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出生于湖南常德桃源的时任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刺，他的去世，让革命党人以合法途径重新掌握民国中央政权的企盼流产，从而催生了革命党人的“二次革命”，“二次革命”的失败直接造成国民党由公开的选举机器转变为地下的革命机轴，近代中国由此走上了一条不断激进的现代化之路。单个历史人物的突然离世对历史的影响不绝于史，但对近现代中国历史形成转折点式的影响却不多见。

一、宋教仁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

同盟会主要由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整合而成。早在1904年宋教仁求学于武昌文普通中学期间，他协助黄兴组建了华兴会。他与黄兴在同盟会担任重要职务，同盟会逐渐形成了以孙、黄、宋为三巨头的格局，孙侧重于革命理论和筹款，黄侧重于军事斗争，他侧重于日常事务，由此，他长期身处中枢，一度代理庶务，成为同盟会的实际控制人。

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之后，很多同盟会成员心灰意冷，甚至解甲归田、告老还乡。孙中山投身实业，黄兴辞职赋闲，在这种情况下，宋教仁挺身而出，以同盟会为核心，以暂时放弃“民生主义”为条件，整合各方政治力量组建国民党，尊孙中山为理事长，他担任代理理事长，搭建了与袁世凯进行合法议会斗争的平台，成为当时革命党人重新掌握政权的唯一希望。他在日本学习法政，师从推崇自由主义的法学家美浓部达吉，逐步认识到军事斗争只是中国的初始目标，终极目标应为政治建设，所以虽然他先后组织、参与了万寿节起义、黄花岗起义等军事斗争，但他的注意力主要是在民主宪政方面，在当时的革命党人中显得十分另类和抢眼。在民初首次议会选举中，他凭借娴熟的民主宪政知识和技巧，运筹帷幄、纵横捭阖，使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获得压倒多数的胜利，国民党依法组阁，重获政权。如果不遇刺，他本人将代表国民党出任内阁总理。他的遇刺，直接引发了“二次革命”，“二次革命”的失败直接引发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以中华革命党为机轴，先后开展了护法运动和护国运动，近现代中国与民主宪政渐行渐远，由此走向了一条不断激进的党治之路。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如果将近现代中国分为民主宪政与党治两个时期，那么由他遇刺而引发的“二次革命”可视为近百年来中国历史的关键拐点。

站在长时段历史来看，宋教仁不仅对于一场事发突然、群龙无首的武昌起义，以及以此为首义点的辛亥革命起到了无可替代的策划作用，而且对于民初宪政建设起到了彪炳千古的先驱作用。

二、对常德辛亥革命人才群的分析和评价

根据常德官方整理，参加了辛亥革命的沅澧人士有103人，有一定影响的常德人约23人。除宋教仁外，蒋翊武为武昌起义总指挥，刘复基为起义总指挥部常驻军事筹备员，武昌起义的军事计划大多出自其手，在蒋翊武移驻岳州期间，他成为起义总指挥部的实际负责人；武昌起义前夜，他被捕遇害，成为“首义三烈士”之一。除此之外，胡瑛虽然身陷牢狱，但仍被推举为武昌起义的政治筹备员，并在起义之后担任湖北军政府外交部长；杨载雄担任文学社参谋，并被推举为武昌起义的军事筹备员；龚霞初以记者身份作掩护开展革命活动，被推举为武昌起义的政治筹备员，等等。可以说，武昌起义的革命策略、组织机构、骨干力量、起义方案、作战计划、作战命令，乃至于宪政框架、外交政策等等，均主要来源于常德人，一个地区的重要人物密集地出现于另一个地区的重大历史事件中，成为主要的策划组织者，并长远地影响历史走向，这在中国近代史上是比较少见的。

