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大明帝国，天灾人祸、官贪吏虐、宦竖专权等等都是其灭亡的原因，但还有一重要原因却常常为人所忽略：那就是遍布全国的近100万朱元璋之“龙子龙孙”，似飞天蔽日的蝗虫，将大明帝国这家百年老店的根基啃噬得千疮百孔，摇摇欲坠。当政者压根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更谈不上根治祸乱，最后只能以崇祯皇帝自缢于景山歪脖子柳树下、百万皇子王孙被斩尽杀绝为代价来偿还欠债！这一切，从常德荣王府一匹被厚葬的“龙驹”，也能看出其中的玄机。

一、荣王“龙驹”的发现

30多年前的1988年1月30日，正在建设中的常德县人民医院（现称常德市第四人民医院）工地，突然传出阵阵喧嚣声，工人纷纷涌向一处用条石盖顶、青灰砖砌筑的长方形坑边围观。

所有围观的人第一反应是“挖到宝了”！消息迅速传到了与医院一路之隔的常德县文化馆，而文化馆的文物专干宋杰老师本来就一直留意正在进行施工的医院工地，听到消息，迅速带着马跃华、宋建波、张运平几位工作人员赶到现场。长期的文物工作经验让他们马上意识到是一处重要文物点，必须迅速组织清理发掘。

经过考古清理，确认长坑为一明代葬马坑，马坑长全长280、宽110、深156厘米。坑壁采用36×17-7.5厘米、32×17-3厘米两种规格的青灰砖错层砌筑而成，内空长244、宽74厘米。坑的上部采用长110、宽32～55、厚10厘米的红砂岩石板铺盖。在坑内长192、宽74厘米范围内有一副保存完整的马骨架，马的头向为北偏东20°。马骨的头部有悬挂的马铃和银马牌一件，马背配有鎏金马鞍一副，马鞍除少数金属配件外均锈蚀碳化，马腹部存有鎏金铜环（2件一对）。

（图1）洛阳王城公园的“天子驾六博物馆”内

（图2）秦始皇皇陵都的铜车马

马，是人类最早的朋友之一，约距今6000年前，人类就驯化了马。在我国，则至迟在新石器时代的龙山文化时期，经过驯服的马成为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伙伴。随着战争和礼制的发展，到商周时期，马被天子及王公贵族广泛用于殉葬，在洛阳王城公园的“天子驾六博物馆”内（图1）及荆州熊家冢楚王王陵车马坑随葬大量的车和马。随着秦汉时期战争强度和规模的扩大，装备战马的骑兵成为中原政权抵御西北地区游牧民族骚扰的重要军事力量，人们逐渐形成爱马、好马意识。马逐渐被神化，“千里马”成为优良马种的象征，“天马”、“汗血宝马”成为汉武帝这样雄才大略的帝王梦寐以求的。真马殉葬制度在很短时间内被废止，就连秦始皇皇陵都只用铸造的铜车马（图2）和真马个体相当的陶马陪葬（图3）。之后，再无使用真马殉葬的现象。

马坑周边没有发现同时代墓葬，可判定马坑不属于墓葬的陪葬坑。为何此地会出现一座独立的葬马坑？

秦始皇陵出土的陶马及其配饰

经研究，马坑出土的长11.4、宽3.6、厚0.6厘米、重44克的马牌为纯银制造，整体为顶部呈圆弧形的长方形，正面錾刻清晰的铭文：“鞍辔（pei）全”、“正德十三年八月，内赏龙驹，名曰腾霄骏。嘉靖五年三月内终”。原来，该马坑内安葬的是正德十三年（1518）八月明武宗朱厚照赏赐给荣王朱祐枢的一匹叫“腾霄骏”的马。“腾霄骏”被赏赐给常德荣王府后，嘉靖五年（1526）三月老病而亡，荣王府将该“龙驹”连同全套的鞍具辔头一起隆重安葬在此，下葬之前专门铸造了一面银牌，将马的名字、身份、来源等信息清晰记录下来。

