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献既是一种高尚的情操，也是一种平凡的精神。它既包括当国家和人民需要的关键时刻能挺身而出，慷慨赴义，也表现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为他人默默无闻地真情付出。我们的祖先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富有奉献精神的伟大民族，对此鲁迅先生曾经这样述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①]生长在农村、受教于城市，为民国宪政流血的“第一人”宋教仁先生在其短暂的一生中就养成了关爱他人比关爱自己为重、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敢于牺牲自己生命的奉献精神。本文将在分述其奉献精神具体表现的基础上，分析其历史意义并阐述其当代价值。

一、宋教仁奉献精神的主要内容

1.对同乡好友慷慨解囊不求回报

宋教仁出身农家，早年丧父，仅靠母亲在家的辛勤劳作维持全家人的生计，家境条件并不富裕，但是他从年少时就养成了慷慨大方、乐于奉献的美德，宁可自己省吃俭用，也要帮助那些比自己更苦的穷人和处于困境中的朋友。8岁那年春天，宋教仁得知邻居家一位70多岁裹着小脚的姚奶奶因为门前的土路被春雨淋得稀糊烂浆、坑坑洼洼行走不便而犯愁，他二话不说就从自家偏屋挑出一担粗壳，铺撒在泥泞的路上，为的是方便老人家踩着粗壳出门，姚奶奶在乡亲们面前夸教仁是个懂得尊重长者，助人为乐的好孩子。族塾读书期间，宋教仁苦练毛笔字，不出两年就能写出一手规范流利的楷体，为方便邻里乡亲，同时展示自己学有所用的真本领，春节前夕，他带着笔墨纸砚，走村串户为乡人免费书写春联，以装点门庭，增添春节喜庆色彩，家乡的乡亲父老看在眼里、赞在嘴上。日本留学时，宋教仁无法获得家庭支助，仅靠官费和稿费生活，但每次遇到开展革命活动急需筹款或者同学朋友有困难需要帮助时，总会想方设法予以帮助。1906年初，同乡胡瑛奉孙中山之命回国，准备酝酿长江中下游的武装起义。临行前，找到宋教仁，希望能帮他多筹集一笔经费，宋教仁坦言告诉胡瑛自己手边的钱只有几十元了，请求缓过一阵子后再设法募捐帮他，胡瑛为此事还误会宋教仁不仗义，两人不欢而散。事后宋教仁非常后悔，总觉得自己对不住好友，便找到驻日使馆，想设法预支留学生官费后借他，结果遭到使馆的拒付，他回到住所，再次打听得知胡瑛当晚已经不辞而别到东京新桥车站候车去了，且准备坐晚上十点的车回国，为表达对兄弟的一份歉疚，宋教仁气喘吁吁地跑到车站，从自己口袋里掏出捂得发热的十元生活费硬塞到胡瑛手中后毅然挥手离开，胡瑛目睹此举，为宋教仁的哥们情谊所感动。是年冬，同盟会会员杨卓霖和李发群回到上海计划策应刘道一等人在湘赣边境组织的萍浏醴起义，因寡不敌众起义失败，刘道一等遇难，杨、李二人为给战友报仇，赴扬州谋刺两江总督端方，也不幸被捕，杨在南京英勇就义，李被判处监禁5年。宋教仁在日本得知这一消息后，怀着对战友的一腔思念之情，决定给李发群凑钱，他找到孙中山求助，最终弄到了几十元钱，然后通过刘式南转交给狱中的战友李发群。湘西龙山人瞿方书早年跟宋教仁在漳江书院求学，1906年赴日本留学时再次跟宋教仁相遇，可谓缘分情谊不一般。此时经济发生困难的瞿方书在宋教仁面前谈及后，宋教仁因自己亦穷困潦倒表示只能为其揽译书活，事后倍感对不住好友而纠结万分。1907年初春，留学日本的同盟会会员旷若谷与黄兴相约回上海，因缺少路费写信向宋教仁求助25元钱，此时囊中羞涩的他四处求人借贷，最后在何小柳那里借下30元钱寄给远在长崎的旷若谷。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对同乡兼亲戚李和生的帮助，留日期间的同乡李和生固执多疑，行为怪异，跟同学朋友相处很不友好，吴绍先就曾经跟他大吵了一架。他对宋教仁也经常如特务一样跟踪，怀疑宋教仁在日本的女人缘，多次责备，甚至经常辱骂，扬言要写信告知宋家人，弄得宋教仁痛苦不堪。后来李和生终因精神异常住院，宋教仁不仅不落井下石、计较李的过失，还经常当面或者写信好言相劝，多次到医院探视，劝他安心养病，不要多疑行诈待人，不可懈怠治病，上学期间要奋勉刻励每日严行自治，不要经常半夜不归。而且他还劝诫同乡吴绍先善待他，“和生虽如此，然我辈交际之态度何必如是出之”[②]宋教仁的如此宽宏大量让吴绍先感动，最终原谅了这位身患精神疾病的同乡。后来李和生的病情加重想回国治疗，宋教仁又写信给李星次和吴绍先，要他们俩劝说“和生不宜归国，彼之病甚深，若归则内地医生必不能治此身体矣，若以经济问题为虑，则弟愿每岁补助些须”，其慷慨助人之心寓于言表，后来李和生坚持回国，宋挽留不成就主动为其筹集盘川路费，以帮助他安全回家。1908年，因撰写《间岛问题》一书，宋教仁为清政府收回间岛提供了直接的学理和法理帮助，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特电驻日使臣酬以日金二千元并专程送达，宋教仁起初不肯接受，且明确表达了“吾著此书，为中国一块土，非为个人之赚几文钱也”。[③]后在使臣的一再坚持下，他只得把这笔款项转赠给了比自己更需要钱的东京留学生们，此举更是赢得了无私奉献的好名声。上述桩桩往事表明，宋教仁是一个心胸宽广，对待父老乡亲和革命战友都会表现出宁可自己无也要他人有的乐于奉献美德真君子。

