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文理学院课题组

摘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100多年以来，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的最大法宝。之所以要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以传统戏曲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其原因不仅在于源自西欧文化语境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之间存在理论“视差”，还因为中华传统文化以日用而不自觉的方式深刻影响着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与改造，也必然会影响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和运用。可以说，百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就是不断在中国本土实际经验和悠久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实现马克思主义“化”中国，以及运用中国经验、中国文化“化”马克思主义的双向互动过程。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统戏曲；现代化；两个结合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内涵、意义及基础支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实践过程，是一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特定时代环境下中国之“马克思主义化”的社会历史辩证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发生，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和思想基础。在经历了革命实践的成功和失败，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正式明确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揽“两个大局”，着眼“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推进“四个伟大”，进行“两个革命”，谱写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使党的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和阐述的一系列创新性、战略性理论观点，极大丰富和发展了党的创新理论，进一步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为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原创性贡献，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立足中国、引领世界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科学内涵、重要意义及其实现条件，对于我们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历史及其当代实践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准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本质内涵，一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的具体实践，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和解决中国实践中的具体问题，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二是要将中国实践经验马克思主义化，将中国在新实践、新发展中形成的经验认识升华为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想；三是要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中国化，通过体现民族气质、文化特色、历史底蕴以及群众熟悉的表达逻辑、呈现形式来构建、宣传、阐释，形成既“听得懂”又“管用”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表达体系、话语体系；四是要推进理论范畴和内容的时代化，始终围绕着新时代的历史使命、实践要求、中心任务，直面时代问题、回应时代呼声、紧跟时代步伐、引领时代潮流，不断研究新的问题、吸收新的观点、总结新的经验、形成新的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代化是同一历史过程的两个方面，是辩证统一的整体，是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回答中国实践发展中的时代课题，是不同历史方位和时代要求下的中国化，是立足中国实际、聚焦中国问题的时代化。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特征及现代化转型

理念与智慧并存、气度与神韵兼具的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然而，中国历史伴随着鸦片战争步入近代，中国传统文化也进入了“西学东渐”的转型期，东西方之间的文化碰撞给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社会转型的有力推动者，相应地承担了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转型的历史使命，开启了艰难的文化探索之旅。从陈独秀等人的“全盘否定”到毛泽东的“批判继承”，再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旨在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革新与重塑，再创中国文化新辉煌，继而向全世界展示中国作为文化强国的光辉形象。

传统戏曲是中华民族独有的一种戏剧类型。著名学者王国维有定义：“戏曲者，谓以歌舞演故事者也。”它起源于远古祭祀仪式，在充分吸收了汉代角抵戏、唐代滑稽戏、变文、民间歌舞等艺术养分的基础上，经历了漫长孕育期的中国戏曲终于在商品经济发达、市民阶层壮大的宋元时期发展成熟，在南方与北方分别诞生了用南曲演唱的“南戏”与用北曲演唱的“元杂剧”这两朵瑰丽的戏曲奇葩。明清时期传统戏曲的体制结构进一步发展完善，并先后于各地形成了“余姚”“海盐”“昆山”“弋阳”四大声腔。形成于明代早期的“余姚腔”与“海盐腔”在时代流变与艺术演进中早已衰落，而大量扬弃了前者腔调的“昆山腔”与“弋阳腔”则在一次次改革创新中流传至今，并与各地民间音乐融合孕育出新的戏曲腔调。正是以这些具有不同地域特色的声腔曲调及方言俗语为基础，传统戏曲形成了代表不同民族、不同地方文化的三百多个剧种类型。其中既包括京剧、昆剧、豫剧、秦腔、川剧等流传地域广泛的大型剧种，也包括秧歌剧、花鼓戏、莆仙戏、潮剧、庐剧、傩戏、茂腔等各式各样的地方小戏。在“传承”与“否定”的双重逻辑下，传统戏曲发展演进为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