荣王府仪卫司牧群所

   荣王朱祐枢为什么将皇帝所赐的“龙驹”安葬于此呢？考察这一带明以前全是农田、荒地和湖汊，在荣王府修建过程中，王府原址被拆迁的城内居民，搬迁到常德西门外龙坑一带安置后，加上从西门到桃源、临澧的官道从这里通过，这一带人口逐渐增加。荣王府仪卫司牧群所就设立在附近，牧群所由千户和副千户各一名统领，专门负责王府马匹的饲养、繁育和训练，朝廷赏赐的龙驹“腾霄骏”也就在此生、死、葬。该区域及周边也成为明清时期民间和官方的骡马及牛羊交易市场和临时养育场，被称为骡马甸（店）（图6），抗战时期，曾被改建为简易机场。

二、食禄常德的荣王朱祐枢家族

   从马牌铭文分析，马的主人是荣王朱祐枢，是明王朝第八位皇帝—明宪宗朱见深的第十三子，明正德三年（1508）就封常德府。朱祐枢从遥远的北京来到湖广常德府，是得益于朱元璋实行的分封制及其子孙们享受的高福利政策：所有皇族后裔，生、老、病、死等所有消费均有纳税人买单，且地位至高无上。乞丐出身的朱元璋，在明王朝建立之始，将造反之时的担惊受怕、年轻时所遭受的苦难取全部转换成为原始投资股本，千倍万倍进行利益回收，将万千宠爱给予子孙时，却对异姓的功臣、官员、普通士兵及百姓冷酷无情，将早已摒弃的分封制重新鼓捣出来，分封所有儿子（除太子朱标）为亲王，个个开府，哪怕刚刚满一岁的儿子也没有漏掉。皇室子孙享有不受《大明律》约束、地方官府无权管辖的特权。诸王的府第、服饰、仪仗等，均仅下天子一等，就连一品公侯大臣见了都要“伏而拜谒”。亲王除非绝嗣，则“世袭罔替”，直到“与国同休”，亲王嫡子世袭亲王，庶子为郡王，子系还有镇国将军、奉国将军、镇国中尉、辅国中尉、奉国中尉等五等爵位，女系除公主外，还有郡主、郡君、县主、县君、乡君五等爵位。这些金枝玉叶“其生也请名，其长也请婚，禄之终身，丧葬予费，亲亲之谊笃亦”，终身不事稼穑，不熬科举，作奸犯科者只要不是“谋逆”大罪，也只是被贬为“庶人”发配凤阳高墙面壁思过。在经济待遇上，朱元璋极度压低帝国的各级官员的工资待遇，让为帝国办事的官员拿着历史上最低的俸禄，然后利用严刑苛法一次次大规模“反腐”，而朱家皇子皇孙的俸禄却高得让人瞠目结舌，亲王的最低俸禄都是一万石，超过最高官员俸禄的七倍，还不包括动辄赏赐上万顷膏腴良田、宝钞。在亘古未有的高俸禄、“世袭罔替”机制的支持下，朱元璋的子孙迅速繁衍，皇子皇孙从最初的两位数，呈几何级数倍增，到明中晚期，增加到数十万直至百万，百万皇族尽情的享受着朱元璋打下江山后的饕餮盛宴。

朱元璋大封诸子并赐一至三个护卫（每个护卫有军士5600员）供亲王调动指挥，初衷是希望亲王“藩屏王室”，可惜当朱元璋在洪武三十一年（1398）撒手归天后却事与愿违，老朱尸骨未寒，就藩北平的燕王朱棣通过“靖难之役”夺取了侄儿朱允炆的皇位。二十多年后，朱棣的孙子明宣宗朱瞻基与叔叔汉王朱高煦再次上演骨肉相残的大戏。自此之后，就藩到各地的藩王成为朝廷重点防范的对象，藩王的军权被剥夺，其他控制也越来越严格，无朝廷明诏亲王终身不得离开封地，且“二王不得相聚”，就藩的亲王即使是亲兄弟也不得交往，禁足捆手的藩王成为饱食终日、尸位素餐的食利者。

