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蒙·阿隆和丹尼尔·贝尔等社会理论家曾几番宣告“意识形态已经终结”。“意识形态终结论”认为,随着20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社会条件已不复存在;由于阶级意识淡化,社会整体趋同,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之间的界限不再清晰。在这些社会理论家看来,意识形态“终结”之后,知识分子就该放弃宏大的社会理想,保持价值中立,提供客观知识,扮演技术官僚的角色。但事实果真如此吗?这种三番五次出现的“意识形态终结论”观点本身又意味着什么?这是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

其实,“意识形态终结论”本身是一个含混的命题,包含着政治、社会和理论等多重动机。但无论在哪个层面上,这种反意识形态的理论,本身也必定是意识形态话语的一部分。这种观点持有人往往设想自己身处一个历史的拐点,过去的时代被一览无遗,而未来的方向和基本规定则以此为开端,从而“终结者”和“开创者”的角色合二为一。这其中,绝大多数“终结者”不过是在表达一种“划时代”冲动,抑或是试图以终结一个时代来终结一个对手,让政治的竞争获得科学的外表和客观历史效果。而如果这样,这种“终结论”本身已然是一种十足的意识形态。

从阿隆到贝尔,我们不难发现,“意识形态终结论”者都有一个确定的理论指向。在他们看来,“意识形态终结论”的现实证据,就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坍塌。所以,在诸多“终结论”者那里,意识形态的终结,其真正所指就是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胜利。而其他地区的社会主义,则被解释为民族性和地方性的运动,失去了普遍意义。事实上,在近几十年的历史演进中,“终结论”者所立足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意识形态已经终结”这一论断不仅具有明显的政治意图,而且带着深深的“西方中心主义”、“欧洲中心主义”烙印。事实上,欧洲之外的社会主义运动,尤其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探索,从来不是一个地方性的运动,其世界意义正随着中国的发展而得以彰显。

尽管“意识形态终结论”本身是一种政治上的意识形态,但一开始却以一种所谓“客观的社会科学”的面目出现,并以客观的、经验的社会学事实来消解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的解释力。其中,最重要的论题便是阶级和阶级关系的消失。不少西方社会学家认为,西方社会的发展导致了两大阶级对立结构的消失,因为股份制使得资本拥有者与管理者相分离,资本家隐身之后,经济的运作事实上由职业经理人与普通劳动者来维持,而他们之间不过是职位、身份、收入和荣誉上不同而已,不存在阶级对立,并由此证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分析已经“过时”。然而,阶级从来都不是按照收入、教育程度等经验数据来划分的,而是以生产关系来界定的。股份制的出现、高级经理人群体的出现,这些社会形式无法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只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殊样态。高级经理人等是作为占有者的职能资本家,寄生的食利资本家作为所有者站立其后。相对于客观的生产关系来说,社会学家的经验数据恰恰是偶然的、主观的因素,虽然这些数据反映了当代社会的某些变化,但是如果说这些就能证明客观的生产关系已经改变了,就是认识上的肤浅和幼稚。“占领华尔街”运动中,99%与1%人口的对立,才揭示了事物运动的真相。况且,就世界范围看,富足社会仍然只是局部现象,其剥削对象则被隐蔽地转移到了第三世界。

当然,在“意识形态终结论”者看来,“磨平”意识形态的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事实,更多的是突飞猛进的科技发展。科技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类社会物质匮乏的状态,同时关于科技价值中立的思维方式,逐步扩散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似乎正应验了马克斯·韦伯对现代社会的诊断:目的合理性扩张,平面化的操作法则统一了各个领域,而超越性的社会理想则被视为旧时代的残余物。依据这一诊断,原本作为生产力要素的科学技术便独立出来,成为独立的社会事实,甚至科技的形式规则被理解为社会的本质。这似乎符合某种唯物主义,但是绝不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但绝不意味着生产力本身即是生产关系。而那种通过科学技术对生产关系的中性化理解,本身乃是对真实生产关系的掩盖。事实上,科学技术并不是独立的、匿名的神秘力量,而是始终内嵌在某种生产关系之中的,技术进步本身乃是受到资本力量的驱使,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在资本拜物教性质辩护士眼中的科学技术,正如马尔库塞的论断,已然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的“终结论”者,不过是这种意识形态的主张者。

　　(作者系南开大学哲学院教授、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