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廉政思想产生的根源，余以为，至少来源几个方面，即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廉政传统；而孙中山的廉政思想是建立在“振兴中华”的远大目标之上；他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是其廉政思想产生的重要因素；他的天下为公的精神，是其廉政思想产生的基础；祖国统一的政治主张，是其廉政思想产生的巨大动力。

中华民族的廉政传统

中华民族历来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和廉政爱民的传统。对此，历代前贤均有阐述。

孟子云：“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至大至刚，以塞乎天地之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中华民族的精神。

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所言：“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宋代哲学家张载有一段流传至今的箴言，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这是一种多么大的胸怀！我们理解“天地”就是指国家；“生民”就是指老百姓；“往圣绝学”就是指阐发利国福民的历代前贤的学说。

明代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的薛瑄曾说过这样一段话：人之子孙，富贵贫贱莫不各有一定之命。世之人不明诸此，往往于仕宦中昧冒礼法，取不义之财，欲为子孙计。殊不知子孙诚有富贵之命，今虽无立锥之地以遗之，他日之富贵将自至；使其无富贵之命，虽积金如山，亦将荡然不能保矣，况不义而入者，又有悖出之祸乎！如宋之吕蒙正、范文正公诸公，咸以寒微致位将相，富贵两极，曷尝有赖于先世之遗财乎？然则取不义之财欲为子孙计者，惑之甚矣！

中国近代民族英雄林则徐也是一位为官清正廉洁的楷模。我们从他给其夫人的一封家书中亦可见一斑。1838年12月31日，清廷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州查禁鸦片。次年3月到达广州后，他接到夫人来信，叙及家中生活拮据，急需用钱。当时林则徐给家里汇去320两纹银，并给夫人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接来信，知夫人需款甚急。兹特先汇纹银三百二十两，年内当可支持也。余虽任高位，以耿介自矢，从不敢于额外妄取一文钱。以上不负君恩，下不负祖训。得钱不易，家中可省则省，即此三百二十两纹银亦从节省中剩得。不能以一行作吏，即视钱如粪土也。现寄回三百二十两中，可分拨二十两与长媳，以作新岁赏赉之资。吾儿既无钱寄家，夫人当为之设法也。（据《林则徐致郑夫人书》，见《清代四名人家书》第5页。上海广益书局，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四月刊行）

林则徐曾任湖广总督、两广总督。可谓高官。但他为官清廉的实际行动，正是中华民族优良的传统。

孙中山正是继承了中华民族先贤关于浩然正气、以国家为重、为生民立命、为政清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法则，并结合当时中国的国情，践行了这种理念。我们从《三民主义》中看到孙中山读中国哲学书的深切体会：

中国有一段最有系统的政治哲学，在外国的大政治家还没有见到，还没有说到那样清楚的，就是《大学》中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一段话。把一个人从内发扬到外，由一个人的内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像这样精微开展的理论，无论外国什么政治哲学家都没有见到，都没有说出，这就是我们政治哲学的知识中独有的宝贝，是应该要保存的。这种正心、诚意、修身、齐家的道理，本属于道德的范围，今天要把他放在知识的范围内来讲，才是适当。所以普通人读书，虽然常用那一段话做口头禅，但是多是习而不察，不求甚解，莫名其妙的。正心、诚意的学问是内治的功夫，是很难讲的。但是说到修身、齐家、治国那些外修的功夫，恐怕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到。专就外表来说，所谓修身、齐家、治国，中国人近几百年以来都做不到，所以对于本国便不能自治。外国人看见中国人不能自治，便要来共管。

孙中山鼓励人们做人要朝着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标努力，并力求做到。他主张理论联系实际，用革命的理论指导革命事业。试想，如果全体国民都养成一种良好的修养，树立全心全意为国家服务、为人民服务的观念，必然会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政府官员必然会有清正廉洁的作风。另外，孙中山在这里告诫人们要发奋图强，内外兼治，争取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