延安时期，中共中央所在的陕北流行的戏曲剧种主要有平剧（即京剧）、秦腔、秧歌剧及眉户剧等，探讨中国共产党如何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体”来转化与创新这些剧种也就构成了本研究的核心内容。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领导广大文艺工作者改造传统戏曲之前，曾有过领导苏区戏剧运动与左翼戏剧运动的经历。这在本文的第二章“延安时期中共改造传统戏曲的时代背景”中有所交代。本文之所以将研究对象聚焦于中国共产党改造“传统戏曲”而非“话剧”的实践，主要在于传统戏曲孕育成熟于中华文化的长期浸染，是中国传统文艺的典型代表，也是华夏各民族文化的集合体。自古以来，传统戏曲便以它广泛的影响力丰富着民众精神文化生活，形塑着民众价值观念与审美趣味，凝聚着民族共同体意识。探究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戏曲”这一民族形式传统文艺的改造创新不仅能为新时代加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提供经验与教训，更能为传统文化如何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指导下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供生动的历史教材，为增强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提供宝贵的思想资源。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辩证关系

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包含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双重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二者统一于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伟大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实现了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形态的转型升级，实现了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扬弃与升华，实现了对中华民族精神的丰富与提升，使得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型成为现实。同时，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生长发展的文化土壤、精神动力和群众基础，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发展创造了诸多有利条件，也赋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以民族形式。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应有之义，两者具有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性，并在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中互相推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既引发了中华文明深刻变革，也走过了一个逐步中国化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二者之间既有一致性又有互补性。其一致性表现在历史、逻辑与思维上的“对接”，而互补性则主要表现在哲学思维与哲学方法上的互补。在新时代既重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又重视推进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背景下，对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间的关系进行辨析，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之间的思想联结并不在于文化的概念、命题、范畴、内容的相同，而在于文化精神的相通。文化精神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本质。马克思主义文化属于西方文化的一种，中国传统文化属于东方文化的一种，二者属于不同民族文化，它们之间在概念、命题、范畴、内容上存在很大差异，但是二者在精神上有相通的地方，这种相通的精神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纽带或连结点。这种精神上的相通源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历史、逻辑、思维的“对接”与“互补”。

在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之间具有联系的同时，还要看到两者的区别，不能简单认为二者是同一事物。源自西方的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主张虽经过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中国化、时代化的发展，但在哲学思维、哲学方法的运用上却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所差异，二者存在着一定的互补性。

四、“第二个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实现中华传统文化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中的重大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再次强调：“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的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这一系列科学论断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和现实关怀，为实现马克思主义现代化及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了方向。

“两个结合”包括“第二个结合”之所以具有历史必然性，是因为它既是理论发展的需要，是实现传统文化现代化、建设中华现代文明的内在要求，也是近代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具体实际的客观需要。

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视域下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原理和观点分析中国的社会实际和特殊国情，不断地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积极探索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根本原则的传统文化现代化之路。

以延安时期的戏曲改造实践为例，在内忧外患的亡国危机与中国共产党关于新民主主义国家建构的宏伟理想中，自诞生起便与中国民众社会文化生活深度交叠的传统戏曲被中国共产党视为实现革命胜利、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重要艺术手段。但脱胎于旧社会的传统戏曲本身在内容与形式上积习深重，以致在时代剧变下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无法承担起组织民众、团结民众、教育民众的社会重任，也无法回答近代以来中国“向何处去”的根本性问题。这决定了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体”改造传统戏曲。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改造传统文艺的相关论述、近代中国改造传统戏曲的思想以及近代西方改造传统戏曲的理论构成了延安时期党改造戏曲的理论基础。在这些理论的滋养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形成了对于文艺的本质属性、文艺的服务对象、文艺的现实作用等重要问题的基本看法，为确立传统戏曲“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改造方向，发挥传统戏曲团结与教育人民、打击与消灭敌人的现实作用提供了根本指导。