一个地区人才群的形成和发展往往需要很长时间的准备，但常德只在民初形成过比较典型的人才群，并迅速兴起和达到顶峰，其原因为：一是行政区划。清末湖南和湖北为同一总督管辖，武汉是清末民初湖南和湖北两省的中心城市，大量的湖南年轻人前往武汉求学、参军或务工，再加上常德地处湘西北，是湘西北的枢纽和两湖连接之地，所以客观上在武汉的常德人比较多，同时这些常德人又比较团结，互相之间的联系比较密切，容易形成一致性的思想和认识。二是地域文化。常德本身为水患之地，人口众多，形成了到外地寻找出路的风气，大量在外人员又通过各种渠道不断带回新思想，使不少常德人特别是青年学生受到思想启蒙。庚子赔款后，常德青年学生纷纷到日本和欧美留学，鼎盛时期留学人数占湖南留学生的三分之一。三是会党实践。常德会党众多，势力较大。革命党人出于寻找依靠力量的考虑，与会党联系较深，很多革命党人都同时是会党成员，有的还在会党内担任比较重要的职务。这些原因交互作用，共同促进常德辛亥革命人才由单人到群体，进而形成为人才群。

三、宋教仁对常德辛亥革命人才群的显性影响

一是思想启蒙。19世纪末20世纪初，岳州、长沙相继开埠，常德、湘潭成为寄地港，常德由此门户大开，各种新思想迅速得到传播，对新思想特别敏感的青年学生成为主要受众。宋教仁1905年在日本创办了《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该杂志后改名为《民报》，成为同盟会机关报，自1911年初起，他在上海担任《民立报》主笔，成为革命思想的重要宣传者和全国青年学生的崇拜偶像。蒋翊武、林伯渠等人为当时校址在常德的西路师范学堂学生，其中蒋翊武为进步学生领导人。所以，他长期以来的宣传工作为常德辛亥革命人才群的形成打下了思想基础。

二是骨干发展。宋教仁少有大志，在漳江书院期间，他就已经成为当地有志青年学生的核心，对同窗胡瑛、覃振早期革命思想的形成影响较大，3人同时参加自立会，同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法政。刘复基是久闻大名后主动与他结交，并从此听命于他的。1904年，华兴会准备发动万寿节起义，他负责常德方面起义的筹备工作，期间发展刘复基、蒋翊武、胡瑛等人加入华兴会。起义失败后，他被迫流亡日本，于是委托刘复基、蒋翊武“在常经营一切”，刘、蒋2人努力经营常德，一方面发展了黄贞元、梅景鸿、杨载雄、龚霞初等人参加革命，另一方面与远在日本的他保持联系，接受他的直接指挥。由此逐步构建了以他为核心的常德辛亥革命人才群，并层层递进，不断拓展。

 三是策略指引。宋教仁在酝酿中部革命策略期间，陆续安排了一部分骨干打入新军内部做策反和改造工作，其中蒋翊武、刘复基被派往武汉参加新军。武汉新军约5000人，蒋翊武、刘复基在军内组建的文学社约3000人。中部革命策略形成后，他迅速投入实施，组建了同盟会中部总会，策划了在武昌首先起义、长江流域各省同时响应的方略，抓紧派遣骨干分赴各省，成立分会，策反新军，并直接指挥蒋翊武、刘复基、胡瑛等人在武昌整合革命力量、组织部署起义。文学社以湖南籍新军士兵为主，共进会以湖北籍留日学生为主，作为湖南籍留日学生的他，成为两会高层沟通、达成互谅，进而走向思想统一、行动协作的幕后策划人。辛亥革命最终首义于武昌，武昌起义成为常德人才群的最亮点，这与他革命策略的长期指引和具体安排关系极大。所以，他长期以来的策划工作为常德辛亥革命人才群达到顶峰提供了可能。作为常德辛亥革命人才群的3个重要领导人物，刘复基最先离世。宋教仁遇刺后，湖南追随孙中山参加“二次革命”，“二次革命”于同年失败，蒋翊武也于同年被害，使这一人才群失去了可能成长为领军人物的新核心。宋、蒋2人的同年离世，使得这一人才群群龙无首、分崩离析，迅速走向衰落，这也从侧面证明了他对这一人才群的无可替代的唯一核心作用。

    （作者系中共常德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室主任高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