孙中山廉政思想是建立在“振兴中华”的远大目标之上

孙中山所处的那个时代，即19世纪末，中国已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深渊，清政府政治制度腐败、经济落后，民族灾难日益深重。从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从《南京条约》到《辛丑条约》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列强迫使清政府割地、赔款，允许列强在许多沿海城市建立租界，如上海、天津、广州、青岛等地，几乎成了侵略者的天下。

孙中山目睹中华民族有被列强瓜分的危险，遂决定抛弃“医人生涯”，进行“医国事业”。他幻想着通过在西方引进科学技术方面卓有成就的洋务派首领、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的李鸿章，能使清政府实行自上而下的社会改革。于是，在1894年6月的一天，孙中山偕陆皓东由上海乘船来到天津，上书李鸿章书，并未获接见，他提出革新政治的主张，也遭到拒绝。在津期间孙中山又看到了清政府官员的腐败。对此孙中山于1897年3月1日在《双周论坛》上发表的《中国的现在和未来》中记：“正在中日战争开始以前，我在天津，看到他发财致富的方法之一，就是各级文武官员来请求任命，就在他们的呈文到达李鸿章以前，他们必须支付大量的贿赂给李的随员。”又如当时“天津铁路局是受人民重视的，并且运输量很大，可是它破产了。因为他在任意胡行的官吏掌握之下，行政人员也争着去拿钱贪污，其结果自然是铁路破产。”而天津铁路局又是李鸿章掌管的。孙中山通过发生在李鸿章身边的事情，联系到自己救国主张遭到拒绝，进一步看清了清政府专制的腐败与反动，决心用武装革命推翻清王朝。正如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孙中山研究所所长王杰所言：“孙中山改良中国政治的心路，以上书李鸿章为界碑，此前，他是希望政府自上而下地改革政治。此后，即决心以推倒清朝政府，建立民主政体，以改良政治。前期采取缓进的办法，后期转用激进的手段。”因此，上书李鸿章的结果是：孙中山偕陆皓东离开天津转道上海赴檀香山，在1894年11月24日创立了革命团体——兴中会。孙中山在《檀香山兴中会章程》中指出：“中国积弱，非一日矣。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近之辱国丧师，剪藩压境，堂堂华夏不齿于邻邦，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有志之士，能无抚膺！夫以四百兆苍生之众，数万里土地之饶，固可发奋为雄，无敌于天下。乃以庸奴误国，荼毒苍生，一蹶不兴，如斯之极。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更明确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

孙中山在《檀香山兴中会盟书》中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政治主张。第一次向中国人民提出了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国的纲领。标志着孙中山由改良主义者向民主主义者的转变。从而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孙中山的这种革命精神，既是其廉政思想产生的根源之一，也是激励今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动力之一。

孙中山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是其廉政思想产生的重要因素

孙中山从事国民革命40年。他为了革命事业而百折不挠，愈挫愈奋的革命精神，是取得革命成功的重要因素，也是其廉政思想产生的根源之一。对此，孙中山曾说：“毕生学力，尽瘁于斯，精诚无间，百折不回，满清之威力所不能屈，穷途之困苦所不能挠。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厉，用能鼓动风潮，造成时势。卒赖全国人心之倾向，仁人志士之赞襄，乃得推覆专制，创建共和。”对于孙中山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1925年4月12日，蔡元培在伦敦举行的孙中山追悼会致词中曾说：

孙先生奋斗的精神始终不懈，不因为有点成功就觉满足，尤不因为有点失败就要退缩。记得孙先生曾对我说：“我不善处成功，而善处失败；愈失败，我的精神愈焕发”。这种奋斗的精神，真是我们所少见的。（《蔡元培全集》第五卷第318页）

