”

卷四的“书院射学”条下再记载为：

“范文正公台，明万历二（1574）年，沈侯襄重建，乱后仅存其址。顺治丁酉（1657）辛侯良器诛茅力新之，墙垣亭舍整然。癸卯(1663)，水泛就颓。康熙戊申（1668）王侯之佐重修。遭逆兵毁拆，癸亥（1683）王侯基巩吊先贤遗址，捐俸庀材，构立广厦三间，周以垣墉，旁植柳数十株，前浚硃、墨二池，植以佳荷。盛夏时绿缀枝头，红浮水面，望之如画图状。

大门一座、拜亭三间、正厅三间。俱废。”

上述四条记载，不仅说清了安乡读书台从诞生到康熙癸亥（1683）年前约600年的全部历史，而且透露出一些具体信息：

第一，宋范文正公从朱氏宰安乡时，曾于鹳港北读书，到范公闻达（卒参大政，为世伟人）后，安乡士民即争慕构堂祀之，此表明安乡读书台建造之早。这“早”虽今无确定年份，但按《澧紀》所载王仁的《书台记》说：庆元丙辰(1196)年，范处义见读书台“顾毁于兵，甲子一周，尺椽未复”，则最迟于庆元丙辰(1196)年前，以“构堂祀之”为标志的安乡读书台即已存在60年（一个甲子）以上。第二，御史范处义属县令刘愚建祠绘像以祀，表明安乡读书台的第一次复修，已由民间构堂祀之，变为县令建祠绘像的地方官方之祀。第三，元知县塔不（角寻）任职安乡时，奏报朝廷（“闻于朝”），得到二名朝臣（刘琛、仲璧）的“奉（旨）命致祭”，证明范文正寓居安乡读书事，元朝廷认可。第四，书台于元至正末年即1367被倪文俊毁之，108年后即明成化乙未(1475)年，岳州知府吴节才进行第二次重修，并完善祭祀制度、扩大祭田；第五，明正德丙子(1516)年，御史中丞秦金清理整顿书台田产，58年后（明万历二年），沈襄又进行第三次重建，但到明末崇祯时又遭严重破坏；第六，辛良器任安乡知县的清顺治十四(1657) 年，读书台得到第四次修复，惜仅过六年，即遭洪水毁废，后由王之佐第五次修葺。第七，康熙甲寅(1674)年，吴三桂叛陷澧州，读书台遭逆兵毁拆，九年后（1683）王基巩捐俸第六次重建，其规模较前更为壮丽，且有了绿柳红荷之美。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范仲淹安乡读书事，自清潘相在《澧志举要》中提出质疑后，虽有很多学者的研究指明，潘相质疑的核心不是范公是否侨寓过安乡和澧州之事，而是认为范公侨寓的时间记述有误。但到现在，仍有人指出范公侨寓安、澧是“以讹传讹，附会益多。”笔者不想参与争辩，但要指出：宋县令刘愚建祠、元朝廷委派刘琛、仲璧奉旨祭祀、至少自《澧紀》起的多种方志录载、清初范氏刻文正公文集，将淄州长山、池州长山、安乡书台、澧州溪东，皆列为文正公随母读书之地，这样的历史事实以及从庆元丙辰(1196)起的800多年来，宋、元、明、清历朝史志的正面记载，也已经构成一道可以引地方教化的盛事，应该不是几个人一提出质疑就可轻易否认的历史。特别是以范文正公命名的州、县书院史实，决不能因范公是否侨居安乡、澧州的争执，而忽视或影响澧州书院史的研究。为此，我们将在《古澧州书院文献》章中列出潘相在《澧志举要》中所述的刘愚资料，及《直隶澧州志》卷二十六《丛谈》据潘相文改写的《范文正公读书安乡考》，以供今日澧州、常德面对全国史学界和教育界研究范公与书院文化之参考。

2、深柳书院

康、乾两部安乡县志中的“深柳书院”记载，均要比1994年版《安乡县志》详细得多。深柳书院建于清乾隆十 (1745) 年。乾隆《安乡县志》中的深柳书院记载，自宋安乡读书台的诞生至清康熙朝王基巩捐俸重建的史实，均基本照抄清康熙《安乡县志》卷四“祠庙” 条的记录，仅有数字改写。接下来，乾隆《安乡县志》的深柳书院增记为：

“……癸亥（1683）王侯基巩念祭拜无地，捐俸重建。然地势低洼，遭雍正丙、丁二年水泛，倾颓无存。乾隆乙丑(1745)，邑侯张讳绰捐俸佥议督修，绅衿胡文谟、张位、胡世琦、张骏、徐通、金有灿、周允和、彭启宣等，暨阖邑绅士捐赀，筑石台，建楼设学，周围栽柳数百株，规模巍焕。并将原置祭田逐一清丈，现在田五十七亩零，荒地自本田救灌湖口起，南北直长三百三十五弓，横三十五弓；又自竹枝嘴东西长二百三十五弓，均给僧收租，供奉春秋祭祀，永垂不朽。 书院台阁  门楼  一座，  左右厢房六间 ，  正殿  三间，上悬先皇康熙御赐‘济时良相’额一块。 义学楼  三间，在正殿后。”

安乡读书台之所以更名深柳书院，很明显，是张绰重建后的读书台，继承王基巩捐俸第六次重建后的“绿柳红荷之美”传统、又“周围栽柳数百株”，使旧时读书台绿化更美之后的结果。也就是说，王基巩捐俸重建的“规模较前更为壮丽”的读书台，到雍正丙午、丁未（1726-1727）年的大水灾，被倾颓无存后18年，即乾隆十(1745)年，知县张绰捐俸佥议督修，在多名绅衿（有官职而退居在乡者）及阖邑绅士（官员）的捐赀下，筑石台、建楼设学、环植柳树数百株的安乡读书台，掩映在绿柳深处，因更名为“深柳书院”。此时的规模有书院台阁门楼一座、左右厢房六间 、正殿三间，上悬先皇康熙御赐（摹搨）“济时良相”匾额一块。正殿后还有义学楼三间。

