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摘 要]：经世致用思想是湖湘文化的精髓，其内涵就是强调文化学术的实用性。通过对经世致用思想在英语世界研究状态和评价的梳理，本文用“他者”的眼光深刻理解和认识自己的文化特质，坚定文化自信并践行“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文化强国道路。

[关键词]：经世致用；英语世界；研究

经世致用思想是湖湘文化的精髓，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阶层居核心地位的文化价值观，其内涵就是强调文化学术的实用性。湖湘经世致用思想可以追溯到先秦两汉时期，它继承和发扬了理学的优秀文化传统，如讲入世，重躬行，通变化，讲“修齐治平”，从个人修养入手，直到经邦济世，以经义作为治理国家和改良社会之根本。主张经邦济国，以天下为己任，而不单纯舞文弄墨。在湖湘学子中不乏著名的理学家：如周敦颐、王船山。到了近代，就发展成一种具有强烈出世倾向的救国救民、民族奋发图强的思潮：如曾国藩、陶澍、魏源、左宗棠等，革命家谭嗣同、黄兴、宋教仁等也都承袭了“经世”思想的核心。毛泽东可谓是湖湘经世致用思想的集大成者，随着中西方文化的进一步融合，经世致用思想逐步在英语世界得到传播，汉学家们一方面致力于翻译经世思想家们的代表作，另一方面用“他者”的眼光分析和评价这一哲学思想体系。研究经世致用思想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传播，不仅能吸收不同文化背景的学术研究成果，也能在中西文化碰撞中加深对自身文化的理解和定位，为湖湘文化走向世界做好理论准备。

 一、国内研究动态

对经世致用思想在英语世界中的译介和传播，国内学术界研究得还很不足够，迄今仍没有系统的学术成果。近两年来国内对汉学家的研究逐渐兴起，但对于经世致用思想家的著作翻译和学术研究仍不系统，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一）对于经世致用思想家代表作品的翻译研究。许渊冲老先生多次翻译了毛泽东的文学作品；吴兴勇（2015）研究了俄国学者对周敦颐《通书》的评论；满丹南（2016）借助《中国丛报》的记载研究了《海国图志》在英语世界的首次译介；徐思（2016）翻译了曾国藩家书中的片段；李雪涛（2017）介绍了周敦颐《太极图说》的德译本和俄译本，涂志强（2004）研究了魏源的《海国图志》日译及其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影响。

 以上研究在数量上和深度上还存在很多不足，许多湖湘经世致用思想家的作品也缺乏英译本的研究分析。

（二）对于经世致用实践家的事迹研究。尹飞舟（2007）对 W·J·黑尔撰写的《曾国藩与太平天国》中的学术观点和研究内容进行了介绍；李恩涵（台湾）（2013）在美国对曾纪泽经世外交思想进行了阐释和分析；梁任（2017）对郭嵩焘和曾纪泽在驻英期间的实践活动进行了研究；林美怡（2017）研究了左宗棠在兴办福州船政局时与法国的交涉等。

综上所述，国内学界对于湖湘经世致用思想在英语世界的译介和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仍未形成系统的研究，特别是没有梳理和总结湖湘经世致用思想的典型特点和代表人物。

二、国外研究动态

国外学者对于湖湘经世致用代表人物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大多数以近代中国政治派别和领袖为对象展开研究。

（一）对洋务派的研究。Mitchell(1972)论述了魏源对于鸦片战争英国入侵中国的反应和态度； Fairbanks（2013）对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和其经典著作进行了高度评价，并对同治中兴的湖南名仕进行了简要归纳；Chen(1935)介绍曾国藩在江南制造总局下设造船所试制船舰，兴办洋务的经历；Bales（1937）专述了左宗棠的领军收复新疆的军事生涯和洋务活动；Chen(1938)评价了左宗棠兴办福州船厂的事迹和其洋务思想；Boulger（1908）在介绍马格尼事迹时，大量笔墨书写了其与曾纪泽的私交及在推进中外交往中的作用；Lee(1965)详评了曾纪泽在中国外交近代化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二）对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研究。澳大利亚学者Teiwes是研究毛学的代表学者，于1966、1968、1974、1980、1981、1986、1988、1994、1995、1997、1999、2001、2004年发文从各方面评述毛泽东的领导特点和政治性格；中西功（1969）论述了毛泽东和中国革命的关系。

综上所述，国内学界对于经世致用思想在英语世界的研究还未形成体系，特别是没有梳理和总结经世致用思想的典型特点和代表人物，未讨论此哲学思想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和影响，更未对此类研究进行横向（不同研究主体）和纵向（不同历史时段）的对比。除了对毛泽东的研究比较充分以外，其他学术论著多关注近代洋务派“同治中兴”的实践，而未与经世致用哲学思想紧密结合，也未形成系统的学术观点，而这正是本题计划解决的问题和研究的方向。

而国外研究经世派名人的著作往往细节有余而概括性不足，难以形成整体和深刻的学术观点。虽然有不少海外汉学家对近代经世致用思想做了人物和作品研究，但尚缺乏对他们研究的归纳和梳理。

