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德太阳崇拜与太阳文化源远流长。辖境内澧县城头山遗址发现的太阳祭祀及日、月、星“三光”崇拜；《庄子·让王》记载的尧舜时期、常德高士善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让王不受”太阳文化的躬身实践；《山海经·中次十二经》、《西晋·张华lt;博物志gt;》、明嘉清《常德府志》等典籍对于太阳山的“女儿”——湘夫人之太阳山祭祀；东汉王逸《楚辞章句》描述的沅湘间巫歌祭祀；楚屈原旷世名篇《九歌》开创的太阳神及诸神祭祀的演绎经典；唐朗州司马刘禹锡《阳山庙观赛神》对太阳山太阳祭祀文化的生动诠释；历代《常德府志》以及明杨嗣昌《梁山游记》所载神面之山——“面山”（即太阳山主峰）祭祀奇观等等，无不向世人昭示着一个巨大的历史真相：常德太阳山太阳崇拜与太阳文化在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曾经真实存在，并非虚构。近年来，常德太阳山的天然太阳神像的发现，把常德太阳山太阳崇拜与太阳文化的探寻与研究，推向一个崭新的阶段。2010年，上海大世界基尼斯总部授予“年代最久的楚人祭祀天然太阳神像”大世界基尼斯之最；2011年，又授予由太阳山原石复制而成的“盘古座像”为“最多原生石垒砌的神像”的大世界基尼斯记录。

基于诸多历史典籍记载和考古发现，本文拟对常德太阳山太阳崇拜及太阳文化的发端、高峰及特质作一初浅的探析。

一、常德澧县城头山原始太阳崇拜和太阳山太阳祭祀活动的考古发现，奠定了常德太阳崇拜和太阳文化发端最早的历史定位

郭伟民君在《城头山遗址与洞庭湖区新石器时代文化》一文中指出：“对（城头山，作者注）大溪文化早期底层堆积的发掘，揭露出的祭坛及其相关遗迹，提供了一个完整的大溪文化早期的人类祭祀过程”。“城头山出土物上的太阳纹，可辨识的太阳符号以及祭司所配的鹿牙，传递了太阳崇拜、太阳神祭祀的强烈信息”（谈应国《南中国文化的发源地和传播者：传递太阳山太阳文化研究的视野与定位》）。

众所周知：太阳崇拜是人类最古老的图腾崇拜，并具有世界性意义。古希腊神话里被称为太阳神的有三位，最早的是十二提但神（Titans）之一的许配利翁（Hyperion）。第二位是据称“驾着太阳车的太阳神”——赫利乌斯（Helius）。第三位是阿波罗（Apolio）光明之神，同时，阿波罗还被视为司掌文艺之神、人类的保护神、光明神、预言之神、雄辩之神，迁徙和航海者的保护神、医神以及消灾弥难之神。古埃及的太阳神传说是拉神（Ra，有时也拼做Rah，也称Atam阿托姆）。中国古代传说中的太阳神则有五位，他们分别是：盘古、羲和、炎帝神农氏、东皇太一、东君。历史典籍《三五历记》《山海经》《海外东经》《大荒东经》《楚辞·天问》《楚辞·离骚》等书均有记载。常德太阳山太阳崇拜和太阳文化尊崇的太阳神之主要对象为盘古、东皇太一、东君。

神话传说终究是神话传说。人类考察历史进程往往需要依据考古实证。

科学考古发现，常德境内有人类活动的历史可追溯到距今40万年前。“津市市虎爪山遗址是迄今发现最早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距今40万年前原始人类遗留下来的石制生产工具。在距今20万年前的澧县乌鸦山，距今10万年前的澧县鸡公垱、石门大圣庙等遗址中都发现了远古人类的遗物”（见《常德市文物志》）。还有被考古界命名为“石门人”、定义为“澧水文化类群”、被评选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我国最古老的澧县城头山古城等等，无不佐证常德悠久的历史，不仅填补了湖南省旧石器时代考古的空白，而且为研究长江中游原始文化（即常德太阳文化）乃至华夏人类的起源提供了珍贵史料。