据《直隶澧州志》载，乾隆十 (1745) 年建成深柳书院，五十年后即乾隆六十（1795）年，知县李其丰进行扩建，在正殿东建起讲堂；嘉庆十七（1812）年，知县银中球重加修葺，使之形成正殿、讲堂、学楼、门楼、厢房等一应俱全的格局；光绪十八（1892）年，定生员正附课各10名，童生正附课各20名，龙阳童悟盛、本县罗才英曾为山长；光绪十四至二十（1888—1894）年，成都人黎墉任知县期间，又有所改修，并严加管理；最后到光绪二十九（1903）年，生员刘绍基等改之为小学堂、院产租谷2000余石全数提作新式学堂经费止，计有158年历史。但范文正公读书台，除开刘愚建祠画像以前的时间，即从宋庆元丙辰(1196)年计算到清乾隆十 (1745) 年，则有550年历史。前后合计，达708年。因此，读书台与深柳书院的文献、诗词很丰富，且很多咏深柳书院的诗文，仍冠以读书台。据此，后面几章，我们将把读书台与深柳书院的诗文、书院人物等的介绍合列一起。

3、泗水书院，现能找到的唯一资料，是清乾隆安乡县志载有一首诗，题云《憩焦泗圻精舍》，焦泗圻精舍即为泗水书院之旧称。诗作者吴申，字以直，归安秀才，明洪武六（1373）年为安乡知县。有才名，多善政，建学校及邑厉坛、养济院，以继朱公之未备。巡行阡陌，作歌劝农，深得民心。其诗云：“焦泗圻头新水深，清翚环映小丛林。我来下马日当午，暂且藤床坐绿阴。”表明吴申当年下乡劝农时，曾来到泗水书院绿阴下藤床坐息，不过其名称是“焦泗精舍”。或许后有人将精舍建为或改为书院了。惜暂不见其他史料。显然，湖湘文库编写《湖南教育史》，是根据1994年版《安乡县志》列出泗水书院名录的。

4、文乡书院，一称文乡书舍。为明正统辛酉( 1441)湖广乡试解元罗鎡未举时读书处。又传罗鎡入士后创办为义学，人称文乡书院。由于史料过乏，至安乡新县志不列其名。但清康熙安乡县志卷四、乾隆安乡县志卷二均有载，不过仅21字：“文乡书舍，在文田村，解元罗鎡创以为读书之所，今废。”实在让今人难窥其详。

 查解元罗鎡，字景昂，安乡永宁村人。以春秋发解授歙县教谕。捐俸开山建学，修书院，凿井。兵部侍郎王伟以磁气节刚大，保以四川提学，格于例，升保定府教授。有《春秋一览》、《光行文集》行世。歙县建企德堂崇祀，立去思碑。入乡贤祠，代有奉祀。家乡人将其读书之书舍改建为书院，纪念和弘扬其精神，完全是正常的。明成化初年(1465 )，廷试第一、授修撰的状元罗伦（字彝正，号一峰，安乡永丰村人），写有《文乡书舍》一诗：

吾道真元日，文乡气又春。乾坤三万里，江汉一完人。山气通云谷，泉声足泗滨③。太虚皆我屋，明月可芳邻。

诗中“泗滨”指安乡古有焦泗水，自西至东，从焦圻经文田，流往华容焦山下。此诗或可证文乡书舍声誉之高远，至长时立为书院。惜暂缺详细史料。

此外，1994年湖南教育版《中国书院志》的书院名录中列有“有竹书院 在湖南省安乡县，明正德中建。”之记录，笔者以为是一则错误记录，可能是将石门的有竹书院错列了。

五、石门县的书院

石门县的书院，《直隶澧州志》的记载仅十六字：“秀峰书院，讲堂三间、二门三间

头门一栋。”清同治七（1868）年官修的《石门县志》卷五列有石门书院和有竹书院二所，其中县城的石门书院就是秀峰书院。条下录载有书院的规模：“讲堂三间，二门二进，头门一栋；斋房八间：正心斋、进德斋、时习斋、明道斋、诚意斋、居业斋、日新斋、正谊斋。”还有《文艺诗策敬避圣讳》、附录《宋明学规》、赵璇的《秀峰书院序》三篇短小文献。按民国三十三（1944）年成稿的《石门县志》载，则秀峰书院实际上从1830年起，即更名为天门书院，直到1903年书院制度的终结。但当代、近现代地方史志很少使用“石门天门书院”名录。2002年新修《石门县志》方载：“据同治《石门县志》赵璇所撰秀峰书院序和原石中校长申悦庐撰文所载，乾隆三十三（1768）年，石门县许耀祖在县治后长溪北创建秀峰书院。书院，乃按国学在京曰太学，在县曰书院而名之。秀峰，即县邑南有秀峰十九而得名。道光六（1826）年（一说十年），石门知县曾维祯更秀峰书院为天门书院，义取为天门郡治”。

有竹书院条下仅载为：“有竹书院，在所街，明正德时覃姓修建，后废。国朝同治二（1863）年，覃远佑捐田租一百三十石复修。”近年来，有石门县文史工作者的艰难研究，才使秀峰书院、天门书院和有竹书院的历史线索明朗起来。

1、秀峰书院（天门书院）

秀峰书院为清乾隆元（1736）年知县潘曙与乾隆五（1740）年知县鲍启泌兴办。书院草创期间，仅有房屋二间，陈设简陋，但一时文风丕振，大为生色。清乾隆三十三（1768）年，石门知县许耀祖（浙江会稽人）用俸禄及捐款重修书院，置以匾额，赐以嘉名，曰秀峰书院。有讲堂三间，二门二进，头门一栋，有正心斋、进德斋、时习斋、明道斋、诚意斋、居业斋、日新斋、正谊斋八斋房。

嘉庆三十三（1818）年，知县苏益馨为秀峰书院增设膏廪，捐资助奖。道光十（1830）年，石门知县曾维桢把秀峰书院更名为天门书院，并捐资进一步对书院进行修缮，厘定条规、实行月课奖励。光绪十二（1886）年，石门人郑协吾任天门书院山长，光绪十四（1888）年疾卒。光绪十八（1892）年，伍传授担任山长，光绪十九（1893）年改由阎镇珩接任，阎即制定《天门学约》，刊行《天门书院课艺》，四方学子慕名负笈前来，书院很红火。一年（1894）后，书院渐显不济。原因是书院四千缗经费为奸豪某侵吞，查无结果，闹得教师与山长、山长与县衙相逆而不相通，阎镇珩遂辞归故里著书立说。光绪二十八（1902）年，阎镇珩再任天门书院山长，刊定《梦范山馆诗文》，主事一年时，书院田租被县府抵补育婴堂亏空，阎镇珩忿然辞职：“回家自办书院去。”他自筹资金，花多半年时间在自家屋边兴建“北嶽精舍”，广输膏廪，拿出二十亩自作学田，“岁时聚乡里之秀，讲艺其中” 。但直到现在，阎镇珩创办的在湘西北地区起过重要开化作用的“北嶽精舍”详情，不为人知。当时的督学使者柯绍忞力荐阎镇珩于朝，朝廷即授阎湖北荆门州教谕职、加国子监学正衔，阎则固辞不就。科举废除后，阎却自愿出山，到澧县九澧联中教书一期，为九澧新教育的发展服务。

