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德，地处湘西北，东临洞庭湖、西枕武陵山，是湖南境内最长河流沅江注入洞庭的所在地，自古就有“湘西门户”、“川黔咽喉”的美称。早在公元1905年，当时的清王朝就将常德港与湘潭港对外开放为“寄地港”，外国商人可以在此囤积货物，开办银行和商行，客观上加快了这里的近代化进程和经济文化的繁荣。正是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历史背景，多种文化艺术元素得以在此落地生根、繁衍生息。曾被人们称作“常德戏”、“沅河戏”，现在称为“常德汉剧”的剧种，就根植于这里。

关于常德汉剧的起源，可以追溯至元代，有据可考的时间至少在大明永乐2年（公元1404年）就出现了戏班。到了清朝末年，形成了的瑞凝、天元、文华、同乐四大名班，他们将常德汉剧的艺术水平和传播范围一度推向到一个至高点，对常德汉剧文化的发展起到过极为重要的作用。

那么，常德汉剧这样一个享誉湘西北、影响湘鄂黔川的地方剧种，与桃源县九溪文化现象有何关联呢？本文试图做个初步探讨。

一、常德汉剧提升了九溪戏剧文化水准

在“四大名班”鼎盛时期，一度将常德汉剧的美名度扩张到湘鄂黔川数省的城乡。那时候，象桃源九溪这样的偏远山区，管“四大名班”演出的剧种不叫“汉戏”，称“官戏”。

关于常德戏的剧种名称，起初均以戏班称呼，新中国成立后，1953年湖南省文化局鉴于湖南地方大戏剧种多为“湘戏”，下文将所有常德戏班均冠以“湘剧”二字，如“文华”班改名为“文化湘剧团”、“同乐班”改名为“文艺湘剧团”等等。但是，常德戏与湘剧在表演程式和音乐唱腔上均有较大差别，于是，1957年4月，常德市人民委员会呈报湖南省文化局，要求更改市湘剧团、剧种名称。5月，湖南省文化局批复同意，剧种改称常德汉剧，常德地区境内剧团统一改称汉剧团。“常德汉剧”这一称呼至今未变。

常德汉剧经历数百年的发展，生、旦、净、丑行当齐全，唱、做、念、打、灯、服、道、效均有讲究，是地方戏剧剧种的大剧种。

据鄢明清老艺人回忆，解放前九溪一带有钱人家办婚丧寿庆红白喜事，常常邀请“四大名班”演出；再者规模较大的庙宇、道观兴建了雨台（戏台），也请“四大名班”踩台和演出。至今，老人们还记得当年的谚语：要唱《斩龙台》，必等瑞凝（四大名班之一）来！这些活动让爱好戏剧的九溪人一饱眼福、大开眼界。

正是人们对“高大上”文化艺术生活的向往，原九溪本土戏班“黄岸初班”开始学习常德汉剧，通过“半台戏、半台灯”的演出尝试，发现群众非常欢迎，从而坚定了艺术改造的步伐。

“黄岸初班”是指老艺人黄岸初领班的戏班，其剧种属于小戏，名称比较复杂，如“灯戏”、“杨花柳”、“大筒戏”、“吊儿戏”、“咔咔戏”等，解放后都统称为“花鼓戏”。起初，这种小戏角色只有旦角、小生或小丑两个，故事情节也较为简单。最大特点就是易于流动演出，而且搭班成本较小，在农村地区具有一定市场。

“黄岸初班”的戏路从“灯戏”转向“汉戏”之后，扩大了戏班编制，集聚了一批艺术人才，尤其是配齐了相应的角色行当。如旦行的黄德安，生行的胡福初、胡谷伯，净行的沙富，丑行的王文堂等，都是在九溪及周边地区响当当的名艺人。

新中国对文化艺术事业的重视不是当下才开始的，早在上世纪60年代，各级政府甚至最基层的生产队（今天的村民小组）都建立了“宣传队”，后来改称“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队员是没有正是编制的，也不拿国家一分钱补助。他们的劳动成果是通过生产队的“工分”体现的。到了60年代初期，河伯裘、刘毛山、王超海等人正式打出了“九溪汉剧团”的大旗，该团持续存在30多年，成为湘西北地区民间文艺的一面旗帜。

今天的九溪文化现象与该团的成立密不可分。

二、常德汉剧丰富了九溪戏剧文化剧目

“灯戏”的曲牌有“正宫调”、“潼关调”、“阴调”、“倒板二流、三流”等，曲目有《打芦花》、《英儿洗裙》、《紫金碑》、《磨坊会》等几十出。而汉剧剧目多达500多出。

从“黄岸初班”到“九溪汉剧团”，以及各类民间剧团，大量移植了常德汉剧的传统剧目，如《三打平贵》、《秦香莲》、《桃花装疯》、《皮秀英四告》、《四郎探母》、《杨家将》、《三元会》等等。

在剧目传承方面，有一个叫王治满的人物值得一提，他出生在桃源县车湖垸，从艺于常德汉剧“四大名班”之文华班，后因“败嗓”离开文华班，来到九溪汉剧团专工导演。他排演的《粉妆楼》、《鸡爪山》等一批“宋江戏”、“岳飞戏”、“封神戏”只有文华班才有，某些县级剧团都不曾见过。

九溪中学有一位教师贺长庚（1921-2013），早年参军经历过西安事变，后来被共产党收编之后于1948年10月入中南军政大学，随军南下参加过渡江战役和解放南京的战斗，1952年6月转业到九溪中学担任教师。这位贺老师文字功底好，酷爱戏剧，在学校里就组织师生排演过传统大戏《金沙滩》，自己亲自扮演卢俊义。九溪汉剧团成立之后，他经常参加剧团排练和演出，还为九溪汉剧团创作了新编历史剧《贺龙单枪三战黄石》，排练现代汉戏《红灯记》等。