二、为革命事业义无反顾甘洒热血

宋教仁出生在富有爱国主义优良传统、极具经世致用处事原则的晚清湖南，少年时代耳濡目染了“国有豺狼，野有饿殍”的乱世景象，立志“要将热血洗乾坤”。在漳江书院求学的时候，又深受坚持民族大义、富于反清革命思想的黄彝寿和主张经世、提倡新学的瞿方梅两位老师的影响，萌发了尚武修文、救国救民、推翻朝廷的“叛逆”思想。参加常德府试期间，仰慕戴展诚老师的维新变法思想，特地拜师求教，受益匪浅的他对戴先生表达了“学生不恋功名，喜读振兴中华、挽救民族危亡之书”的远大志向。[④]为实现“白眼观天下，丹心报国家”的理想，1902年秋，渴求获得新学知识的宋教仁考入武昌文普通学堂，在读书之余，他留心时务，关注政治，广交朋友，与吴昆、田桐友善，结识黄兴，积极投身革命。因其在校期间参加革命团体，发表激进言论，1903年8月被湖广总督张之洞勒令心腹幕僚梁鼎芬拿办，幸得学监机纪钷维的帮助才得以逃回湖南老家桃源。拜访黄寿彝教谕时正好碰上差役送湖北巡抚缉捕他的公文，黄教谕掩护他逃离故里前往长沙。在省会他仍旧不改初衷，利用老师、同学、朋友关系，协助黄兴于1904年2月成立了湖南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华兴会，该会名为响应政府兴办实业号召，实际是为革命筹措经费。为发展更多会员、壮大武装力量，宋教仁不畏风险，往来于长沙、武汉、常德、桃源之间，积极联络会党、新军和学生，准备策划秋天发动反清武装起义，打算以长沙为中心，同时在全省范围设浏阳、岳阳、常德、宝庆、衡阳五路响应，宋教仁负责常德一路的组织与响应工作，他再次潜回常德，在武陵县知县衙门的对面河街五省客栈设立湘西联络总站，设法联系到刘复基、梅景鸿、胡范庵、蒋翊武、孙安仁还有会党首领孙汉臣等人，派他们分头行动，准备相应起事。为解决经费困难，宋教仁一面派人到长沙找黄兴，一面决定变卖家中田产，但终因时间紧一时无法兑现。不久长沙会党领袖们因频繁活动走漏了起义风声，诱发了当局的缉捕，被捕的会党成员供出起义的计划和领导人，当局收缴了起义机关，并发布悬赏捉拿黄兴、宋教仁、刘揆一等人的公告。当宋教仁赶到长沙得知起义败露、刘黄二人已经逃离前往上海后，他便在友人和同志的帮助下走水路经武昌前往上海追赶革命同志。11月下旬，宋教仁赶到上海前夕，又发生了华兴会员万福华刺杀广西巡抚王之春的事件，黄兴等人早已离开上海逃亡日本，于是他只得在朋友的资助下离开灾难深重、血雨腥风的祖国，前往日本游学。在旅居日本的六年时间里，他广交有识之士，积极开展革命活动 。先是创办和主笔进步刊物《二十世纪之支那》，“宋氏既抵东京，席不暇暖，即有意创刊一杂志，以为革命运动之宣传”[⑤]，该刊以“输入文明学说，振奋国民精神”为宗旨，大力宣扬民族革命，大胆揭露清政府真专制假立宪的骗局和俄日侵略中国的野心，成为当时留日学生中颇具影响力的杂志，1905年8月发展成为中国同盟会机关报《民报》。接着为了实现推翻清王朝的远大目标，宋教仁赞成革命力量的大联合，积极协助孙中山组建了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确立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三民主义革命纲领。之后孙黄离开日本，宋教仁不顾自己在东京脑病医院住院的困境，凭借自己超强的组织能力和在留日学生中的威望，领导了留日学生反对日本政府攫取俄国在中国东北的特权和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的活动。1907年春，他又甘冒生命危险被黄兴派到东北运动马贼，尽管此举未能成功，但他意外收获了奉献爱国之心的壮举。此事源于一年前对史地知识感兴趣的他在《商业界》杂志上看到了一篇题为《鸭绿江之独立国》的文章，该独立国就是位于中朝边境鸭绿江、图门江和松花江三江发源处的间岛，此后他便对这个独立国产生了兴趣，读书看报时特别关注。