光绪二十九（1903）年，石门知县陈福荫承上命筹办新式小学堂，天门书院使命终结。因此天门书院作为秀峰书院的继承者，其名称使用达73年之久。此间郑协吾、伍传授、阎镇珩等清末三湘名人主院的史实，有待于书院文化研究者去作开发性挖掘。

1940年7月，秀峰书院（天门书院）整体建筑更名为忠烈祠，民国石门中学即设于此。解放后，石门中学更名为石门二中，原书院旧间一直保留。1972年8月，因受“破四旧”影响，原三进的圆门，院落等诸建筑及西侧的藏书楼，系六面迭檐阁楼，被无情拆毁。

现存秀峰书院系砖木结构的清式民间建筑。台基为长方形，总面阔17.2米，总进深16.3米，建筑面积280.36平方米，台基四周墙脚及阶檐以长条形青石铺垫。第一进过大门为厅堂，面阔二间，进深二间。头门正面为高大结实的封火山墙，距地平面高11.3米，单檐瓦顶，略往北挑。顶有石质望柱，望柱为方形，蘑菇顶，两高两低，中间两望柱三间间隔3.4米，望柱用弧形镂空石材相连，高低两望柱间隔1.2米，望柱之间用石材砌成菱形几何图案，材质规整，镂刻精细。整个头门高大宏伟，气势恢宏。头门正中为方形石门，今门联仍在，即：“浩气英风长留天地，傧笾旅事报赛春秋。”厅堂次间为左右耳房，面阔5.75米，进深4.8米，耳房前为两个天井，材质为大青石，规钜端庄，封闭清静。第二进为讲堂，面阔二间，进深二间，单檐、小青瓦硬山顶、尖山式封火墙一层翘角，背顶正中置葫芦宝瓶一个，脊背两侧分别绘以花卉，形态逼真，栩栩如生。讲堂左右为厢房，面阔5.8米，进深8.3米。原有康熙年间《石邑天门书院会议膏火资费并经理章程碑志》一方，1992年移到石门文庙东碑廊保存。

秀峰书院石构件、木构件朴素端庄，典雅大方，堪称湖南传统建筑的艺术宝库。1984年5月，石门县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一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000年6月，常德市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二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2、有竹书院

有竹书院，又作“有竺书院”，明正德九（1514）年，石门添平土司于石门所街建，以供添平土司子弟上学。当时，今石门县壶瓶山镇、南北镇、太平镇西北部等地归容美（容美也称容阳，主要在今鹤峰一带）土司管辖。容美土司的行宫天成楼、玉成楼就在壶瓶山镇之泥沙镇。容美土司的头人们，为了培养土司人才，决定独自办校，因此有竹书院比石门县建秀峰书院还要早250多年。后朽毁，同治二（1863）年，县人覃元佑，捐田租一百三十石复修为义学，仍名曰有竹书院，属民间公建（私立）书院性质的教育机构，亦曾惠及石门的文化教育发展。

有竹书院历来颇有声誉。清岳常澧道何玉棻（汉川人）曾为之作《记》。记云：“厅堂斋舍，规模井井，额曰有竹书院”，由此可见当时规模。民国时，有竹书院改建为石门第七高等小学，迁至所街下河街。有教室八间，中有厅堂，两端住房八间，为四坡封脊二层砖围木心建筑，一面司檐栏杆。

有竹书院原址今为所街信用社。三四十年前，还有砖木结构、一进三间并列、二层楼房、二进为平房（时为厨房饭堂）的遗迹，惜现已全无古貌，仅存遗址。

六、           慈利县的书院

1990年版的《慈利县志》，载录慈利县的书院有十一所：

“清溪书院  据明万历《慈利县志》载：‘在紫霞观中，宋进士刘甸、刘畴（清皇甫如

森《刘畴刘甸辨》将刘畤订正为刘畴）兄弟建以读书。’清嘉庆《慈利县志》载：‘（清溪书院）在龙头坪，今文庙即其遗址，明进士刘畤、刘玖改建，今废。’

聚奎书院  在县西二十都（今三官寺）。元翰林杨辀建。

环溪书院  在县城水溪头（水西门外），元翰林张兑（溪堂）建。

月川书院  在观嘉渚上（今柳林铺乡永安村），明嘉靖十年(1531)知县刘长春建，为

庠士肄业之所，万历初废。

羊山书院  在阳适山（今羊角山麓），明代县人朱成文建。清废。

出谷亭书院  在九溪城东鸣凤山，明中叶建。其遗址于同治末光绪初，由当地学人

李树芳等募建溇江书院，后改称九溪书院。民国元年迁九溪城内，改为九溪高等小学堂，后改为九溪完全小学。

道源书院  在县南毓秀门，明隆庆年间知县梁可大建，万历初，知县陈光前立匾。

零阳书院  在县城西隅，清嘉庆四 (1799) 年，知县陆振基劝捐倡建，废于同治年间。

渔浦书院  在今阳和乡渔浦村。清光绪十二 (1886) 年由当地热心教育的李长青、李

绍华、张宗铠、田金楠等募建。有正殿、东西二斋、藏书楼、彰义祠、教学楼、八角亭、院门亭及生活用房等建筑。先后在该院担任山长或主讲的有著名学者阎镇珩（石门人）、田金楠、吴恭亨等。清光绪三十三 (1907) 年改为渔浦高等小学校，1980年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原建筑保存完好。

萝洞书院  在十五都官地坪，清光绪十三（1887）年县人陈金镛等募建，1958年，

官地坪划归桑植县。

两溪书院  在今零溪乡两岔溪村。清光绪十七 (1891) 年由当地富户朱功九（庠名朱希文）捐田租千石，就朱氏当铺改建。光绪帝赐有“嘉惠士林”匾额，朱庆生（拔贡）、李容静（桃源人）曾任山长。清光绪三十二（1906）年改为两溪高等小学堂，民国十四年改为私立功九小学，现为两岔溪村小学。”