考古研究还发现，常德境内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其澧水流域存在着一个距今9000年到14000年完整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序列，它们依次为彭头山文化、皂市下层文化、汤家岗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出土的这些年代形成的白陶制品“异彩纷呈”，“堪称史前文化艺术珍品”。常德境内尚有各类遗存1362处，其中，城头山、彭头山、八十垱等遗址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虎爪山、乌鸦山、燕儿洞等遗址被列为旧石器时代遗址。梦溪三元宫遗址、彭头山遗址、汤家岗遗址、庹家岗遗址、皂市遗址、罗家台遗址是常德新石器时代重要遗存。桃源县出土的“皿天全”青铜文彝，石门、津市、澧县等地出土的大量青铜器、陶艺是常德夏、商、周时代的重要文物。临澧、澧县、德山、安乡等地分布的大量楚墓、汉墓、晋墓和出土的大量竹简、兵器、印玺、于等反映常德先民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繁衍生息生活的足迹。所有的这些遗址、遗迹、遗物以及众多的出土文物，无不反映常德先民创造的辉煌灿烂的历史和清晰的世代交替脉络，默默地向世人传递着远古的信息和“密码”，等待着人们去发掘、去发现、去研究、去破解。

古语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古代上至君王，下至庶民，素来敬畏天命，把祭祀看作是与兵戎、军事、国防同等重要的大事，常德先民亦如是之。郭伟民君一言九鼎地指出，常德先民在城头山设置祭坛，举行祭祀活动，是在大溪文化早期（即距今6400年以前，作者注）。这在目前为止，是在世界范围内发现的有考古实证依据的最早的太阳祭祀文化，它具有最早、最原始、最完整、最直观的诸多特征，无可辩驳地证实了常德先民太阳崇拜和太阳文化发端最早的历史定位。另外，第七批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安乡县汤家岗遗址出土的“太阳印纹白陶盘”以及伏羲墓、最早的八卦图早期雏形的发现和研究，为常德太阳文化最早发端提供了又一佐证（汤家岗遗址的形成年代比城头山遗址更早，后文会进一步述及，作者注）。

二、常德太阳文化数千年浸淫而生的历代先贤，为荆楚文化、湖湘文化乃至华夏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把常德太阳文化推向一座又一座高峰

常德自有建置起，秦时属黔中郡，（其郡治在今常德城——邓声斌《黔中故治今何在》一文，见之于《沅澧遗韵》第107页，2001年9月《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为天下三十六郡之一。辖境相当于今湖南省沅江流域、澧水流域、湖北省清江流域、贵州省东北部和重庆涪陵、潜江等地。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取“止戈为武，高平为陵”之义，改黔中郡为武陵郡，隶属荆州，其辖境包括湖南省沅、澧流域。以后武陵郡一直延续至隋朝改称朗州。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朗州更名为鼎州，治武陵。宋徽宗政和七年（1117）升鼎州团练为常德军。“常德”二字取义孔颖达《诗经·大雅常武疏》：“言命遣将帅，修戒兵戎，无所暴虐，民得就业，此事可常以为法，是有常德也”。常德之名由此而来。

作者行笔于此，是想阐明：古时的常德并非今日之常德，其辖境包含湖南、湖北、贵州、广西等广大区域。常德太阳文化的传播与影响，必将涉及全境甚至更广阔地域。有史料证明：常德是古代楚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国时期荆州古治曾设置在武陵郡汉寿断港头。有“美髯公”之称的忠义之士关羽（关云长）曾在此被汉献帝封为汉寿亭侯（见《三国演义》第二十六回）。武陵郡临沅人廖立，是土生土长的常德人，被刘备待为“蜀汉谋臣”，年未三十，便擢为长沙太守，诸葛亮曾感叹：“庞统、廖立，楚之良才，当赞兴世业者也”。当时荆州人士都把诸葛亮与庞统二人齐名并称，人称“伏龙凤雏”。这里，诸葛亮把廖立与庞统并称，可见推崇之高，廖立“才比凤雏”的美名一时名扬天下，其生平被单独立传，纳入《三国志》中。

数千年来，受常德太阳文化熏陶成长的仁人志士和先贤浩如云河、灿若繁星、数不胜数。他们的恢宏才学以及文治武功，对荆楚文化、湖湘文化乃至华夏文明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

常德太阳文化无疑是古老的文化，古老得从无文字记载的年代开始。常德古老的太阳文化从山中走来，从云中泻下，从茂密森林、云梦大泽以及洞庭湖积淀，在生于兹、长于兹、成于兹的人群中传承、发展，在常德历代先贤治国、治学、治世的生产、社会实践中展现。粗略算来，常德太阳文化在历史上至少有过数次大的喷发，出现过历史文明的数座高峰。