经世致用思想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阶层居核心地位的文化价值观，其内涵强调文化学术的实用性。“经世致用”源自范仲淹的政治理想；形成于明代徐光启的实用主张；发展广大于明末清初的王夫之、黄宗羲和顾炎武；到魏源、陶澍、曾国藩等更是将经世致用思想发挥到极致；更有明清两代的《皇朝经世文编》，完善了经世致用思想的史料收集与研究。而经世致用思想发展到近现代，作为西学东渐的桥梁，更形成为一种具有强烈出世倾向的救国救民、民族奋发图强的思潮，历经谭嗣同、黄兴到集大成者毛泽东，经世致用思想一直在中华民族的复兴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

通过对经世致用思想在英语世界研究状态和评价的梳理，用“他者”的眼光再一次深刻理解和认识自己的文化特质，坚定文化自信并践行“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文化强国道路，推动中国文化和哲学在英语世界甚至多语世界的传播；通过对英语世界中国史研究成果的搜集、整理、类化、比较、甄别，丰富本领域的既有史料、为历史研究提供更多值得参考的评价视角；通过学习借鉴英语世界不同历史学家的学术研究方法和思路，带来文化理解和价值观的碰撞，促进国内外同领域研究的沟通；通过对比中英语言和文化的差异，找出并纠正翻译过程中的误读，助力中外学术合作并取得共识；本研究对于我国近现代的历史、哲学、文化回顾有着积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

经世致用思想在英语世界的研究进行历史考察的理论意义在于：

一、加深人们对中国儒学中的主流——经世致用思想的了解和认识。本论文拟通过对相关史料进行系统的收集整理，理清经世致用思想的基本内涵和历史变化过程，展现这一思想流派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特点。

二、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目前，国内对于中国哲学的研究非常丰富，但研究范围主要局限于本国，甚少使用海外中国学的研究成果或与其进行比较研究。从史学角度对经世致用思想的英语世界的译介和评论进行的研究并不多见。然而，作为世界上使用范围最广的语言，英语世界对中国哲学的理解、评论等与中外学术关系以及国际关系等的历史流变毫无疑问是密不可分的。因此、本论文拟从中国和世界历史的更宏大的视野和角度来考察经世致用哲学在世界范围内的流传和评介，从而丰富该领域的研究。

三、有助于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受不同意识形态、文化背景以及固有观念等的影响，很多外国哲学家对于中国哲学都是戴着“有色眼镜”来进行译介和评论。面对这种很多时候是无孔不入的“有色眼镜”，我们一方面要立足于中国，基于对中国国情和历史的充分了解，甚至要对许多尚未进入研究视野的史实进行发掘、梳理和考察，才能以事实为依据有效的批判外国媒体似是而非的涉华新闻，揭示其“有色眼镜”的“本色”。而另一方面，即使是这种“有色眼镜”也毫无疑问受到了中国国情和历史发展的影响，在中国历史进程的不同时期呈现出了不同的变化，这便在客观上提供了对中国现代史进行反思的角度和可能。

四、有助于中外文化关系史的研究。在中外关系层面上，各国媒体往往受意识形态的局限，向本国人们传播着并不属实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误导了学术交流和中外文化关系。梳理英语世界对经世致用思想的研究，必然要求我们进行中外对比，从中整理出误读和误判，并加以更正。因此，对中国经世致用思想在英语世界的研究进行的历史考察既为中外文化关系史研究提供了新的内容，也为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五、有助于国际关系史的研究。“全球化”是20世纪下半叶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特点，整个地球和世界各国被越来越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国际交流日趋频繁。同时，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增长，中国也越来越多的登上世界舞台，与越来越多的国家建立和加深了联系，并获得了越来越高的国际地位。考察中国儒家核心思想——经世致用在英语世界的研究与发展为中国在国际关系中所处地位的历史变迁提供了证明。

（二）

[摘要]：作为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从小就受到湖湘经世致用思想的熏陶。继郭嵩焘之后出使英、法两国，建树颇多，其在外交方面的成就，无论生前还是死后都受到中外人士的称赞。英语世界对于曾纪泽经世外交思想的研究发轫于19世纪末，百年来一直延续不断，对此进行归纳和整理，不仅能拓宽本领域的研究维度，也能借鉴“他者”的眼光，重新自我定位，在完善自我认知的基础上寻求现实指导意义。

[关键词]：英语世界；曾纪泽；经世外交

一、引言

思想是湖湘文化的精髓，是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阶层中居核心地位的文化价值观，其内涵就是强调文化学术的实用性。湖湘经世致用思想可以追溯到先秦两汉时期，从南宋开始，又跟理学结下不解之缘。它继承和发扬了理学的优秀文化传统，如讲入世，重躬行，通变化，讲“修齐治平”，从个人修养入手，直到经邦济世，以经义作为治理国家和改良社会之根本。主张经邦济国，以天下为己任，而不单纯舞文弄墨。曾国藩承继了湖湘理学的精髓并将其发扬光大，曾纪泽深受家父影响，其经世外交思想和实践名扬海外，不少国外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二、初使海外