我们现在探究慈利县的书院，既然萝洞书院今已为桑植县地，当放桑植县介绍。但又发

现近有人指出，慈利还有一所溇东书院，在杉木桥乡，传为今慈利六中前身，且曾与渔浦、溇江、两溪并列为清末慈邑四大书院。因此今慈利县境内仍有十一所书院。虽各书院现见史料特简，却不是一无史证的，依次简述如次：

1、清溪书院

据州、县志载，清溪书院始建于北宋政和（1111—1117）年间，是宋慈利县二位同榜

进士兄弟刘畴、刘甸建以读书之处，位于县城外西南，后改为紫霞观。查万历四十年成稿的《澧紀》，北宋政和壬辰（1112）年，慈利确有二进士，一名刘甸，字德俊，官长陵县丞；一名刘畤，字尧呰，官太常博士。清嘉庆慈利县志载清皇甫如森将刘畤订正为刘畴，同治《直隶澧州志》亦载刘畴为兄、刘甸为弟。然所创书院事不详。

皇甫如森的《刘畤、刘甸辩》表明，慈利清溪书院到明代则由刘畤、刘玖兄弟新建于龙头坪，清慈利文庙即其遗址。刘畤、刘玖分别是洪武初年明经行修科和孝廉科赐进士。又传“二刘少从书院，文词才技，岸然不群。（元）至正末，土酋覃垕作乱，筑城官家渚，儹称王。士大夫没入者什九，唯甸、畤…….不肯屈节蛮下，避居鄂、岳间。伪汉陈友谅平，畤兄弟游金陵，遇明太祖即位，联试三年不停科，且较书律、骑射，兄弟俱赐进士。蛮平归籍，创清溪书院于龙头坪，补建联科坊。坊柱联云‘一科并荣文第一，三年叠试武无双’。明末犹存，后遭兵毁。”又传甸、畤二人有“双刘进士墓”在慈利羊角山麓，立有龙眷、龙头石雕。但这些传说弄错了宋代刘畴、刘甸兄弟与明代刘畤、刘玖兄弟的区别，原因是旧志所载，“只知有二刘进士，不知甸与畴属宋，畤与玖属明。”

由此观之，慈利清溪书院可分宋、明两建和城外、城内两址，加上两对刘氏兄弟的传奇故事，值得挖掘。

  2、聚奎书院 

位于慈利三官寺的聚奎书院，传为元翰林杨辀建。杨辀字梓夫，慈利人，家居于天门山脚弥勒峰下。元至治元（1321）年进士，官茶陵州同知，迁宝宁总管，抚字周悉，劝学兴礼，民甚戴之。后官至翰林待制。入明后隐居不仕，建聚奎书院讲学终老。著有《诗经发挥》、《鸡肋集》，又穷其精力精心绘制《天门山图》，为天门十六峰分别赋诗，对天门山历史文化的发展，贡献甚大。所创书院，入清后各慈利志均记载为“今其地废为民居”。余不祥，待查找史料。

3、环溪书院  在慈利县城水溪头（水西门外），为元翰林张兑（溪堂）建。

张兑，慈利县人，原名文悦，学问赡博。元统元 (1333) 年贡礼部，登至正元（1341）年进士。殿试，上（元顺帝）嘉其才，因齿缺赐名曰兑，授茶陵州同知，转德州牧，擢丹徒尹，俱有治绩，征为翰林院编修国史，后迁辰州路总管。元末辞官还乡, 隐居大维山（今五雷山）游赏于山水间。曾天门山遇杨辀，为其《天门山图》配诗，力赞天门山之雄伟，更言“他日功成期早归,相与为邻住山下” 。旋归籍创办书院，收徒讲学。明洪武四（1371）年，被起用为朝廷编修讲读官，兑以疾辞，朝廷仍赐原衔，食禄终身。所创书院名录见载同治慈利志，但详情暂无考。

4、月川书院  澧水上游，有一处历来称誉为慈阳旧八景之一的观嘉渚，即今慈利柳

林铺乡永安村，是一处风景胜地。明嘉靖十 (1531) 年，慈利知县刘长春于此建起一座月川书院，成为全县庠士肄业之所。且月川书院“堂宇整饰，规制宏敞”，有爱月堂、留月所、吸月湍、弄月矶等，环境“极为佳胜”。时值朝廷禁毁书院，“寻以未经申详，当路革去”，万历间废。

刘长春为蒙化（今云南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举人。知慈邑事时，恤民训士，建月川书院，贮《五经》于内，致一方风化大盛。特别是他将正德、嘉靖朝以来盛行的“良知”、“体认”之学引进月川书院，使澧、慈学风丕变，影响遍及九澧。不幸因此遭到朝廷病詬，在明代第三次禁毁书院浪潮中，月川书院与湖南的另二家书院（长沙惜阴书院和东安清溪书院）一起被禁毁，传刘长春亦因此受贬斥。目前此段公案经过，虽未详代考，但三湘文库与岳麓书社出版的《湖南教育史》第五章记述：“据查，明代三毁书院，打击学者自由讲学之风，但书院禁毁方面，湖南只有东安清溪、长沙惜阴、慈利月川三书院受害，而仅月川一处真正被废。”证明月川书院确实被朝廷作为自由讲学的典型而遭受打击和禁毁，而且直至万历初年，澧州月川书院风波方告了结。

5、羊山书院 

羊山书院，在慈利阳适山（今羊角山麓），明代县人朱成文建。清废。万历《慈利县志》卷二作“阳山”，此依新县志作“羊山”。

兴建羊山书院的朱成文，字德威，慈利白云山（今零阳镇园艺场）人。朱自幼读书，废寝忘食，学问精深，遂开设羊山书院，从学者多达数百人。先后著有《古今理乱辨》四十三 卷、《汉宋门户源流》十卷、《鹿马图说》一卷梓行于世。

明嘉靖十五（1536）年，朱成文被朝廷选为四川新繁县教谕，任职一年，民俗大变，连前县宰头痛的刁滑之民，反拜朱为师友，成浪子回头、文明大倡之势。旋上峰荐于朝廷，诏迁朱为新繁知县。其前任知县山东鲁某，刚愎自用，又兼贪财，民拿朱、鲁比对而谣云：“阎罗殿，鲁知县；菩提树，朱教谕。鲁一变，朱知县，朝朝见，春风面……”民众尊爱有加。朱任期未满，朝廷欲提前升迁，朱以年老婉辞。离任回乡之日，新繁县民夹道泣送。