帝师善卷是常德太阳文化发展史上出现的第一座高峰。

据《庄子》“让王”篇、《荀子》“成相”篇、《吕氏春秋》“下贤”篇以及《上古神话演义》等诸多典籍记载，在洞庭湖西滨、枉水河畔的上古尧舜时期，出现过一位德才兼备的高士善卷。他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躬耕陇亩，自食其力。他向民众宣传圣贤之道和自己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德行天下的学说，熏化民风，教化苍生，使得他所在的三苗、欢兜、盘瓠部落民风淳厚、善良淳朴，老百姓安居乐业，德政善政风行全境，天下达到大治佳境。他不仅深受当地民众的拥戴，还受到帝尧、帝舜和大禹的尊敬，帝尧曾以师礼视之，帝舜曾欲禅位于他，大禹曾向他请教治理天下水患之良方，黄帝轩辕氏曾托付他将治国理政的经典秘籍藏于大酉山小酉洞。常德先民为了纪念这位高士，将善卷居住过的德山改为善德山。善卷这位居住在常德的历史先贤，在中国上古时代树立了一座令后人仰慕效仿的道德高峰。

常德太阳文化还孕育、培养、成就了经天纬地之才春申君黄歇。这是常德太阳文化史上的第二座高峰。

史书记载，黄歇属楚国黔中郡人，生于公元前314年，卒于公元前238年，是战国时期楚国公室大臣（韩非子称黄歇是楚庄王之弟），著名的政治家。他与魏信陵君、赵平原君、齐孟尝君并称为“战国四公子”。史载黄歇“游学博闻”，极富辩材，曾被楚顷襄王用为左徙，被楚考烈王任为楚相25年，封为春申君，先后赐予淮北十二县、吴国属地为其封地。他尊重贤士，门客三千，大思想家荀况即出其门下并委以实际官职。他匡扶社稷，中兴楚国，“名虽楚相，实楚王也”。但在他正式登上楚国政治舞台之前，楚国还处于风雨飘摇的多事之秋。先是公元前298年，秦国大举出兵攻楚，夺下巫郡、黔中郡两郡。继之公元前296年，楚国当时的一国之君楚怀王被秦昭襄王软禁并客死秦国。再是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引兵再度攻楚，所向披靡，楚国的都城鄢郢陷落，楚先王墓圣地夷陵被秦人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楚顷襄王被迫把都城迁往陈县。公元前272年，秦昭襄王令白起同韩国、魏国一起进攻楚国，楚国处于生死存亡之秋。此时，黄歇奉楚顷襄王之命赴秦求和，这在当时被世人视为不可能之事。但黄歇临危受命，不负重托，上书劝解并陈以利害于秦昭襄王，秦昭襄王竟被黄歇成功说服，从而阻止了白起与韩、魏出兵，并促成楚国与秦国缔结盟约，互为友好国家，挽救楚国于立即倾覆之忧。黄歇接受盟约后返回楚国，楚顷襄王随即派黄歇和太子熊完作为人质去秦国，秦王将他君臣二人扣留了十年。为避免楚国倾覆、中兴楚国，黄歇深入“虎穴”，只身犯险，凭一己之力，退秦、韩、魏三国虎狼之兵；他大智大勇，幽居樊笼十载，助国君安然脱险并顺利登上王位，促成楚国国内20多年稳定的政治架构和格局；他经营封地，疏浚黄浦江，使后人永得水利和舟楫之利。后人为了缅怀他，把上海叫作“申”（取春申君之“申”），把他领导开辟的河叫作黄浦江（原名春申浦），把安乡仅有的一座山叫黄山，桃源有黄石、黄闻山，湖北还有黄州、黄陂、黄安、黄梅等等。南宋祝穆在其所撰《方舆胜览》中写道：“歇，黔中人，开元寺址其宅墓在焉”。其开元寺旧址，在原武陵区委、区政府驻地，今阳光鑫都所在地。又据县志记载：开元寺即为以前春申君的宅址，所在的这条街为“春申坊”，而当时的府署南前大街出下南门至河街（今市区民主街至下南门一带）旧称“珠履坊”。黄歇任楚相的25年，是楚国中兴的25年，是楚国救赵灭鲁、拓疆开土的25年，是政治安定、王室巩固（黄歇辅佐楚考烈王在位）的25年，是谋求合纵连横、共抗强秦（公元前241年，诸侯合纵、春申君为主谋，考烈王为纵长，组成赵、楚、魏、韩、燕五国兵攻秦）的25年。春申君死后5年，即公元前223年，楚国即告灭亡。这便是历史的宿命，不得不令人扼腕叹息！