曾纪泽继郭嵩焘出使英法的任命发表后，各国驻华使节和在华外人的反应都极好。美国署公使何天爵（Chester Holcombe）在光绪四年十二月十四日（1978年12月5日）致国务卿依法茨（John M. Evarts）的报告中，称赞曾纪泽受命出使是最适宜的一项选择，对于未来的中外关系，必有良好的效果。①当时的同文馆总教习美国人丁韪良（W. A. P. Martin）也说曾氏外表随和，体格羸弱，但性格和胆略，都极

稳定而卓越。粗通英文，对外交事业，极有助益。②法使白罗呢在他受任后，专程拜访，谈叙甚欢。③英国《北华捷报》认为：“曾侯之被派使英，实为最佳人选，可望他在此职位上表达他个人的善意与才能；可以预料，他将能成功地应付未来的难题。”另又有社评表示：“曾侯承其先父余荫，又通习英国的语文，其出使英国，自将受到最亲切的欢迎。”

三、学习近代外交知识

曾纪泽在青年时期一直跟在曾国藩身边，目睹了父亲与太平天国作战和兴办洋务的始末。在惊羡洋人器物之利的同时，也积极主动地吸收和学习了西洋文化与科学，再加上他专注心力研读经世致用的典籍，博览群书，广求近代的世界知识，用经世致用思想指导他出使英法，与英俄谈判立约及回国后兴办洋务的实践中。英语世界对曾纪泽的外交持肯定和欢迎的态度，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曾纪泽的英语能力；第二，曾纪泽对西洋文化的认同、学习和借鉴。

（一）语言能力。近代国人初学英语，是为了贸易往来，通商口岸通事买办是为中国近代最先学习英语的人士。到了同治年间，北京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和广州同文馆开始教习英语。曾纪泽早在随父驻两江总督任所期间（1865年），初识英人马格里，渐渐开始学习英语，成为世家大员子弟中学习英语的第一人。后与常胜军统将英国人戈登（Charles G Gordon）结为好友，已能用中国句法的洋泾浜英文（Bakoo English or Pigeon English）。不过，当时他的英文程度实在不高，据马格里说，只是一知半解（Asmattering of English）而已。到了光绪三年（1877年），曾纪泽晋京陛见，承袭侯爵，与英使馆汉文正使梅辉立（W.S.F. Mayers）、副使壁利南（Byron Brenan）、教士艾约瑟（Joseph Edkins）、德贞（John Dudgeon）及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W. A. P. Martin）交往，除互相研习中英语言文字外，也经常商讨中西学术。在驻外的7年时间内，曾纪泽的英语能力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从英法回国之前，用英语写作了《中国先睡后醒论》（China，the Sleep and the Awakening）。这篇文章发表在1887年一月号《亚洲季刊》（The Asiatic Quarterly Review），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广泛讨论。除了孜孜不倦地学习英语外，曾纪泽在使西的舟行途中，向原任法国驻华使馆翻译官法兰亭（H.…Frandin）学习了一些简单的法语，后来在议定《伊犁条约》时已有一定的法文基础，并能运用一些普通的法语会话。

（二）对西方知识的吸收。曾纪泽早在学习英语之前，就对西方事物有着浓厚的兴趣。早年接触洋务，不时参观金陵制造局的设备和工作，居室中也堆满了各种近代西洋器物，甚至对西式菜肴也很爱好，家中常有专人烹调。对于近代国际政治的知识也早就注意研讨，对于西方历史、地理、政治制度及工业技术都有研究。更是对挚友丁韪良翻译的《万国律例》有深入了解。如果说曾纪泽的外交思想和实践是从31岁自学英语开始的，那么借着学习英语，他也渐渐熟悉西人的思考方式和处世哲学，以至于后来提出“均势外交”，利用各国之间的利益冲突平衡外交，为我所用，最终在中俄《伊犁条约》谈判中“障川流而挽既逝之波，探虎口而索已投之实”，“为中国不流血的外交胜利，开创先例”。

四、结语

曾纪泽作为晚清第二位出使英、法的湖湘籍大使（郭嵩焘为第一任），在外交过程中一直践行经世致用的思想而讲入世、重躬行、通变化，对于中国固有文化的坚定信心，使他在中外关系处理上以预筹妥善的对策，运用武力与外交密切配合，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被誉为“中国近代派遣到外国的最成功的一个外交家”。

注释：①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89，No.104，Holcombe to Evarts，Dec.5，1878。

② W.A.P.Martin，A Cycle of Cathay，pp. 364-365。

③曾纪泽，使西日记，第3-4页。

项目主持人：

范丽娜（湖南文理学院副教授）

主要参与人：

李  钢（湖南文理学院教授）

李金姝（湖南文理学院福教授）

熊云凤（湖南文理学院副教授）

施莹莹（湖南文理学院讲师）

周  榕（湖南文理学院讲师）

侯丁琳（湖南文理学院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