朱成文回乡后，又讲学羊山书院，常有数十弟子从教不辍。至嘉靖二十五（1546）年冬卒，享年74岁，葬县西鼻头岗甲山庚向。后县人在羊山书院前立一石碑，刻三十二字评价称颂词，后朱氏家族修谱时，其主编哲卿公即以此三十二字，作谱志辈分用字，为朱氏子嗣后人取名派字，一直流传至今，以期后世子裔引以为范。 羊山书院至清末废。

6、零阳书院 

嘉庆《慈利县志》卷七录载的皇甫如森《零阳书院记》，记述了零阳书院初建时的一

些情况：清嘉庆四 (1799) 年，时任慈利知县的粤西人陆振基，根据慈利元、明时代的书院，早因“二季兵燹，栋宇灰烬，基址轶亡，今百余载莫能振兴。缙坤道谋，迄用无成”的现实，劝捐倡建书院。在得到“都人士同声相应，愿助厥功”之后，陆便命慈利闻人皇甫如森“董其事，”选择县城西隅的县学署西偏地方，用两年时间，建起了一座有头门、二门、讲堂、学舍、厅亭、考棚、及文昌阁、奎星楼和山长寝室，且“植以佳树，浚以方池，以资游憩。下逮厨厕，纤细具备”、设施齐全，且“凡诸内外，丹尘辉映”的新型书院。当时，“名其堂曰‘作人’，榜其门曰‘零阳书院’”。

零阳书院的建立，使“肄业者栖息有所，应试者舁负无劳”。但到清同治年间废毁了。吴恭亨修纂的光绪慈利志描述说：“今有者零阳书院，在教谕署后西北，嘉庆四年(1799)，知县陆振基建，后不知何时移建故训导署内。然颓敝已甚，或不任居师弟子，故议者汲汲谋改为焉。”

零阳书院的的运行，或许一直存在着经费拮据的问题。皇甫如森的《零阳书院记》中

这样记录：“是役也，约费四千缗有奇，各都区募捐，仅敷开销，规模虽就，膏火未备。陆侯暨黄侯、李侯均断有田亩，并公置舖房，另记以碑，为数无多，未足以赡供给。故记其大略，以俟作人者栽培焉。是即饩庠之遗意也。”同治八（1869）年的慈利县志书院条下则说：“至书院，伊古所重。或属良有司创造，或为本邑名人肄业设教，建立皆是陶冶人才，所关非细。旧有书院六，兵燹之后，与义学俱废。今虽以训导署建零阳书院，而膏火缺如，生徒寥寥。大栽培以宏作育，是所望于嘉惠士林者。”还说：“旧志云，以上田地被奸人窃踞，备书之以不没前贤培之遗意。”这些记录说明，书院的资金不仅捐募有难度，还时常有学田被人侵夺，导至书院废毁之虞。书院田产遭侵占抢夺，似是一种普遍现象。

7、渔浦书院 

渔浦书院，位于慈利阳和乡渔浦村，北倚太华山，南临茹溪，占地八千平方米。清光绪十一 (1885) 年，慈利一代名儒田金楠首倡，议建书院，乡绅李德灼、王堂信、李绍华、张宗铠等附而议之，并竞相解囊、慷慨捐资，八都、九都(今宜冲桥、甘堰、阳和、许家坊、溪口诸乡镇)士人群起而效之。至半，因所募资金告磬，役用不敷，几临半途而废。

时有乡富李长青，忽置酒集客，待酒至半酣之际，起而谓宾客曰：“天道恶盈我里，高赀率不逾三传破败，相踵吾辈，凭藉前荫，损智益过，群谤所的。即何苦更私货力诒子孙以不令？且乡校之兴，适届今日，前之富者，已不及待，兹不可以省乎！”遂慨然出资百万钱。李长青旧有啬名，人皆闻之并耻之，今日慷慨如斯，人尽愕其所为。由是，尽奋勇而前，争输缗钱。十三（1887）年春书院始成。有正殿、东西二斋、藏书楼、彰义祠、教学楼、八角亭、院门亭及生活用房等建筑。规制仿岳麓书院，头门墙上大书“忠孝廉节”四字，大门横额为“兰芷芬芳”，二殿悬“茹溪撷秀”匾。与溇江书院(江垭九溪，今慈利二中前身)、溇东书院(杉木桥，今慈利六中前身)、两溪书院(零溪两岔溪，今废)共称慈邑四大书院。乡绅李德灼亲赴石门，延请名儒阎镇珩为山长。后田金楠亦曾主讲于此，他们阐扬新学，开一时之风，远近传扬。至今清末九澧闻人吴恭亨、田金楠、黄心斋、曾传构等人题渔浦书院联，仍为人乐道。

光绪三十三 (1907) 年，改称渔浦高等小学校(并附设渔浦国民学校)，为官办新式学堂。自民国迄今，一直办学不断。并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重修复其旧貌，1980年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8、两溪书院

  两溪书院，位于慈利零溪两岔溪。清光绪十七 (1891) 年，邑人、益阳县学训导朱功久捐田租1000石建于零溪乡。光绪帝赐“士食旧德”、“嘉惠士林”匾，院内存有清代大书法家何绍基所书《大唐中兴颂》碑 。光绪三十二（1906）年改为两溪高等小学，后改名育才高小。1925年改为私立功久小学。旧址今为两溪村小学。清代吴恭亨有题两溪书院联云：“ 两山之间，时生云气；溪水无尽，曲似文心。”清代于奎仲则题为：“两由一生，文章悬象；溪向川注，学海朝宗。”

9、道源书院、出谷亭书院与溇东书院

道源书院  1990年版的《慈利县志》载：“道源书院，在县南毓秀门，明隆庆年

间知县梁可大建，万历初，知县陈光前立匾。”查州、县志各旧志，有“梁可大，阆中（今四川阆中市）举人。明隆庆二（1568）年任慈利知县，隆庆三（1569）年迁县治于官塌坪，筑土垣”的记录；也有“陈光前，惠安（在福建东南部）举人，万历元（1573）年任慈利知县”的记录。但各州、县志均未查到道源书院记录，也未见梁、陈二知县与该书院相关的信息记载。李国钧主编的《中国书院史》之《历代书院名录》中列有“道源书院，慈利县知县梁柯”建字样，梁柯或为梁可大之误，惜无其他资料以证。