屈原、宋玉、刘禹锡等人在常德谪居与创作，使得常德太阳文化史上出现第三座高峰。

史载，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曾行吟泽畔，在沅湘写下《九歌》《渔父》《涉江》《远游》《卜居》《怀沙》《招魂》等诸多名篇。屈原早年“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他壮年入仕，“为楚怀王左徒”，“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屈原“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然而为佞臣所不容，终遭楚怀王、楚顷襄王疏远并受谗见斥。郢都沦陷后，屈原流徙于沅湘，悲愤难抑，抱石投汨罗江而死。但他的作品则万古流芳。《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曾谓屈原“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称其物芳。其行廉，故死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嚼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另有史籍明载：屈原居沅湘间，“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而作《九歌》之曲”（东汉王逸《楚辞章句》）。南宋朱熹也说：“蛮荆陋俗，词既鄙俚……原既放逐，见而感之，故颇为更定其词，去其泰甚，而又因彼事神之心，以寄吾忠君爱国眷恋不忘之意”（《楚辞集注》）。这里，古贤准确无误地点明了屈原《九歌》作于沅湘，被“蛮荆”“俗人”祭祀歌舞所感动，从而萌发出创作《九歌》的强烈欲望。可见，屈原一是发自内心地喜欢太阳山祭祀活动；二是亲身参与、积极投身于太阳文化祭祀活动当中，进而为其“更定其词”；三是借助太阳文化祭祀活动寄托自己爱国、爱乡、九死而不悔的政治热望。这既符合文艺创作“来源于生活且高于生活”的必定路径，也符合事物发展的内在逻辑。因而《九歌》与《离骚》一样，成为“抒情诗歌无可逾越的高峰，后人虽欲效之而终不能及”（《楚史·张正明著·第339页》）。屈原因此而获后人诗词“真人”以至“圣人”之崇高评价。屈原的上述艺术成就，创作原型，恰恰是在沅湘常德太阳文化祭祀的艺术氛围中产生，在与“下里巴人”群众性艺术活动底蕴中升华而集大成。历史不应忽略沅湘常德太阳文化这方丰厚肥沃的文学土壤。

无独有偶。屈原的学生宋玉因历史遭遇而与常德太阳文化再度结缘。公元前298年，宋玉出生于河南商丘，少年时，他的故国宋国被齐国所灭，他随家人流落到楚国鄢郢。几年后，鄢郢被秦国攻陷，宋玉和家人又逃往江南澧水避难。公元前276年，经友人介绍在今临澧县新安镇的龙凤山下楚之郢城，当上楚顷襄王文学侍从。公元前263年楚顷襄王辞世，宋玉随楚顷襄王之子考烈王到安徽寿春任职。公元前255年，因劝谏楚王触怒王威，被去职贬谪，得云梦赐田——今临澧县望城乡宋玉城。宋玉在临澧生活50余年，于公元前222年辞世，后葬在临澧，在临澧留下宋玉城、宋玉墓、看花山、放舟湖、宋玉庙、九辩书院等多处文化遗迹。宋玉师承屈原，尤擅辞赋，后人尊之为“赋圣”。《汉书·艺术志》载其作品16篇，其中《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风赋》《对楚王问》等，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很高的地位。所谓“阳春白雪”“下里巴人”“曲高和寡”“皎若明月”“婉若游龙”皆出其章句。

“往事越千里”。一代“诗豪”刘禹锡（772-842）因永贞革新失败而与常德太阳文化不期而遇。从永贞元年（805）33岁到元和十年（815）43岁，刘禹锡的壮年时期基本在朗州（常德唐时旧称）度过。史载刘禹锡在朗州的生活是“地居西南夷，土风僻陋，举目殊俗，无可与言者。禹锡在朗州十年，唯以文章吟咏，陶冶情性。蛮俗好巫，每淫辞鼓舞，必歌俚辞。禹锡或从事于间。乃依骚人之作，为新词以教巫祝，故武陵谿洞间夷歌，亦多禹锡之辞也。”（《旧唐书·刘禹锡传》）《新唐书·刘禹锡传》又载：“州（朗州）接夜郎诸夷，风俗陋甚，家喜巫鬼，每祀，歌竹枝，鼓吹裴回，其声伧伫。禹锡谓屈原居沅湘间作《九歌》，使楚人以迎送神，乃倚其声，作竹枝词十余篇。于是武陵夷俚悉歌之”。从这些不难看出，刘禹锡是常德太阳崇拜和太阳文化的见证者，他亲眼目睹了常德先民迎送太阳神的盛大历史场景，亲耳聆听了常德先民歌唱屈原《九歌》的悦耳之声，于是，他情不自禁地在《武陵书怀五十韵并序》中记下：“俗尚东皇祀，谣传义帝冤。桃花迷隐迹，楝叶慰忠魂”，赞扬了常德先民正义之举，忠义之心。刘禹锡还是常德太阳文化的倡导者和积极参与者，他亲自登上太阳山，亲身参与祭祀太阳神的活动，写下《阳山庙观赛神》的名诗。在文化底蕴积厚的常德，屈原写《九歌》登上了诗歌的顶峰；同样在常德，刘禹锡“乃倚其声”，创作竹枝词，获得艺术上的巨大成功，开创了一代诗歌清新之风。常德太阳文化在文学巨匠的手中得到升华和广泛传播，数位先贤在常德太阳文化的砥砺下名垂青史。