孙中山的一生中，从1895年到1911年，举行了十一次武装起义，即直至武昌起义才取得革命的胜利。在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之后，孙中山对后事工作进行了冷静而缜密的处置。此事对孙中山的好友陆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孙博士捎话来叫我去香港见他。陆皓东的死对他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也更加坚定了他继续革命的决心。他告诉我他将会到日本神户去避难，并在那里开展工作，准备另外一次起义。他问我可否同带他的妻子、母亲和三个孩子一起回夏威夷（此处叙述有误，此时孙中山只有孙科和孙娫两个子女随陆灿到檀香山。孙中山的次女孙婉1896年11月12日才在檀香山出生。）委托他们给孙眉照料，因为他们留在中国已经不再安全了，我欣然同意。我们一群人很快就一起出发到夏威夷了。

在香港和他分别时，我感觉到这是一个新的孙逸仙——热情果断，又像将军那样冷静和深思熟虑。那个冲动的男孩——帝象，已经转变成一个我们期待的精明的、坚定不移的领袖。

即使经过无数次的失败，对这样不屈不挠的精神来说，都不算什么。虽然之前我许多亲密的朋友付出的微薄努力，最后都以失败告终，但和孙逸仙谈话之后，我觉得我第一次对中国有了明确的希望；而我自己也决心竭尽所能，为这个大业贡献力量。（陆灿著：《我所认识的孙逸仙——童年朋友陆灿的回忆》第22页。文物出版社2008年10月版。）

对于孙中山的革命经历，孙中山的秘书黄昌谷，于1925年1月8日在北京琉璃厂蒲圻会馆对蒲圻旅京同学会同人演讲中作了最好的注解：

孙先生每次革命的生活，在将起事之前，总筹得有许多钱财和手枪炸弹。一次失败之后，总是两手空空，带一个空皮包，不是亡命到日本，就是亡命到南洋群岛。在满清禁令极严的时候，东亚这样的大领土，几乎没有孙先生的立足之地。孙先生因为在东亚不能立足，就不能不亡命到欧洲和美洲。因为他每次亡命，要特别秘密，而且两手空空，分文莫名。所以居住的地方，多是污秽不堪，饮食的养料甚至于不能饱充饥渴。照普通人讲，遇到了穷困的境况，总要变更宗旨，而孙先生的革命志气，始终没有变更。像这个样子讲，可以说孙先生的革命志气，是贫贱不能移的。孙先生革命，不怕清政府的专制淫威，不怕袁世凯、吴佩孚的武力。他总是用一支孤军，一直奋斗到现在。这种革命志气，真算是威武不能屈了。因为孙先生有这样好的奋斗精神，所以他每次革命，对于他的主义，有时便有一部分成功。所以一般的民众都是很崇拜的，譬如中华民国开国之始，十七省的代表，便一致选举孙先生为大总统。这个大总统，不但是中国历史上的头一个大总统，也是东亚历史上的头一个大总统……若是以通常的人，处了这种地位，一定是再没有进步的，一定是很满足的。但是孙先生处于这种地位，他的进步，丝毫没有一点止境。每日工作，不是著书立说，就是计划怎样兴办全国的实业，不是监督腐败的军阀官僚，就是筹划军事，怎样打破那些军阀官僚，为国家求一个长治久安之计。

孙中山的一生及其政治主张，充分体现了他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正如鲁迅评价说：“中山先生的一生历史具在，站出世间来就是革命，失败了还是革命，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也没有满足过，没有安逸过，仍然继续着进向近于完全的革命工作。直到临终之际，他说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他是一个全体，永远的革命者。无论所做的哪一件，全都是革命。无论后人如何吹求他，冷落他，他终于全都是革命。”孙中山的这种革命精神，是留给今人的宝贵财富。

孙中山天下为公的精神，是其廉政思想产生的基础

孙中山天下为公的精神是其廉政思想产生的基础。任何一种精神，如果没有个人品格和人格魅力的保障，也无法弘扬光大和普遍被人们所接受。而个人品格的升华和魅力的产生，又和个人的远大志向和崇高理想密不可分。孙中山正是以这个方面的强大影响，使得其精神普遍被人们所接受。