同时，九溪艺人善于移植和借鉴，如鄢明清移植改编的《半把剪刀》、《三篙恨》在九溪周边地区连演12场，场场爆满，并获得了1980年常德地区文艺汇演一等奖。

就是这样一个乡级汉剧团，在其鼎盛时期，能够演出的汉剧大戏100部以上，极大地满足了人民群众对戏剧文化的需求。

三、常德汉剧滋润了九溪戏剧文化沃土

随着常德汉剧在九溪这块神奇土地上的推广，人们对于看戏、评戏，甚至学戏成为一种时尚。九溪汉剧团鼎盛时期，许多艺人投奔而来，因为编制，剧团只能有选择留下。由于九溪汉剧团人才济济，剧目丰富，影响力日渐扩大，民间早有“桃源第二汉剧团”之称。

百姓家里有喜事，自然邀请剧团在家里热闹一番，如果遇见个别演员不认真，九溪的观众也不好糊弄，时常发生观众向台上扔石头的现象。可见，九溪观众的鉴赏水平之高。

把九溪称为“戏窝子”并非空穴来风，除了这里的剧团多、观众好之外，这里戏剧名人多。早年“灯戏”当道时期，桃源的康桂生班、余秋戏班、张树生班、黄岸初班经常在此活动，每一个班主就是一面旗帜。著名社会活动家、慈善家侯希贵的母亲姜枝仙就出生在这里。桃源汉剧团名角张文玖、余文菊、周雄（音乐）、蔡代红，常德汉剧团的莫一鸣（音乐）等也出自这里。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戏剧事业如日中天，但是戏剧人才青黄不接现象也越来越严重，此时的九溪公社党委决定自己创办一个小演员训练班。消息一出，引来数以百计的家长报名，后来经过严格选拔，挑选40名10岁至13岁的少年进入班学戏。其开办经费一部分由公社解决，一部分由汉剧团门票收入补贴。剧团不仅没有伸手向政府要钱，而且还以每张5分钱的票价收入支撑着庞大的开支，可见九溪汉剧团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非同一般。

四、常德汉剧培养了九溪群众文化骨干

过去学戏主要通过两种途径，一是跟班学徒，在一个戏班里拜一位师傅，戏班在哪里，徒弟就跟到哪里，师傅会要求徒弟早晚练功，条件成熟之后，徒弟可以适当地上台承担一些角色；二是科班学戏，由一个有钱的老板购置“行头”，聘请几位德高望重的老师，选定一个较为固定的场所，开班教戏。

九溪戏剧人才可以分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解放初期“黄岸初班”时代，主要演职人员如前所述；第二个层面当属60年代何伯裘、刘毛山、王超海创办“九溪汉剧团”，一直延续到90年代，聚集了何继云（团长）、鄢明清（业务团长，丑行）、何美华（旦行）、彭惠君（小生）、管赛众（生行）、李文林（琴师）、胡正桃（琴师）、姚成贵（司鼓）等；第三个层面当属1981-1983年九溪政府依托九溪汉剧团开办的汉剧科，当年招收40人，最后毕业“成器”20多人，涌现了一批接班人，如聂群（音乐）、张健和（老旦）、彭建喜（音乐）、黎佩凤（旦行）、杜竹云（小生）、杜惠仙（旦行）、余大华（音乐）、姚爱国（音乐）等。他们不仅传承了上辈的戏剧功底，还能在市场经济的调节下，适应新形势融入歌舞元素。“九溪四小名旦”就是其典型代表。

张健和，女，家住九溪乡九溪村。九溪汉剧科毕业之后，亦农亦艺，多次参加市、县大型文艺演出，1991年组建“小白杨艺术团”常年在张家界、怀化、常德等地演出，自编自演小品《借妻》、《挑演员》等40多个节目。

杜惠仙，女，家住九溪乡九溪村。九溪汉剧科毕业之后仍然生活在九溪乡，却没有放弃对戏剧事业的追求，多次参加市、县级大型文艺演出，并组建了“小梨园艺术团”，能演常德汉戏《御花园比武》、《盗旗马》、《宝莲灯》、《刘备招亲》、《四郎探母》、《薛平贵回窑》等100多本，常年在湘西、湘西北地区演出。

黎佩凤，女，家住九溪乡孙家河村。九溪汉剧科毕业之后一直生活在九溪乡，多次参加市、县级大型文艺演出，1988年组建“龙凤汉剧团”，能演《杨家将》、《薛家将》等汉戏200多本，自编《新狸猫换太子》等10多个节目，常年演出于常德、怀化、张家界等地。

杜竹云，女，家住九溪乡九溪村。九溪汉剧科毕业之后在家亦农亦艺，多次参加市、县级大型文艺演出活动，如参加县“国税杯”文艺演出的《劝夫戒赌》获二等奖。1991年组建“黑豹艺术团”，常年活跃在张家界、怀化、常德地区，自编自演《三伢子打蛋》、《选女婿》《家和万事兴》等戏剧小品，深受群众喜爱。

在市场经济走向成熟的今天，文化艺术的多元化、国际化是大势所趋，常德汉剧面临着既要对传统艺术的传承、又要面临适应社会新形势不断开拓创新的问题。同样，深受汉剧文化影响的九溪文化艺术事业，既要扎根基层，也要面向未来！

（本文写作过程中，大量引用了鄢明清老艺人提供的素材，在此致以衷心感谢！）

作者简介：

周星林：湖南文理学院历史学教授；凌翠萍，湖南文理学院2013级历史专业本科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