除开屈原、宋玉、刘禹锡三位文学巨匠外，受常德太阳文化熏陶而成大器的还大有其人。囊茧夜读的东晋吏部尚书车胤（今津市市新州镇人），博涉史传，才思敏捷；古代五言律诗规则制定者，南朝大诗人阴锵（今安乡县人），“诗笔妍丽，才力遒健”；一次性向唐宣宗呈献自己诗歌“三百篇”的晚唐著名诗人李群玉（今澧县人）；明公安派创始人江盈科（今桃源县人）；致力教化、治学严谨、善剖疑案的清代著名学者潘相（今安乡县人）；“世界级绘画大师”髡残（今武陵区人）；一生以屈宋为师，终成清代晚期大学者的黄道让（今临澧县新安镇人）等人，都是常德土生土长的学界巨子、诗坛宗师，成为常德太阳文化一代又一代杰出传人。常德的山山水水造就了他们，他们和常德先民一道，创造发展了常德太阳文化，共同把常德太阳文化推向一座又一座历史高峰。

三、常德太阳文化具有儒释道等多教融合、土汉苗畲多民族共生的鲜明特质

楼玉烈先生认为：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儒家思想曾获得中国文化的正统地位，被视作中华民族的代表。除儒家思想体系外，还存在着其他许多学派思想体系，如道家、法家、名家、阴阳家、墨家，以及后来传入的印度佛教等。这些学派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中都起到其特有的作用。中华传统文化并非单一的儒家文化。即使是儒家思想本身，在其发展进程中，自战国时期起，也早已失去了它的原始单纯性，而不断融入了其他学派的不同思想成分。汉武帝独尊的所谓儒术，其实已经是严重地阴阳五行化了的儒家思想；魏晋时期的儒家则渗入了大量的老庄道家思想；隋唐儒家思想受到佛教理论的严重挑战和影响；宋明理学则是在排斥佛老的同时，大量吸收佛老理论以补充儒学的一种思想体系。因而，我们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深入考察时，绝不可忽视在中华文化发展过程中或多或少起过作用的各种思想、学派之间的对立和渗透、排斥和融合（《文史知识》1986年第8期）。

考察常德太阳文化的发展过程，证明楼玉烈先生的上述见解实属“真知灼见”。

现在我们来看儒家文化对常德太阳文化的影响。

常德人素来信仰盘古，把盘古尊为自己的老祖先。谈历史必从盘古谈起。“自从盘古开天地……”云云，往往成为常德人论述的开头语或口头禅。这是因为，盘古的神话传说凝结着儒家思想的光辉，贯穿着“仁义礼智信”五常的儒家思想信条。《五运历年记》载：“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高，盘古极长。后乃有三皇。数起于一，立于三，成于五，盛于七，处于九，故天去地九万里”，盘古舍身成仁，是为“仁”。

《广博物志》卷九行《五运历年记》又载：“盘古之君，龙首蛇身，嘘为风雨，吹为雷电，开目为昼，闭目为夜，死后骨节为山林，体为江海，血为淮渎，毛发为草木”。《绎史》卷——引《五运历年记》则记为：“首生盘古，垂死化身；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经脉为地理，肌肉为田土，发髭为星辰，皮毛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氓”。两说虽有细微差异，精义只有一个，那就是：盘古舍生取义，义薄云天，是为“义”。曾几何时，龙阳典史青文胜舍身“为民请命”，武陵龙膺敢触龙颜，不惜身陷囹圄，力阻明神宗选秀，被世人称为“敢谏名臣”。两位先贤之义举，实为继承盘古衣钵，舍生取义之后人！