出谷亭书院（九溪书院）  在九溪城东鸣凤山原夕阳寺旁，传为明中叶建，余不详。其遗址于同治末光绪初，由当地学人李树芳等募建溇江书院，后改称九溪书院。九溪书院于民国元年迁九溪城内，改为九溪高等小学堂，后改为九溪完全小学，为今慈利二中前身。

溇东书院  在杉木桥乡，近传为今慈利六中前身，详情待考。

七、  永定（大庸）县（卫）书院

自元至清, 永定（大庸）县（卫）先后兴办了天门书院、嵩梁书院、城东书院和瀛洲书院,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天门书院和嵩梁书院.清嘉庆年间兴办的城东书院和清光绪年间兴办的瀛洲书院,亦对弘扬天门山文化,培植永定学风,净化民风民俗和作养人才,起过巨大作用，有着深远影响。

1、天门书院  元至元十二 (1275) 年．有蜀人王申，号秋山，四川邛峡人，避难至大庸，义不臣元，隐居天门山，授徒自给。著有《大易集说》、《春秋内传》。刺史爱其才学，禀报朝廷，与之官不就。县人田希吕之父，率子女往受教，久之，乐闻其说。但周围民蛮地穷，堪为师者少，加上房屋破烂，经费奇缺，士无所养，书院难以维持。田希吕拟修屋容纳师生，王申未敢私自应承。至元成宗大德七 (1303) 年，慈利升州改建州学，需重修大成殿，旧殿原置神位及十哲旧像无处安置。王申趁机告诉田希吕：“你即可向官府申请，愿输财力，另修学宫，办学育才，亦以奉旧像祠之。”田希吕备文呈报，获官府批准，便亲手规划将书院建在天门山麓。元大德八 (1304) 年修成，随即购买经书，添置祭器，捐田200亩作书院经费。兴办书院所需基本条件具备，慈利提学官便禀报朝廷，获准命名为“天门书院”，并聘田希吕为首任山长。

四十多年后的元至正末(1350年左右)，在慈利“监州事”的唐兀人（今新疆吐鲁番）也先海牙因政绩卓著，被朝廷“征为内辖事”，继任者为其“昆弟”贯子索阿思南海牙。此时，书院山长田希吕已谢世，田产亦流失。书院“租入单寡，士无以养”，加之“傍邻獠峒，职教罕至”，数十年风吹雨打，“椽栋摧腐”，满目荒凉，“名存实废，靡所为教”。正当第二任山长张德明一筹莫展之际，得悉来了一位热心教育事业的新“监州事”，“悉修”了“州学”。张山长立即赴州向新“监州事”作汇报。阿思南海牙大惊失色，认为这是“隳教本”的大事，可又无经费修复。正着急时，“民有田怀德”求见。这位田怀德，又是一名民间热心办教育的义士，他说：“昔吾父荣荪尝为州作三皇庙，乡邦称之”，他愿秉承父志，“输财力”将天门书院“迁而大之”。阿思南海牙大喜，与之“度地于澧水之阳，天门之麓”重建。在州府大力支持下，“百工并作”，“期月而学成”。“宫庙宏敞，阶序整峻”，规模超过“天门山中”之书院。张榜招生，“士民怀道，鼓箧而至” 。阿思南海牙任主讲，“据经引史，开析释义”，使山下“欣欣融融，有如邹鲁”。

 新书院建成不久，元至正十二 (1352) 年，河南妖贼攻陷慈利州，溯澧水而上占据永定古城，一把火将天门书院烧得荡然无存。因此，天门书院仅存四十九年。但为国家培养了人才：建院十八年时,有杨辀中进士、擢升待制翰林。建院四十七年时,县人张兑又中进士,授翰林国史编修,受到皇帝接见。当时,一个县的书院，相继出了两个翰林,世人刮目。加上一批秀才、举人，使天门书院在九澧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今天幸存的元代两位文学大师虞集的《天门书院记》和余阙的《天门书院碑记》，更是九澧地区文化教育的珍贵文献。近年来，当地拟于天门山国家森林公园内临近灵泉寺院的原天门书院遗址，仿建一座新的天门书院建筑，可供人回思九澧学脉之盛。

2、嵩梁书院   清乾隆二十二 (1757) 年,河南信阳人郭六宰任永定知县,他认为“永邑为澧兰沅芷之近区,有屈平宋玉遗风焉。其泽既远,其教易施。”为了弘扬屈宋遗风,施以教化,他择址于永定县文庙之前,普光禅寺之侧,修建嵩梁书院.。清乾隆二十六 (1761) 年十一月竣工，有“头门五间,青云亭一座”.此书院虽建在天门山下,仍以嵩梁为名,旨在继承弘扬天门书院传统。.乾隆获悉，颁赐匾额一块，御笔题写“重道崇儒”四字。嘉庆十六 (1811) 年，知县韩凤仪对书院进行扩修，“旧亭累石增高，塑吕祖像于其上。二门五间、课堂三间、楼二层，上供魁星。正房三间，中供文昌。左右书斋各五间，讲堂之下，耳房各二间。仓大小三间，在东耳房内。头门围墙内田三亩，大小十四坵。青云亭下有荷花池”，规模相当可观。 道光元 (1821) 年，知县赵亨钤查阅县内仕林甲科，中举的不多，深感教育落后，遂增拨田产，充实书院经费，年收租谷达217担(另有六亩临田分谷在外），租钱二十三千文，聘名师讲习，致力培养人才。

道光三（1823）年春，崧梁书院山长公车北上赴考，赵亨钤亲摄主讲席半年，并曾吟诵四律纪其事，一时诸生王允香、王前凯、刘起鳌、戴联科、王庭驹、丁启文等纷起步韵唱和，书院内外,一片吟咏声，形成了良好的学习风气。道光五 (1825) 年，拔贡覃怀远主讲嵩梁书院，其严谨的治学作风，使书院研究风气很浓。 咸丰五  (1855) 年，知县熊镇南关心书院，将县内罚没款项数百金拨给书院，使书院的经费进一步充实，得以正常延师课读。先后在书院主讲者有刘德尊、庄世恭等。清同治年间，六十三岁考中举人的邑人张序枝担任山长。他勤于治学，训戒学员极严,，院里文风纯正,雅士如云.。

 清末永定县二家河人侯昌铭，曾担任嵩梁书院主讲。他光绪十一（1885）年中举，,四年后进京应试，被录任为内阁中书，为光绪皇帝撰稿并书写诏书.。因受维新思潮影响，和谭嗣同交往甚密，不容于慈禧，于1898年隐居原籍，自号退园老人。.晚年，在知县王树人的恭请下，执教于嵩梁书院。由于名声显赫，德才出众，慈、永诸县才子争到他门下受教，书院讲学再次出现高潮。光绪三十 (1904) 年废科举，改嵩梁书院为高等小学堂。此书院历时143年，为弘扬天门山文化做出了很大贡献。

