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宋教仁先生是公认的辛亥革命元勋，民主宪政的先驱。与此同时，他在革命生涯中又特别关注教育，对教育多有主张，重教兴学大有建树。他的教育思想及实践对推动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宋教仁的教育思想及教育实践概述

宋教仁教育思想集中反映在辛亥革命后与黄兴筹办江汉大学时撰写的《江汉大学之前途》及1913年《代草国民党之大政见》中。1912年12月24日宋教仁在《民立报》发表的《江汉大学之前途》一文中指出：“窃以措国家于磐石，端赖贤豪，范人士于炉锤，全资教育”。“强国之要，学战为先，希望甚大，誓同世界争雄”。“教育以期普遍，合教蒙满回藏，陶熔一致，不问东西南朔，畛域胥泯”，即在中国，教育应该不分民族，不分地域，明确提出了普及教育问题。1913年初，他在《代草国民党之大政见》中指出：“教育为立国根本，振兴之道，不可稍缓”。并指出了振兴教育的五个方面的措施：“一曰政治教育；一曰工商教育；一曰中学教育；一曰中小学师范教育；一曰女子教育”。

宋教仁的教育实践活动，直接或间接参与的活动概要如下。

1902年冬，投考武昌文普通学堂返程途经长沙，宋教仁上书省抚建言“请改岳麓、城南、求忠三书院为学堂”。当时湖南省抚虽欲遵循清廷“新政”改建学堂，因封建守旧势力顽固，依然恪守旧制，没有革新，仅将求实书院改为湖南省城大学堂，与武昌生机勃勃的学堂教育形成鲜明的对照。宋教仁给省抚建言书“洋洋数千言，洞中利弊”，见解深刻，言词恳切，深深打动了湖南巡抚。“当道纳其议，湖南学堂规模从此奠立”。

民国创立之初，宋教仁先后任临时政府法制局长及第一届内阁农林总长，忙于国事的他，深感人才对于治国安邦的重要，说服湖南都督拨款2万元，亲自主持，在“共和发轫之区”武汉创办了民国初年第一所大学——江汉大学。

1912年底至次年初，在国民大学筹办之际被推选组织筹办国民大学（后改名中国大学）并兼第一任校长。1912年冬，经校董事会推定，由宋教仁组织，选定北京前门西大街13号、正阳门城楼西侧的愿学堂为校舍。学校定于1913年春开学，第一任校长原定宋教仁先生，由于1913年初“宋案”发生，校董会遂推黄兴为第二任校长。

宋教仁折衷定址创办了湖南省公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现湖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1912年8月，湖南省都督府定案在湘西北创办省公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1912年秋，回乡省亲的宋教仁，应邀平息了常德与沅陵两地代表对湖南省公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的选址之争，将“二女师”定址桃源，并于1912年12月18日莅临二女师开办并发表演讲。

宋教仁在东渡扶桑求学与革命活动期间，写信给家乡亲朋及地方官绅，倡办了家乡第一所乡村小学堂——渌溪小学堂及桃源第一所官办中学堂（桃源一中）。

1903年华兴会创立后，为了发展会员联络革命志士，宋教仁先后在长沙、武昌创办了长沙东文讲习所、武昌科学补习所、农政讲习所等职业学校。

家乡父老有感于宋教仁重教兴学之情，为纪念这位革命元勋传承先辈教育立国之志，陆续创办了常德渔父中学（今市五中）、桃源渔父职中、教仁中学、渔父完小。

二、对宋教仁教育立国思想及实践活动的再认识

与一般教育家不同，宋教仁的教育思想更多地是源于一个职业革命家对革命与建设的思考，并非在实践中遵循自己的教育理念亲力亲为数年如一日去投身教育事业，也没有自己独特的教育理论，最早研究宋教仁教育思想的学者认为，“宋教仁教育思想是不系统而且不十分现实的”。把宋教仁的教育思想及实践置身于中国近代社会及教育发展的大背景中去考察而不是局限于一事一地，则能更清楚地评价宋教仁教育思想及实践的历史地位。

宋教仁一生打下了中国传统思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烙印，从少年求学开始，心怀天下，把成才修身作为第一要务，即便走上革命道路之后，亦把求学与革命紧密融合在一起。宋教仁的求学经历使他深深感受到近代教育对人才培养及对国家民族的重要性，尤其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我国兴起的“教育救国”思潮对宋教仁教育思想的形成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各地爱国志士兴办各类学校，各种教育主张纷呈，举其要者：一是人才教育。包括“政学人才”和“艺学人才”。二是实业教育。清末所谓的“实业教育”主要指农、工、商教育。严复认为实业教育是一种有别于普通教育，“继普通教育而后施”的“专门教育”。三是国民教育。戊戌维新时，严复即强调对国民启蒙教育的重要性，把“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视为图强的要政。康有为更是提出要学习德国，创“国民学”。预备立宪时期，为了培养立宪国民资格，对国民教育强调有加，“当此预备立宪时代，其最要之政，无过于谋教育之普及”。四是女子教育。戊戌维新时，梁启超等人撰文强调兴办女子教育的重要性，认为“女学最盛者，其国最强，不战而屈人之兵者”“女学衰，母教失，无业众，智民少。”他还同经元善等人在上海创办了第一所中国女学堂。五是师范教育。梁启超在《论师范》中对兴办师范，培养师资予以极大关注。“师范学校立，而群学之基悉定”。六是留学教育。中国的留学教育始于甲午战争之前，为了培养变法维新的救国人才，维新派极力倡导派遣留学。《辛丑条约》的签订加剧了民族危机，迫于形势，慈禧太后推行新政，停科举，设学堂，奖游学成了新政的主要内容，促使留学风潮高涨。

由是观之，经历了维新运动及清末新政，到民国成立前，教育救国思想深入人心，国民教育及近代教育体系逐渐确立。躬逢其时，亲历当时中国教育巨变的宋教仁先生提倡教育立国、普及国民教育等系列教育思想及主张并非创举，因此而称之为教育家理论家似有不妥。从宋教仁的教育实践活动来看，由于他并没有专注于教育，教育只是其革命实践活动的一方面，在教育实践中他真正倾注心血的是他和黄兴在民国成立后创办江汉大学，然而这也仅仅是他革命活动中把教育作为培养革命与建设人才的一项实践活动，也不能因此称之为教育实践家，但他重学兴教的精神是值得称道的。

作为一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特别是作为一位职业革命家，在从事革命活动及国家建设过程中始终把教育看作是培育革命与建设人才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具有远见卓识的。从教育救国到教育立国确实是一个伟大进步，它不止是一种观念的进步，更是一种认识的转变，把教育从救国的一种手段或途径上升为立国的一种战略，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的角度来分析，无疑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从几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科教兴国”发展战略、公民道德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我们仍可以看到宋教仁在上个世纪初所提出的这些强国理想和立国方略中的先见之明和智慧之光。

    （作者系湖南幼儿师专教师双立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