朱祐枢,在兄长皇帝孝宗朱祐樘弘治四年（1491）封亲王，一直留在北京“十王邸”。弘治十四年二月与正妃刘氏在京邸大婚。朱祐枢受封荣王之始，朝廷委派工部在封地常德府城内开始营建王宫，之后又派郎中陈珂和内宫监少监刘富和郎中张谧进行修建。按明祖制，朱祐枢在弘治十四年大婚后就应就藩常德，但一再拖延。武宗即位后，朝廷再次催促，朱祐枢虽又以嫡二子刚出生不耐暑寒等为由继续拖延，其生母潘太妃尽管尚在宫内，但失去以孝悌为本的兄长朱祐樘荫庇后，在朝廷内已无强援。朱祐枢却没有正确理解自己的处境，到此时还向侄儿皇帝朱厚照乞讨“霸州信安镇田”为田庄，此举不仅“不合祖制”，还与一直觊觎此处的武宗皇帝身边的大红人内行厂总管太监刘瑾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刘瑾令人谈虎色变的特务机构内行厂就设立于朱祐枢在京师府邸旧址的事实也可以表明，朱祐枢应该实实在在得罪了刘瑾。正德三年（1508年），朱祐枢心不甘情不愿的就藩湖广常德府封地。

正德十六年（1521）明武宗朱厚照驾崩，无后，皇权转移偏离了正常的轨道。朱祐枢的四兄、就藩于湖广安陆州（今湖北省钟祥市）的兴献王朱祐杬之子朱厚熜按照“兄终弟及”的祖训承继皇位，后称世宗。尽管不知在此次皇权更迭过程中，朱祐枢是否曾动过入主京城心思，但很明显，荣王也成为这次皇权更迭中的实际受益者：“世宗诏以沅江、酉港、天心、团坪河泊税入王邸”，就是说新皇帝朱厚熜一次就将常德府四个河泊所的税收赏赐给荣王府。嘉靖五年（1526）前后，正是嘉靖皇帝为“礼仪”与朝臣争斗最激烈之时，荣王王府中那匹由朝廷赏赐的宝马腾霄骏老病而亡，朱祐枢此时可能就是为了旗帜鲜明的支持和讨好新皇帝，专门将腾霄骏隆重安葬，还特意铸造了一面银质马牌。因为长久以来，皇帝给下属赏赐马和鞍的非常多，却难以见到专门安葬病亡马现象。

三、荣王家族与常德

   尽管明朝廷对亲王的皇权企图进行严格打压，经济上却支持他们穷奢极侈，在其封藩内更是作威作福。朱祐枢作为始封常德的亲王，从嘉庆《常德府志·封建表一》“状貌类高帝，居国稍骄纵”的记载看，欺凌地方官员、掠夺地方土地山林及财富的事情肯定没少干，但朱祐枢家族在135年间，七代六王及无数的王子王孙和“王亲”一直生活在常德，对常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给常德增加了沉重的经济负担。朱祐枢的妻妾子嗣成倍增加，有封号的妻妾除正妃刘氏外，还有次妃韦氏和詹氏，有记载的儿子有六个：嫡长子朱厚勲、二子朱厚熺、三子朱厚煦，庶四子朱厚然，庶五子朱厚烮和庶六子朱厚熷，除嫡长子封亲王世子外，其余五位庶子分别封为福宁郡王、惠安郡王、富城郡王、永春郡王、贵溪郡王，还有不见记载的郡主等。即使不考虑其他因素，常德府给王府的供奉，就从10000石增加到15000石，严重增加了地方的负担。还有王府规模庞大的侍奉人员，也增加了地方百姓的负担，京城往来办事的太监还肆意敲诈勒索地方官员。朱祐枢来常德不久，府城北部的太阳山一带，就被划为王府禁苑，原百姓可共享的山泽渔利被王府霸占。许多税收源亦被赏赐给王府，使得地方税收减少，造成地方财力陋乏。