当他得知日本企图侵占该岛屿的时候，他一边亲自面见并游说间岛首领韩登举，一边运用自己丰富的历史地理和国际法知识，完成了《间岛问题》一书的撰写，该书既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吞并野心，又直接帮助清政府顺利完成了间岛收回的任务，为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宋教仁也因此获得了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的高度赏识，“世凯甚德之，交涉结束后特电驻日使臣酬以日金二千元，宋不肯受，使臣固强之，宋乃以散之留日困乏者，声名从此大著”。[⑥]1908年后，东京同盟会总部因为孙中山、黄兴、谭人凤、章炳麟、汪精卫等人政见的差异发生了严重的分裂，机关报《民报》被查封，宋教仁的求学与革命活动经费也遇到了史无前例的困难，在好友谭人凤的召唤下，1911年1月宋教仁回到了阔别六年的上海，应于右任之邀担任《民立报》的主笔，再度运用自己的学养和见识，以报刊舆论为喉舌，宣传自己的民族、民权与民生思想，“其政论家政治家之伟抱因得正式展布于国人之前，其声誉影响因此再接再厉不屈不挠之精神而益扩大”[⑦]。4月，宋教仁不顾好友于右任等上海同志们的劝说，坚持南下广州参加同盟会领导的广州新军起义，临行前他告慰同志们“无恐。事成，为四万万同胞造幸福；不成，则送我一颗头颅已矣。”[⑧]充分体现了他的壮士断腕、视死如归献身革命的勇气。不幸的是待他赶到广州时，起义却遭遇了惨重的失败，眼见好友陈更新在起义中英勇牺牲，宋教仁强忍悲痛 “伤心汉室终难复，血染杜鹃唳有声。……恨未从军轻一掷，头颅无价哭无声”，[⑨]此后他不仅没有放弃革命，反而从多次起义失败的教训中悟出了一个创新的设想，那就是同盟会必须放弃在边疆地区开展革命活动的部署，转而实施中部长江流域革命的中策方案，为此他提出了成立中部同盟会，承担领导长江流域革命运动之责任的大胆构想。1911年7月31日，中部同盟会总会成立，作为“全会之中心”的宋教仁负责起草了《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章程》，确定了“以推翻清政府，建设民主的立宪政体为主义”的革命纲领。就在宋教仁为中部革命运筹帷幄的时候，他的革命战友刘公、蒋翊武、刘复基等人正在武汉以实际行动实践着他的这套革命纲领。武昌起义爆发后，宋教仁虽不能在现场参与革命实践活动，但远在上海的他趁势利用《民立报》舆论阵地做宣传，“一面以文字将革命军之立场唤起国内外之注意，一面积极策进南京等地响应之工作，以免武汉陷入孤立。[⑩]”是年10月底到12月中旬，宋教仁冒着枪林弹雨往来于武汉、南京、上海等地，希望夺取胜利后的革命党人能组建临时中央政府，尽快实现革命破坏后的建设，为此他负责草拟了《鄂州临时约法》和《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后因武汉失守，临时政府拟迁至南京，因党人内部意见分歧，加上黄兴久不答应就任，革命形势急转直下，临时中央政府迟迟不能建立，这样宋氏总是不得不暂置平素主张以适应环境。直到12月25日，孙中山先生抵达上海，受到了各方的热烈欢迎，宋教仁便携张继到沪拥戴，但他始终坚持未来临时政府应实行限制总统权力下的内阁制，后经多方协调，孙中山赴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经提名宋教仁拟任临时政府法制院院长，久悬未决的组织政府问题终于迎刃而解，临时政府的诸多法令也多出自宋教仁的手。南北议和时期，宋教仁以调和南北为职志，期待新国家统一，曾被人误会是袁世凯的内奸，险遭不测。待北京临时政府成立，宋教仁出任农林总长，终因不能发挥所长，难以施展自己的志向，随着唐绍仪内阁的倒台，他不得不辞职。之后，宋教仁致力于政党组织，力主联合分立小党、议决改组国民党，为此他奔走各地宣讲自己的政治主张，希望未来实现责任内阁制的梦想。正当组阁形势大好、即将应袁世凯之邀赴北京议事的时候，宋教仁不顾同僚的劝阻，坚持北上却不幸在车站遭奸徒狙击，腰间中枪，为国奉献出年轻的生命，时年仅31岁。上述种种经历表明，在宋教仁身上充分体现了为革命事业百折不挠的奉献精神。