盘古死后，后人感其恩德，不忘先祖，尤“荆湖南以十月十六日为生辰”（《古今图书集成·岁功典》卷八十三引《补衍开辟》）为其祭祀，古代祭天、祭地、祭宗庙的礼制开启。《隋书·礼仪志一》：“唐虞之时，祭天之属为天礼，祭地之属为地礼，祭宗庙之属为人礼，故《书》云命伯夷典朕三礼”。礼器、礼数、礼治应运而生。《荀子·修身篇》云：“故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天子、诸侯、公卿、士大夫等各安于位，遵守礼治，未敢僭越，等级秩序的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得以维护。屈原《九歌》专置一篇《礼魂》，王夫之谓系送神之曲，按其辞意，当系《九歌》之尾声。清黄以周专撰《礼书通故》一百卷，考释古代礼治、学制、封国、职官、田赋、乐律、刑法、名物、占卜等，武陵古郡贡献尤甚。华夏古国礼仪之邦世界闻名。

所谓“智”，仍属儒家伦理思想。《论语·宪问》：“仁者不忧，知（智）者不惑，勇者不懼”。《中庸》：“好学近乎知（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智者大能通晓天地之道，小能深明人世之理，明白是非曲直、邪正真妄，做到“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一句话以蔽之，文理密察，是为智也。一部常德太阳文化史，集结了多少常德智者：单就近现代而言，如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翦伯赞，“世界光纤之父”黄宏嘉，中国汽车工业先驱孟少农，生物学一代宗师辛树帜，芯片院士沈绪榜，中国飞航导弹功勋姚绍福，“U盘之父”邓国顺等等，都是具有大智慧的智者。

所谓“信”，不疑也，不差爽也，诚信也。就是“言出由衷，始终不渝，一诺千金”。就是处世端正，不狂妄，不欺诈也。一个不讲信用的人，在社会上是混不下去的，言而无信必将被社会所抛弃。一个国家更需重“信”。孔子论治国“三要”，即“足食、足兵、民信之”。国家的根本，就是要让人民安居乐业，同时，要有强大的国防保护胜利果实。一个没有信用的国家，一定会灭亡的。

综上所述，数千年来，孔子“仁義礼智信”的“五常”学说，规范着常德先民的言行，作为立身之本、处世之道，用以处理与谐和作为个体存在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维系社会正常发展。笔者认为，纵是身处现代，仍应发扬光荣传统，将仁义礼智信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之。

现在我们谈谈佛教对常德太阳文化的影响。佛教于东汉传入中国，其基本教理有：“四谛”“八正道”“十二因缘”等，主张依经、律、论三藏，修持戒、定、慧三学，以达去烦成佛之目的。佛教至隋唐产生天台、华严、唯识、禅宗、净土、密宗等具有中国特色的六大宗派。太阳山佛教属于南方禅宗，其鼎盛时期在唐宋季（符乐农编著《阳山沟沉》第199、200页）。另邑人龙膺有语云：“吾尝志武陵禅宗矣。药山以俨师著，德山以鉴师著，并有高弟法嗣，宏畅宗风，称青原而嫡龙潭，派系益衍，于是为鳌山、为梁山、为大龙、为文殊、为灵岩、为广慈、为彰法，列传灯者凡三十辈，所拈花皆唐宋间大道场也。”由此，故郡佛教盛景可见一斑。

道家在本土流传已久，最早可追溯至上古时期。道家最久远的代表人物是盘古、伏羲、黄帝、炎帝、女娲、老子、庄子、列子、鬼谷子等，其后有张良、司马徽、诸葛亮、陶渊明、徐茂公、宋濂、丘处机、张三丰、刘伯温、颜真卿、王羲之等等。传说春秋战国时代的鬼谷子，只打发出他的五个学生——苏秦、张仪、孙膑、庞涓、尉缭，就把天下诸侯驯得团团转。著名道家黄石公，乃汉张良受道之师。黄石公演天理而成《素书》，于圯桥密授张良。张良仅用其中十之一、二，便灭项兴刘，明哲保身，安然而退。老子的《道德经》是道家的经典之作。至今仍风行海内外。《道德经》以“道”为最高哲学范畴，认为“道”是世界的最高真理，“道”是宇宙万物的来源和赖以生存的依据。其主要思想是“道法自然”和“大道无为”，讲求“无为无不为，顺其自然，无为而治”。纪晓岚曾评价道家：综罗百代，广博精微。言其悠远、海纳、丰广、细腻。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飘逸、清扬、智达、慧睿的就是道家。英国汉学家李约瑟也认为：“中国文化就像一棵参天大树，而这棵大树的根在道家”。因此，道教曾被定为国教。唐玄宗、朱元璋、康熙等多代君王，都曾亲自注解过《道德经》，出现过“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洪武之治”“康乾盛世”等。具体到常德，除开盘古远祖外，道家的代表人物诸葛亮、陶渊明、丘处机等人相传先后在常德境域作战、用兵、布道、讲学，丘处机曾在太浮山闭关修炼等等。位于今武陵区的太和观、桃花源里的桃川宫、澧县境域内的三元宫、津市市的古大同等等，都是道教布道的主要圣地和活动场所。

