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林伯渠和著名女作家丁玲，都是从湖南临澧走出去的风云人物。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和他们的后人有一些接触。2016年4月，我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又和有关方面的同志一道分别拜见了林老的小儿子林用三、外孙齐放及其家人和丁玲的儿子蒋祖林夫妇。其间，我们表达了在林老诞辰130年(林老出生于1886年3月20日)和丁玲逝世30周年(丁玲逝世于1986年3月4日)之际，家乡人民对两位优秀儿女的怀念之情，同时也提到了两位临澧娇子之间的交往，还了解到丁玲曾写过一篇纪念林老的文章。

经过查阅资料：1985年7月29日，丁玲在首都协和医院里，写下了一篇题为《一个最完整的人》的文章以纪念林老，那一年她81岁。次年的3月4日，这位传奇女作家也走完自己坎坷起伏的人生旅程，时隔不到一年。

这篇纪念文章收录在由胡耀邦同志题写书名、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1月出版的《怀念林伯渠同志》一书中。那一年，人们要隆重纪念林老诞辰100周年。

30年过去了，这篇仅仅只有2000来字的文章，读来依然会让我们感到弥足珍贵、回味无穷……

1936年的冬天，年仅32岁的左翼作家丁玲，在经历国民党绑架、囚禁长达三年后，秘密来到了苏维埃政府所在地保安(今志丹县)，也就是在这里，在苏维埃政府外交部“外面的场院上”，丁玲第一次见到了“白胡子，白头发，穿一件老百姓的羊皮祆”的林伯渠，林老此时担任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到延安后，林老担任边区政府主席，丁玲则在文艺界抗敌协会工作，“或者编报纸副刊”，虽然工作不在一起，但时有接触，还有一些交流，并且给丁玲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以至她虽然“对林老后期的工作、生活一点也不了解”，但依然“常常叨念他、常常想到他”。

那么，在丁玲眼中，林老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一一既是革命前辈、又是年长“表亲”。得知坐在石墩上、总对她笑咪咪的老者就是林伯渠后，丁玲便主动问到：“小时候听说我们有个亲戚……，姓林，参加辛亥革命，后来又参加北伐，那个人是不是就是你？”林老笑答“是我”……。类似这样一段文字，我们在丁玲最后一任秘书王增如与其丈夫合著的《丁玲传》中也看到了(《丁玲传》第152页)。我们还注意到一些学者在分析毛泽东为什么会用军用电报给丁玲发《临江仙一一给丁玲同志诗》时，也提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共五老之一的林伯渠是丁玲的表兄”。(《延河边的丁玲》，见2011年8月18日《北京日报》)。这种推断在我看来有些主观。毛泽东之所以要“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而且还把这首诗电传至前线，主要还是在于丁玲作为早期到达延安的有成就的文艺青年的特殊影响力。其实，在丁玲眼里，年长于她18岁的林老，从辛亥革命一路走来，经历了风霜血雨、甚至是生与死的考验，无疑是她十分敬重的革命前辈，同时，朦朦胧胧中，丁玲虽然又记得他们之间似乎“沾点亲戚”，但是她并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亲戚，从林老的年龄、外貌看她认为应该是长辈，但是林老准确地告诉她“是表亲”……。关于林老与丁玲到底是怎么结的亲戚关系，多年来很少见诸文字。我曾当面询问过丁玲的儿子蒋祖林、女儿蒋祖慧，他们均表示是远方亲戚，但到底是什么亲戚说不清楚。我又委托林伯渠故居纪念馆和有关方面的同志作了一些考证，根据丁玲堂弟蒋宗申老人的回忆，应是与林老的夫人伍崇贤家的亲戚有关。其时，丁玲的堂叔蒋保光(1913年出生)在南京工作，准备和伍崇贤的侄女联姻，但由于蒋保光26岁(1939年)就去世了，且于“已卯腊月初八丑时葬于安徽马鞍山”，所以没有联姻成功。但是因为丁玲伯父蒋保釐有后人住在修梅镇凉水井，与林伯渠家是邻居，两家走得很近，不是亲戚、也似亲戚，故丁玲从林伯渠口中得知按农村习惯应称呼其为表兄。但在由林如汉所著的《老宅》中却是这样记述的：“林伯渠的侄女林秋明嫁到津市汤家，丈夫汤湘甫。汤湘甫的姑姑(后人称她汤婆婆)嫁到黑胡子冲蒋家，丈夫蒋毅清，名老中医。汤婆婆系丁玲的嫂子，所以，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蒋毅清和汤婆婆一家从黑胡子冲迁到凉水井林家屋场，亲戚之间更加亲密”。(见第151页)。林如汉同时又是2012年《林氏族谱》第五次修订的主编，他留下的文字也应该有一定的可信度。但不管采信哪种说法，林丁两人的“远房表亲”关系是可以认定的。因此，面对这位德高望重的革命前辈和年长的表亲，丁玲不无感慨地写道：“尽管他说我们是平辈，但对于他的经历，他的性格，他这个人，我是很尊敬的，把他当作我们革命的老同志那样尊敬”……。其实我们知道，由于丁玲父亲早亡后蒋家族亲并未给予丁玲一家应有的关照，丁玲曾一度对老家的亲戚没有什么好感，也没有什么联系，甚至“彻底与蒋家断了来往”(《丁玲传》第27页)，而对于眼前的“远房表亲”林伯渠，她除了敬重还是敬重！