二、宋教仁的奉献精神的历史影响

 1．感召着身边志同道合的友人志士

宋教仁为人豪爽，慷慨大方的美德给身边的同乡好友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正是他的乐善好施，使得他人缘极好，身边总会聚集很多的仰慕者，追谁者。在桃源漳江书院求学时，结识了文骏、覃振、胡瑛、罗蕺、罗维镛、聂雁湖、瞿方书、孙安仁、陈犹龙、杨润初、田炳轩、田荆华、陈又章、凤高翥等志同道合的战友，宋与这些同学好友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中一部分后跻身于政府公职人员，一部分留学日本后追随他走上了革命道路；参加常德府试期间，又与刘复基、梅景鸿、胡幻庵、戴展诚等人订交，民国初年同乡中有位常为《中国日报》撰稿且化名为荪楼的在跟一读者交谈时，把宋教仁比作诸葛亮、房玄龄等历史上的名相，着实让这位读者急切想见到他；在武汉求学期间，又发展了像田桐、吴崑、白逾恒、罗律中、刘静庵、欧阳俊民等铁杆兄弟加革命同志，经常在一起议论时政，畅谈革命。1904年秋宋教仁遭清廷通缉逃亡路过武汉，得到了欧阳振声、欧阳瑞骅、胡勋成、曹德铭、罗律中、曾松乔等众多同学友人的接济，这些人后来大多都成为留日学生，加入同盟会；东渡日本后，潜心专攻政治经济学问，闲暇之际更是广交内外豪杰，如程家柽、陈天华、任震、刘道一、龙毓峻、秋瑾、何天瀚等革命志士，只要是他为革命工作所发动的事情，都会有立马响应者。1905年4月，留学日本的宋教仁到湘西会场发动身边好友为《苏报》案牺牲的邹容烈士捐款，在场的老乡无不响应，“说毕，众皆赞成，写捐者数人焉。”[11]1911年春夏，回国后在上海主持《民立报》工作期间，宋教仁总是尽可能为年轻的记者们提供生活上的方便，深得他们的爱戴：“先生在南京时，记者每至，辄居其寓。行李不俱，入夜往往同宿一榻，谈笑歌呼，庄谐杂出，往往鸡鸣向晨，犹剌剌做深谈。”[12]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被暗杀后，多年的好友黄兴、陈其美、居正、于右任、谭人凤、伍廷芳等深感悲痛，在上海齐聚为他举行了庄严的葬礼，很多得知这一不幸消息的革命同志、报界友人、当地市民等都纷纷赶来为他送行，其场面震撼世人：“各界人士，于二十二日晨，得先生噩耗，群相惊骇，该院门前，车马喧阗，吊者甚众。先生为手造民国伟大，所抱政见尤极远人，其诚信为怀，感人实深，无怪乎哭之者众也”。悼词中也如是感念其奉献精神，“先生数年来奔走国事，未遑宁处，家属仍居桃源……堂上尚有老母，只以尽忠于国，未能全孝。先生知国基未固，尚非独善其身之时也，慨然奋起，虽老母苦留，先生亦含泪忍痛而出”。[13]七年后，当得知家乡桃源准备印行《宋教仁日记》时，一些大腕级民国名人和同学好友纷纷为宋教仁撰写序跋，对之给予的高度评价也说明其人品之高尚，正是宋教仁的乐于奉献率先垂范的人格魅力影响了一大批热血青年走上了拯救国难、武装反清的革命道路。