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儒、释、道三家，在武陵故郡，经过数千年的演变、融合，相互渗透、相互同化，从某种角度而言，已经是三教一体了。孔子讲要“正心”，老子道的是“练心”，佛家求的是修行“明心”。正心、练心、明心三心，反映的是三教异途同归。儒家注重修已治人，重在“治世”。道家讲究宁静阴柔、重在“治身”。佛家讲求慈悲入定，以求“治心”。儒家讲“修身、齐家、治世、平天下”。道家言“养生、循世、穷万物”。佛家悟“见性、救世、通万有”。正所谓：“百家争理，万法一统”；“三教一体，九流同源”。“才分天地人，总属一理；教有儒释道，终归一途”。

武陵故郡人，在伦理和社会生活上是儒家，在个人生活和健康上是道家，在烦恼和死亡面前是释家。头上戴的是儒家的帽子，身上披的是道家的袍子，脚上穿的是佛家的草鞋。三教合一，殊途同归，共同构成炎黄子孙的精神盛宴。

武陵故郡除汉族在此繁衍生息以来，自古以来还是土、苗、瑶、畲等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沅水》记载：“盘瓠死，因自相夫妻，织绩木皮，染以草实，好五色衣，裁制皆有尾。其母白帝，赐以名山，其后滋蔓，东曰蛮夷。武陵郡夷即盘瓠之种落也”。此处指明“武陵郡夷”是“盘瓠种落”。另据《后汉书·南蛮传》记载，盘瓠乃远古高辛帝时的神话人物，在我国南方苗、瑶、黎族少数民族中广为流传，并把他尊为“盘王”而虔诚地祭祀。盘瓠神话还在《风俗通义》《山海经》《搜神记》等诸多古籍中有完整的记载，南方少数民族把盘瓠作为始祖或重要的图腾崇拜。古代武陵、梁、汉、巴、蜀、长沙、庐江等郡县的“夷人”，用糁杂鱼肉的食品，敲打着槽盘，唱着山歌，祭祀盘瓠祖先这一习俗流传至今。据《重建盘瓠祠铁书》列示的盘瓠后裔——盘、蓝、雷、钟四姓二十六世祖宗姓名和官职记载，“武陵蛮”的渊源关系可追溯至春秋时代。在淮河和黄河之间的“东夷”中靠西南一支“徐夷”，与苗、瑶、畲族也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姓氏调查结果表明，五岭山脉中的瑶族以及漳州地区的畲族都是盘瓠后裔。福建福安的畲族也由雷、钟、蓝、吴、杨五姓构成。不能排除，由于天灾（如远古时期荆州的特大洪灾）、战乱等因素的影响，盘瓠子孙不得已被迫离土背乡，迁徙到别处求生存，但天下畲族是一家，树高千丈总有根，这个根也许就在武陵故郡，在常德太阳文化诞生的故乡。