一一既有侠肝仪胆，又有满腔柔情。丁玲知道，林老早年追随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失败后，在一些老党员不理解、不支持孙中山的情况下，毅然决然地和堂兄林修梅在日本打下手印，宣誓加入由孙中山倡义的中华革命党，以致赢得了孙中山至诚的赞誉：“林氏兄弟，一文一武，将来必定大有作为”。后林老又投身到大革命洪流，参加了南昌起义，还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特别是在此期间与错误路线的斗争中旗帜鲜明，坚定地捍卫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并明确表达了“坚持遵义无穷力”的政治立场！等等这一些，在林老身上所表现出了湖湘文化熏陶出来的坚韧、执着的品质，深深地感染了丁玲。林老还引领了不少有志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其中就有丁玲的一名亲戚。但北伐失败后，林老念其仅15岁，且考虑斗争形势残酷便劝其回了老家，表现出了对年轻人的关心、爱护和对保存革命力量的长远考虑……。对待这些，丁玲是有所耳闻的，因此就愈发增添了她对林老敬重。关于丁玲记忆中的这位亲戚“堂兄”，我们最近也作了考证，还是根据蒋宗申老人的回忆，此人应是丁玲堂兄蔣玉清之子，叫蒋祖玉，光绪33年（1907年）出生，跟林伯渠出去参加革命后回家，后来不知何故疯了，一九三几年去世，无后人。其有一妹妹叫蒋兴夏，跟着林伯渠的女儿到了陕北，生有十个孩子，在兰州、西安一带，其中有孩子曾担任兰州军区重要领导。正因为有这样一些事情支撑，丁玲深受感染，并由衷感到“从他的谈吐中，我感到他是一个平和的人，是一个非常有感情的人，通人情的人”。

一一既能不拘细末，又能坦荡处世。丁玲说自己有个毛病，不喜欢跑首长家，也不是一个爱交际的人，但是她喜欢到林老那里去，原因是“因为我很喜欢他，愿意和他谈天，……觉得有很多地方他同我很谈得来。他是一个通达的人，从不拘泥于那种细微末节。”在有徐老(特立)、吴老(玉章)等几位老人参加的关于屠格涅夫在法国和他的房东产生浪漫感情的说笑时，林老表现出来的态度让丁玲感觉到“相形之下，林老显得更开通；按现在的话说就是思想很解放。”虽然丁玲觉得林老不拘细末，思想解放，但她根据自己对林老坦荡的个人生活经历的了解，坚定地写道“林老却不是风流人物。他觉得结婚也好，离婚也好，完全是一件很平常，很偶然，很自然的事。”作为辛亥老人，生活中的林老此时己经历了三段婚姻，由父母指腹为婚的原配夫人司马殿英因病早逝后，他在吉林参与策划“边疆革命”时娶了小学教师伍崇贤，从苏联回国到江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工作后，由于与伍天隔一方、失去联系，娶了红军战士范乐春。红军长征后，范乐春则因为刚生孩子不久留在了苏区。丁玲见到林老之初，林老应该尚未开启新的一段感情的闸门。即使对于林老以后的个人生活，在丁玲和人们的眼里都是很自然、很正常的。同时，也正因为林老的个人生活是随着革命斗争的坎坷历程而跌宕起伏，让丁玲由此感到真实、坦荡，值得信服！

两个年龄悬殊、又有点沾亲的临澧老乡，在茫茫人海中的邂逅，看似偶然，实则必然：是共同的革命理想把他们联系在了一起！他们从相交到相知，除了亲情的延续、乡情的连结，更多的是革命热情的融合。他们接触虽然不多，但对丁玲的影响则是长远的，而且这种影响不仅仅是在某一方面。因此，丁玲在文章的结尾部分不无感慨的写到：“他的一生，他的工作，他的为人，有口皆碑；在战争岁月中的边区军民群众，在建国年代的党内党外的干部人民，都认为他是一个最完整的人……”。

（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   杨琦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