3、城东书院  清嘉庆年间，大庸县附贡生罗兴民，自辟家塾，号称城东书院。嘉庆十三 (1808) 年，澧州举人龚经济，客居城东书院主讲，弟子甚众，学问有典有则，诗古文雅。通过学习，兴民之子罗振桂考中嘉庆二十二（1818）年岁贡，次子罗振鹏附贡，季子罗振笏亦诸生。罗氏殷富乐施，受到县人称赞。

4、瀛州书院  光绪年间，罗冠武（字瀛州，河南许州人）任永定营都司。其人身长玉立，强力善射，置竿数百步外，发必中的。永定绿营兵自裁减后，额缺兵疲，冠武力加整饬，裁汰老弱，精练技艺，念各兵居市井，游惰无赖，多废学，特设书院于火药局，命名瀛州书院，延师教营兵子弟。罗冠武任职期间，日必亲省视之，任期满，提升去，书院停办。

八、     桑植县的书院

  今桑植县辖区，一般认为有二所书院，一为澧源书院，一为罗洞书院。但实际上，澧源书院曾另有崇文书院、同府书院二名，不过基本为原址翻、重修后改名，且以澧源书院之名著称。因此，我们亦称今桑植县曾有二所书院。

    1、澧源书院 位于桑植城西。清乾隆二十一 (1756) 年知县钟人文创建，时名崇文书院，又称同府书院。地接考棚，日久就圯。四十二（1777）年，知县倪允迈予以修葺。同治八 (1869) 年，知县曾叙笏率领邑人重建，有正院一栋五间，讲堂一栋三门，头门一栋三间，环以垣墙，改名澧源书院。后知县姚英等均有修缮。光绪二十八 (1902) 年，改为澧源高等小学堂。学制三年，开设修身、读经、习字、作文、史学、算术、体操、图画等新式教育课程。旧址今为桑植县一中。

2、罗洞书院  位于桑植县官地坪镇东流坪村。此处原有一天然石洞，因藤萝满布，古树参天，人称萝洞。清咸丰末年，官地坪镇罗官峪村有一位曾任县教谕的罗组钢，此人工诗能文，擅长绘画雕刻。隐退归乡后，便在此悬崖上书法雕刻。又耗费巨资，花三年时间修成一座庙宇式别墅，自号书庵洞 ，以安度晚年。后来，他发现这石室里有种神秘的“聪明气”，于是延请著名学者阎镇珩在此设帐讲学。同治十 (1871) 年，罗祖纲幼子罗武帅，在洞中别墅念书，十七岁便考中秀才。罗于是正式招生办校，更名萝洞书院。并礼聘慈利县三官寺解元康吉人执教数年，培育了一批很有影响的名士。如名震江湖的“溇水三狂士”（诗人）罗武帅、谷得路、向子猷等皆出自此院。桑植的一代文人名士如谷岸峭、谷天泽、谷伏慈、向武新、罗家炳等，亦曾先后在此就读，致罗洞书院声名远扬。光绪二十八 (1902) 年，更名为萝洞小学堂。民国年间，匪患迭起，书院被毁坏严重。近年来，当地政府拟恢复古色古香的罗洞书院古建筑群，开发成旅游景区。

有佚名题罗洞书院联云： 天地有情容我老；山川无语笑人忙。

九、澧水流域历代书院名录

澧水流域历朝书院名录一览表

文山书院  澧州城南仙眠洲     唐太和四（830）年左右 李群玉、李宣古创于水竹居，

                             宋绍兴初（1135年左右）澧州士人修葺，苏庠于此执教。

                             元代澧州“好古之士”有修葺。

明正德丁丑（1517）知州欧阳席重修 ， 尚书李如圭有记。

车渚书院  澧州新城萤渚村     晋末（公元420年左右）澧人建萤渚读书台于澧阴（今津市新州镇）。

唐咸通中至乾符年间（866—879），士民于囊萤台址兴建

（萤渚）书院。

  元大德四 (1300) 年 澧州路总管杨国祯重修。李寓有记。

明正德十二（1517）年御史高越、知州欧阳席重修， 梁宝有记。

康熙五十（1711）年，新州士民修复车渚书院，晚清时又

将之与小彭山思王庙合祀车（胤）、李（元则）

并更名为彭山书堂。

溪东书院   澧州关山银溪观旁   宋绍兴十（1140）年左右，寓澧理学大师、学者范浚草创。

范文正公溪东书院 澧州城南白沙洲 南宋宝庆二（1226）年 澧州知州董与几迁建， 任友龙

有记。

                  元至元间（1275—1294），澧州“好古之士”修葺，元延祐五（1318）年前，郝希贤于此执教，忽都达儿从其学，师生同登延祐五年左、右榜状元。

文正书院  澧州城西洗墨池   明正德丁丑（1517），知州欧阳席徙迁重建，李如圭有记。

学殖书院  澧州新城（新州） 元大德年间（1297—1307），州守杨国桢创办。

怀德书院   澧州城东 清康熙九（1670）年 知州张圣宏率士民建，初呼兰江书院 ，康熙十九（1680）年左右，澧州士民为纪念张圣宏更名怀德书院。约清乾隆朝中期毁于水。

澧兰书院  澧州城东分司街  明正德四（1508）年，提学蔡潮檄有司批准、刘瑞创建。

三贤书院  澧州城东三贤祠  明嘉靖三十九至四十（1560—1561）年，知州水之文创建，刘崇文有记。

同仁书院、澧州文庙西北  约明嘉靖朝中期至万历己卯（1523-1579）澧州士民公建。

钦赐乐善书院 明澧州华藩府内   明万历年间（1574—1619）华阳温懿王将华藩塾校改建， 知州王志远有记。

延光书院   澧州津市  清顺治七(1650) 年， 知州汤调鼎兴建。康熙五十（1711）年修葺，雍正三 (1725) 年澧州知州顾琛、乾隆八 (1743)年知州王作实，均在此设社学。同治十三 (1874) 年左右废毁。

澧阳书院  澧州城西洗墨池   清乾隆五十四 (1789) 年守道臧荣青始建，三年落成。臧荣青、方维祺、王室龙、陈馨、魏式曾、李瀚昌、南济汉分别作记（序、学约、跋），清光绪二十八（1902）年改澧州官立中学堂。今为澧县一中校址。