在武陵故郡的上古时期，还生活着一个有着五千多年渊源的古老部族——欢兜，欢兜别名又叫讙兜，驩兜、驩头。相传，这个古老部族曾加入炎黄部落联盟和华夏联盟。欢兜，相传是上古时期唐尧时人，为尧帝之臣，颛顼之子，黄帝有虞氏后裔，为苗族先祖。如今湖南沿武陵山脉大庸、泸溪、花桓等县苗族分布地区存有驩兜墓、欢庙等驩兜有关的地名和文物。《山海经·大荒北经》说，“颛顼生驩头，驩头生苗民，苗民釐姓，食肉”。 釐、黎音近，故可推断，武陵故郡的原始族群苗民，也就是古苗族，属于欢兜的后裔。至于“苗”是什么？苗就是田里种的庄稼，因此，在上古时代，“苗”字代表了种水稻的族群——苗民。“三苗”即是上古传说中黄帝至尧舜禹时代古族名，“三苗”又叫“有苗”，主要分布在洞庭湖和鄱阳湖之间、长江中游以南一带。史载：尧时，“三苗”作乱，尧发兵征讨，作战于丹水，打败“三苗”。史书《竹书纪年》对帝舜征讨“三苗”的战争有如下记载：“三苗将亡，天雨血，夏有冰，地坼及泉，青龙生于庙，日夜出，昼日不出”。可见战争之惨烈！后来，尧将“三苗”流放到西北的三危山。禹时，“三苗”仍不服，禹与“三苗”又进行了一场曠日持久、长达70天的大战，从此，“三苗”在历史记载中消失，史籍中不再见“三苗”的记载。“三苗”的首领驩兜则被舜流放崇山。据《尚书·舜典》记载。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可见，“三苗”这个古老部族是不可小视的，英勇不屈的，虽经尧、舜、禹三帝征讨，仍生生不息，百折不挠。以至舜帝对“三苗”采取非常措施，将首领欢兜和其部族一分为二，分而治之。至于崇山在何处？张家界市永定区史志办副研究馆员陈自文经考证、比较历史上“四说”后认为：“唯大庸崇山证据最为充足”。陈自文先生认定的崇山即是地处张家界市西南约20公里处，海拔1164.7米，主峰面积3平方公里，在武陵故郡的管辖范围之内。还有传说伏羲曾在此立君建国，和有巢氏、燧人氏有渊源关系。据称燧人氏就诞生在洞庭湖以南的湘山上，并在今常德市的澧县建有“遂明村”，而伏羲氏是燧人氏之子云云。从上述古籍资料描述的“洞庭湖”“长江中游以南”“种水稻的族群”“三苗”“崇山”以及武陵故郡境域内的“驩兜墓”“欢庙”等文物和地名来分析，不难得出如下结论，即：在上古时期，武陵故郡的确存在着一个有着数千年历史的古老部族欢兜。他们勤劳勇敢，在这块热土上繁衍生息，种植水稻，热爱自己的故乡，不畏强权，敢于抗争，是古老的常德太阳文化的缔造者之一。他们和其他民族一起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常德古代文明。历史应该永远铭记他们。

除上述盘瓠子孙、欢兜后裔外，常德境内还活跃着土家族、维吾尔族、回族等众多少数民族，他们和汉族人民共生共存、唇齿相依，数千年来同饮一江（湖）水，同枕一座山（武陵山脉），和盘瓠子孙、欢兜后裔一道，在常德太阳文化历史之光的照耀下，书写了一个又一个奇迹。从旧石器时代（80-70万年前）使用“百色石斧”智慧的南方直立人起，到临澧县官亭乡竹马村1.8万年前，澧县彭头山文化（9600-8000年前）、安乡县汤家岗（7000-6000年前、中国白陶文化的故乡）、澧县城头山旧址（中国最古老的城市遗址，标志着文明的出现，距今6500-4000年前）、大溪文化（6400-5300年前）、屈家岭文化（5000-4000年前），直到楚文化的形成（3000-2000年），常德先民各民族和谐共生、相依相存、砥砺而行、精励求进、生生不息，从无间断，谱写了人类文明进化史上不朽篇章。常德境内“带有浓厚的土著色彩”的商国文化、青铜文化、源远流长的楚文化，古代巴人、越人、濮人互相交融的多种民族文化，通过江汉平原传来的中原商文化以及六朝时期迁入常德境内的北方士族文化、桃花源隐逸文化、德山善德文化，以屈原、刘禹锡为代表的迁谪文化，唐宋元明清以来的古建筑、石碑刻文化、古丧葬文化、古宗教社交文化、古货币和古工艺纪念品文化等等，都是常德太阳文化百花园中艳丽的奇葩！

结论：

树高千丈总有根，水流万里终有源。这个“根”、这个“源”，穷根究底追溯，就是常德太阳文化。理由是：考古学证明常德太阳文化有着最古老历史、最早文化发端的历史定位；常德太阳文化孕育的历史先贤，占据着荆楚文化、湖湘文化以至华夏文明的历史高峰；常德太阳文化蕴含着儒释道多教融合和多民族共生而形成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类智慧和宝藏。

 （邢祁2019年6月5日写于常德市武陵区方正园）

（编辑：雷春嫍）

（审核：曾景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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