2．鼓舞着革命事业的后继者砥砺前行

作为一名常年奔波在外、甘愿舍小家为大家的民主革命宣传家和辛亥革命杰出的领导人与组织者，宋教仁追求民主的执着最终为反对派所不容，以至于被人用极端卑鄙的手段谋杀，时年仅31岁。宋案发生后，震惊海内外，也迅速激发了国人走上革命道路的决心和期待为之报仇雪恨的热情，有志青年纷纷成为民主革命追随者。据史料记载，在宋教仁的追随者中，比较著名的有革命家瞿方书、孙洪伊、杜心五、林伯渠、蒋翊武、董必武、北一辉和民国报界精英徐血儿、林寒碧等。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同盟会会员《民立报》主编徐血儿，他一生仰慕宋教仁，立志追随着宋教仁未竟的事业，他撰写的《宋先生教仁传略》中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继承先生事业的心愿“余之崇拜先生，盖人类之通性也。先生无在不可以崇拜者，而先生乃死于奸人之手，人心日坏，知天之所以祸中国者，正未有艾也。呜呼！余德薄寡能，不克继先生之志，亦唯有奉先生之嘉言懿行，以为师表耳！”在宋教仁为国捐躯之后的两年里，他为自己立下了“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的座右铭，以舆论做先导，用犀利的文笔勇敢揭露北洋政府的倒行逆施，也险遭暗杀。直到1915年他为革命事业积劳成疾，不幸英年早逝。另有同盟会会员、《民立报》创立者于右任先生非常欣赏宋教仁用文笔作为反专制武器的志气，宋回国后被其聘为主笔，两人关系密切，宋北上时于亲自到车站相送，亲眼目睹了宋教仁被害的过程，宋教仁离世后曾这样撰文缅怀他：“自君逝去，《民立报》亦殉之。国难频起，余亦奔走四方，而南北至今忽战忽和，忽亲忽仇，人心、天意无可揣测。独宋案中关于北京者，如袁、赵、应、洪等，皆一一天夺其魂而去，不可谓天道无知。而当时尽力此案之人，克强呕血死，英士、鸿仙并为北方奸人所刺，独我以不才而幸存，今复舍笔墨生涯，驰驱戎马之间，长剑倚天，未能杀贼。”[14]同样表达了自己前赴后继、投笔从戎的愿望。再有曾同在民国政府任职的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对宋教仁也是予以高度评价：“先生虽死，其以政治为生命之精神，影响于后起之政治家者，不与俱死，吾人所共信也。[15]”更是彰显了宋教仁的政治主张对后世的影响力。

三、宋教仁奉献精神的时代意义

如果说宋教仁所处那个时代的奉献精神所表现出来的行为是对苦难同胞的关爱与帮助、对振兴中华的责任与担当的话，那么在21世纪的当今中国，我们所提倡的奉献精神应当是对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尽心服务与扶持、对党和国家重大事业的尽力坚守与付出。具体来说：