崇实书院   澧州官垸汇口   清嘉庆八（1803）年士民公建。

澹津书院  澧州津市   清康熙二十一 (1682) 年 士民公建， 澧人龚之茗有记

道溪书院   临澧佘市桥   元至治元至三 (1321～1323) 年，由翰林提督柿溪州学正刘世美创建，谢端有记 。

道水书院  临澧县治东文昌阁前  清嘉庆九 (1804) 年， 知县张在田建。

                              清道光二十 (1840) 年知县林发森迁建。

                              同治三至四 (1864-1865) 年，士民添、扩建，清末废。

九辩书院  临澧县城东宋玉庙西侧  清咸丰四 (1854) 年知县薛湘建。

                                清同治四 (1865) 年士民重修。

民国时改县立第五高级小学和将军乡第二中心国民学校。

龙池书院   临澧县合口镇龙池村    明正德（1506—1521）中 ，邑人中书黄清建。

安乡读书台 安乡县城南书院洲  宋庆元二（1196）年范处义嘱知县刘愚兴建，  王仁有记。

元知县塔不（锝）任职时重修，朝廷委派刘琛、仲璧奉祀。

明成化乙未(1475)，岳州知府吴节第二次重修。

明万历二(1574) 年，沈襄第三次重建，孙继鲁、陆垹、刘武臣均有记。

清顺治十四(1657) 年，知县辛良器第四次复修。

康熙二（1663）年，知县王之佐第五次修葺。

康熙二十二（1683）年知县王基巩第六次重建。

深柳书院   安乡县城南书院洲 清乾隆十(1745)年，知县张绰在原读书台址新修，更名深柳书院。张绰、张庚先、吴嗣富、王基巩、张景、胡世琦、何邦彦均有记。

                             乾隆六十（1795）年，知县李其丰进行扩建。

                             嘉庆十七（1812）年，知县银中球重加修葺。

                             光绪十四至二十（1888—1894）年，知县黎墉有所改修。

 光绪二十九（1903）年，改为安乡小学堂。

泗水书院  安乡县北焦圻镇   明洪武初年有焦泗圻精舍，泗水书院详情失考。

文乡书院   安乡县文田村   由明正统六（1441）年之解元罗鎡读书处创建，亦称文乡书舍。

秀峰书院   石门县城 清乾隆五（1740）年，知县鲍启泌草创。

清乾隆三十一（1766）年， 知县许耀祖建重建，赵璇有序。

清嘉庆三十三（1818）年，知县苏益馨扩建。

天门书院   石门县城  清道光十（1830）年，知县曾维桢重修秀峰书院，更名为天门书院。

                     光绪二十九（1903）年，石门知县陈福荫承上命改办新式小学堂，1940年7月，更名为忠烈祠，旋设石门中学于此，解放后命名为石门二中。

 有竹（竺）书院  石门所街   明正德九（1514）年，添平土司覃姓人公建。

清同治二（1863）年，覃远佑捐田租一百三十石复修。何玉棻曾为之作《记》 

清溪书院   慈利县西南龙头坪，北宋政和年间(1I11-1118) 刘甸刘畴兄弟建，后改为紫霞观。

                         明洪武年间，进士刘畤、刘玖兄弟重建于今慈利文庙遗址。

聚奎书院  慈利三官寺    元至治年间   翰林待制杨辀建，后其地废为民居。

环溪书院  慈利县城水溪头（水西门外） 元至顺年间（1330—1332），张兑创建。

羊（阳）山书院  慈利县阳适山（今羊角山）麓  明万历年间（1573-1579）慈邑人、新繁知县朱文成建。 

零阳书院  慈利县城西隅  嘉庆四 (1799) 年知县陆振基倡建，皇甫如森有记。

万历元（1573）年，知县陈光前立匾。

道源书院  慈利县南毓秀门，明隆庆年间（1567—1572）知县梁可大建。

出谷亭书院（又名九溪书院）慈利县九溪城东鸣凤山夕阳寺旁  传原建于明中叶，但无史料。同治末光绪初，当地学人李树芳等募建溇江书院，后改称九溪书院。民国元年迁九溪城内，改为九溪高等小学堂、九溪完小，今为慈利二中。

月川书院  慈利观嘉渚（今柳林铺乡永安村） 明嘉靖十 (1531) 年知县刘长春建，后当路以未经申详革禁，万历间废。

渔浦书院   慈利县阳和乡渔浦村  清光绪十一 (1885) 年名儒田金楠首倡、李绍华等捐建。

                               光绪三十三 (1907) 年，改办渔浦高等小学并附设渔浦国民学校，现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两溪书院   慈利县零溪乡  清光绪十七 (1891) 年慈邑人朱功久（益阳县学训导）建，光绪帝赐“士食旧德”、“嘉惠士林”匾，光绪三十二（1906）年改为两溪高等小学。   

溇东书院   慈利县杉木桥  清同治间李莲航建，传为今慈利六中前身。

天门书院  大庸天门山麓   元至元十三（1276）年，田田希吕之父请蜀人王申草创，

大德七 (1303) 年， 田希吕于天门山麓新修， 虞集有记。

元至正末(1350年左右)，田怀德择澧水之阳重建，余阙有碑记。

   元至正十二 (1352) 年兵燹中火焚毁。

崧梁书院  永定（大庸）市区  清乾隆22—26 (1761-1757) 年 知县郭六宰建。

                             嘉庆十六 (1811) 年，知县韩凤仪扩修。道光元年(1821)，知县赵亨钤、咸丰五  (1855) 年，知县熊镇南分别增拨田产。

                            光绪三十 (1904) 年,改为高等小学堂。.

城东书院   大庸市区 清嘉庆年间(1796—1820)  罗兴民等建。嘉庆十三 (1808) 年，澧州举人龚经济，客居城东书院任主讲。

瀛洲书院   大庸市区  光绪年间(1875—1908) 都司罗冠武于火药局建。

澧源书院  桑植县城西。清乾隆二十一 (1756) 年知县钟人文创建，时名崇文书院，又称同府书院。同治八（1869）年知县曾叙笏等重建。

萝洞书院   桑植县官地坪东流坪村  清代咸丰末年，曾任县教谕的慈邑人罗组钢草创书庵洞， 同治十 (1871) 年，罗祖纲与幼子罗武帅正式创办为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