延安时期的戏曲改造遵循着内生性与外倾性兼顾的双向建设路径。外在体制机制的建构规定了戏曲改造的基本方向。通过在政策上赋予传统戏曲参与革命的合法地位，以及加强对戏曲剧团的体制化管理，引导戏曲工作者接受新意识形态、宣传新意识形态等途径，中国共产党在顶层设计上搭建起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传统戏曲融合发展的整体格局；戏曲生产、接受、批评与传播内在环节的规范确保了戏曲改造方针的落实。通过以唯物主义原则、现实主义方法、集体主义方式指导戏曲创作，创设导演、表演制度规避戏曲演出中的意识偏差，引发群众对新编戏曲内容的“思想期待”与参与戏曲编演、参与革命行动的热情，树立戏曲批评的政治导向等方式，融入马克思主义话语的传统戏曲，开启了与民众革命现实生活深度交叠的全新发展模式。

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改造之后的传统戏曲在思想内容、形式表现上都呈现出新的特征。新编戏曲不仅在内容上成为演绎人民史观、弘扬民族精神、诠释阶级立场与颂扬生产劳动的生动教材，并且运用新的剧种、语言、音乐与演出形式来传播马克思主义革命意识形态，既促进了戏曲艺术自身的发展繁荣，也使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在民众中落地生根，凝聚了革命战争的群众力量。同时，戏曲改造实践也存在着以政治功利性掩盖戏曲艺术本体价值、以西方文化曲解戏曲美学精神等不足。

审视这场轰轰烈烈的戏曲改造运动，可见传统戏曲的现代化发展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离不开创作中的人民导向，也离不开戏曲工作者对传统戏曲文化价值的肯定、美学精神的认可与创作规律的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要继续加强党对戏曲发展的领导，坚持戏曲创作的人民性，推进传统戏曲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以传统戏曲为代表的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中华民族克服困难、实现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支撑。

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视域下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经验启示

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领导传统文化现代化转型的经验，那便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与党的组织领导、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把握传统文化正确的服务方向与发展方针、贯彻“六个必须坚持”的文化创新科学方法等。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是传统文化现代化转型的根本原则与方向，是以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命力的必要前提。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深刻总结：“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马克思主义行，归根结底在于其伟大的真理力量和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焕发的强大生机。党在百年历程中始终坚持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本指导，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以延续和发展的关键经验。因此，文化建设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中国共产党在文化工作中的领导地位既是历史的客观选择，也是人民的主观选择。这一领导地位的实现既是文化建设的需要，也是保证文化建设正确方向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领导人民建设先进文化的历史实践表明，只有坚持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我们的文化工作才能沿着正确方向发展；如果背离了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我们的文化工作就会偏离方向。

中国共产党不仅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置于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特定场域中加以揭示，并且将其放到坚持理论创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加以拓展。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党创新理论的‘根’，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是‘两个结合’。”在实现传统文化现代化转型、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我们要深刻领会“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丰富内涵和重要意义，不断提升认识，做到始终坚持，从而为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向前发展提供不竭动力。站在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科学总结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经验，需要我们进一步澄清实现这“第二个结合”的实践路径。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问题的基本原则和中国实际的客观需要，提出并形成了“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基本方针，体现了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是文化工作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旗帜鲜明地强调要坚持“双百”方针、“二为”方向相统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认真总结坚持“双百”方针、“二为”方向相统一思想的提出、发展过程及其经验，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和早日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紧跟时代步伐，顺应实践发展，坚持守正创新，谱写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篇章。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从哲理性高度精辟概括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六个必须坚持”。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需要深刻理解“六个必须坚持”。而对于文化发展创新而言，“六个必须坚持”的立场观点方法既蕴含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探索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传统文化的历史进程中，也成为了新时代推动中华传统文化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方法论要求。

（本文系2023年常德市社会科学评审委员会优秀课题成果）

课题主持人：

徐晓阳  湖南文理学院讲师

主要参与人：

董树军  湖南文理学院副教授

陈方芳  长沙理工大学讲师

曹司帅  湖南文理学院讲师

冯  帆  西华师范大学讲师

冯誉萱  广州大学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