孙中山经常所书的《礼记·礼运》的内容，构成了孙中山对未来社会的美好憧憬：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古人描绘的这幅和谐社会的画卷，是孙中山理想中的大同社会。在今天看来，孙中山所提倡的大同学说，正是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的主要内容之一。孙中山还曾多次手书“天下为公”条幅，赠人以为座右铭。“天下为公”的思想，给当时广大人民以极大振奋，同时也成为革命党人不懈的追求目标和远大的崇高理想。对此，1913年2月23日，孙中山《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会的演说》中指出：“近日社会学说，虽大昌明，而国家界限尚严。国与国之间，不能无争。道德家必愿世界大同，永无争战之一日。我辈亦须存此心理，感受此学说。将来世界上总有和平之望，总有大同之一日，此吾人无穷之希望，最伟大之理想。”任何社会都需要引导人们前进的理想。因此，孙中山关于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思想，也是激励今人实现中国梦的动力之一。

祖国统一的政治主张，是孙中山廉政思想产生的巨大动力

结合中国历史经验与世界发展的大势，于1916年9月25日，孙中山在浙江海宁观潮后，返回上海题写了：“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孙中山关于中国统一的政治主张，就是顺乎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潮流。而孙中山对祖国建设未来宏伟蓝图的规划，则为后人建设祖国提供了宝贵的借鉴资源。

在孙中山的革命一生中，多次莅临台湾，从事革命活动，并委派同志在台湾分别建立了兴中会分会、同盟会分会，宣传革命思想，开展革命活动，播撒了革命的种子，唤起台湾人民民族意识，鼓吹爱国精神，给台湾同胞以极大鼓舞。孙中山去世之后，台湾人民冲破日本帝国主义政府的重重阻挠，举行了追悼孙中山大会，表达了台湾人民心向祖国、继承孙中山革命遗志的决心和行动。昭告世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人民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员。

孙中山历来反对分裂祖国的行径，强调中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国家统一是历史发展和人民意向的主流。他于1924年11月24日《在神户与日本新闻记者的谈话》中曾阐述了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民主富强的关系时指出：“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如旧中国四分五裂、军阀混战，外敌入侵的悲剧，不就是明证吗？另外，孙中山的“和平、奋斗、救中国”的遗言，是其思想内容之一。关于这句话的价值，1925年3月14日到北京铁狮子胡同行辕吊祭孙中山时，由汪精卫接待。梁启超问孙中山病逝时情形，汪精卫说，孙中山先生自11日夜半以后，已不能为有贯的发言，惟断断续续，以英语或粤语及普通话，呼：“和平、奋斗、救中国”而已。梁启超极为感叹地说：“此数语实抵中山先生一部之著作，足予全国人民一极深之印象。”因为这句话是孙中山革命一生经验的总结，代表了孙中山晚年的主要思想。

孙中山不但是伟大的革命家，而且是祖国建设蓝图的超前的、宏伟的规划者。这集中体现他所著的《建国方略》之中。包括企业建设、商埠建设、商城建设、铁路系统建设、河流建设、衣食住行和生活文化用品建设、矿业建设等等。具体来说，三峡水库、海南建省、火车进西藏、北方大港（渤海湾的天津大港）、东方大港（即上海大港）、南方大港（即广州大港）的规划，今天都已经成为现实，并且已经超越了孙中山的规划与设想。如孙中山当年规划的铁路建设中西藏至兰州、西藏至成都的线路，今天北京至西藏的铁路已经建成通车，远远超出了孙中山的规划和预想。

可以说，孙中山对祖国未来愿景的规划已经实现。因此他的经济思想至今对我国的经济建设仍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这是因为孙中山了解世界发展的潮流，深刻认识到中国只有发展强大了，中华民族才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才能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