1.奉献是营造和谐社会，建设美好家园的星星之火

作为清末民初革命党人中最具有奉献精神的杰出代表，宋教仁不愧为后继者的楷模。新中国成立后的上个世纪六十年代，雷锋同志被举为奉献精神的典型，其“我要把有限的精力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的经典语录为世人所知晓，成为那个时代的精神象征，之后全国上下掀起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高潮，社会上涌现出了很多无私奉献者，如草原英雄小姐妹、欧阳海、党的好干部焦裕禄、杨贵等。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经历了深刻的经济转型和社会变革，渐渐地在意识形态领域里，雷锋精神稍微有些淡化，一些党的干部逐渐抛开了无私奉献的精神，行事总以获取为目的，以金钱为图谋。社会上的一些人特别是青年下一代渐渐沾染了只希望索取父母劳动果实不愿意吃苦耐劳、不甘愿奉献的恶劣作风，着实让人堪忧。当下我们需要大力弘扬奉献精神，在家庭、学校和社会教育上大做文章，讲求德育的功能、树立率先的垂范，用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来引领青少年做人生规划，教育下一代不以挣钱的多少目的而是以为社会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多少为求职导向，最终形成人人讲奉献，个个是模范的良好社会风气。

2.奉献是彰显制度优越，实现宏伟目标的精神动力

宋教仁是一位具有非常责任担当的名人，就在被害之前的一周，即1913年3月15日，他还向国人表达了自己的政治抱负：“世人诬吾运动总理，由来已久。吾虽无其事，实不欲辩，且因以自励，盖已久矣。夫人立志为总理，岂恶事哉？国家即为共和政治，则国民人人皆负责任。有人焉自信有能力，愿为国家负最大责任，此国家所应欢迎者”[16]宋教仁的这种为实现政治抱负当仁不让的奉献精神应当成为我们共产党员和公务人员的处事原则。当年在延安整风运动时期，毛泽东同志为保持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展示党员的模范形象，曾经把奉献精神诠释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正是这个执政理念才使得我们党的革命事业蒸蒸日上，换取了民心，最终实现了打败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的目标。在新的历史时期，要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更需要党员干部弘扬奉献精神，把崇高理想信念和道德品质追求转化为具体行动，发挥带头作用，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爱戴和拥护。2018年7月，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再三强调，“着力集聚爱国奉献的各方面优秀人才”，“努力建设一支矢志爱国奉献、勇于创新创造的优秀人才队伍”，同时又将守岛卫国32年、用无怨无悔的坚守和付出、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了不平凡的人生华章王继才同志树立为典型，号召全体党员干部向他学习，强调要大力倡导这种爱国奉献精神，使之成为新时代奋斗者的价值追求。当下只有全体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在群众中树立良好的政党形象和先锋模范作用，才能在未来社会中引领时代风尚，真正成为一群朝气蓬勃、魅力四射的领头羊，带领全国人民走向更加灿烂辉煌的明天。

[①] 鲁迅著《且介亭杂文》第14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②] 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第622页，中华书局

[③] 徐血儿等编《宋教仁血案》，第14页，岳麓书社1986年出版

[④] 满大启：《宋教仁在常德活动琐记》，《宋教仁纪念专辑》，第70页。

[⑤] 吴相湘著《宋教仁传》第23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

[⑥] 北一辉《支那革命外史》第59-60页，转引自吴相湘《宋教仁传》第39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版

[⑦] 吴相湘《宋教仁传》第52-53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版

[⑧] 徐血儿等编《宋教仁血案》，第16页，岳麓书社1986年出版

[⑨] 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哭铸三尽节黄岗》上，第372页。中华书局2011年版

[⑩] 叶楚伧、徐血儿等《宋渔父》第一集前编“传略”第5页，影印民国原刊复印本

[11] 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册，第526页，中华书局2011年出版

[12] 徐血儿等主编《宋教仁血案》，第19页，岳麓书社1986年版

[13] 同上，第32、8页。

[14] 刘泱泱整理《宋教仁日记》第346页，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版

[15] 刘泱泱整理《宋教仁日记》第345页，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版

[16] 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第484页，中华书局2010年出版

（作者熊英，湖南文理学院文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