其次，大规模营建王宫和郡王府邸增加了地方的劳役负担，严重挤压了府城官民的生存空间。荣王王宫始建于孝宗弘治四年（1491），乃依照惯例由朝廷拨款进行。第二次修建是弘治十一年（1498）。朱佑枢年满十四周岁后与刘妃大婚，孝宗皇帝派工部郎中陈珂和内宫监少监刘富专门到常德主持修建，武陵知县应能疲于应付。为建王府，在府城内进行了大规模的拆迁：府城西北部的镇守总兵府及“元戎”牌坊、开元寺、武陵县学部分地域被拆，秀衣坊附近千户居民搬迁到常武门（小西门）外集中安置，称为新街。明武宗正德三年（1508），朱佑枢就藩常德后，又亲自指挥进行第三次修建，朝廷特派工部郎中张谧参与。朱祐枢的王宫位于今常德市朗州路西侧一中校园、市财政局抵建设路，南北长600余米，东起朗州路西侧，西至校场街，东西宽400余米，占地面积达26万平方米，约占此时常德府城的六分之一。王宫有两道围墙，外为萧墙、内为宫墙。宫墙由条石和大青砖砌筑，高约4米，开四门：北为广智门、东为体仁门、南为端礼门、西为遵义门。除亲王府外，先后又在城内东门和西门内建立了惠安、富城、贵溪三座郡王府邸，每座府邸占地近10万平方米。高峰期，四座王府约占常德府城的三分之一，府城成为“奕奕王孙地”。

但是，荣王就藩常德，客观上也产生了许多积极影响：因从北京调派许多能工巧匠营建王府，这些一流工匠带来的先进技术和高超的工艺水平，事实上对常德、桃源的建筑、木雕、石雕等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甚至一直持续到今天。随着荣王就藩常德府后与京城人员、信息往来增加，开阔了常德地方士绅的视野，常德府开始出现人才井喷期，本府武陵县出现了陈洪谟、龙膺、杨嗣昌等家族人才群体。这一时期，是常德历史上对全国影响最大的时期，也是常德历史上的文化最为繁荣的时期。因王府推崇宗教，先后捐资修缮星子宫、五雷山、太和观、德山孤峰塔、太阳山的兴国寺、白鹿寺、石版寺、崇林寺等，成为常德道教、佛教的繁荣时期。崇尚享乐的荣王府从北京携带的乐舞戏曲演出人员，也推动了常德地方戏曲文化的迅速发展。

常德，做为战略地位极其重要的府城，西控巴蜀云贵，东通长沙武汉，明朝廷将皇子分封于此，若能秉承朱元璋“藩屏王室”的美好初衷，能够承担其扼险控塞、屏卫帝国的重任，而不是成为对上专门谄媚讨好皇帝、对下专门敲骨吸髓的寄生群体，则大明帝国不至于以惨烈的结局来谢幕，可惜的是，帝国的缔造者朱元璋没有想到其子孙昏聩贪婪的程度，没有想到做为最大既得利益集团的朱氏皇子王孙二百余年对百姓伤害的程度，印证了一句：出来混的，迟早是要还的！

（作者龙朝彬，1990年进入常德市文物系统工作30年，长期从事文物考古发掘研究、陈列展览、文物保护工作，了解常德文物资源状况、文物分布状况、文物保存状况，对常德的古井系列、石柜系列、抗战文物系列、明代荣王家族历史、铜镜系列等进行综合考证和研究，已有《常德出土铜镜》、《沅水下游汉墓》、《德山考古与文物》三部专著出版。）

（编辑：雷春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