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从历史文献、出土文物、古迹遗存和屈原诗歌印证等方面进行了考证，在有理有据的基础上提出了屈原故乡在汉寿的学术观点。

[关键词]屈原；故乡；汉寿

之前，学术界对屈原故乡所在地的研究有多说，但比较倾向于湖北秭归、江陵两说。“屈原故乡汉寿说”虽然出现最晚，由于有众多历史文献记载、文物证明、古迹遗存和大量屈原诗歌印证，故最具说服力和可能性。
 一、古汉寿在荆州辰阳界，周时称“云梦”
 汉寿，古称龙阳，在荆州域辰阳界，是古时水上交通的枢纽，夏禹治水时，“隋山伐木，奠高山大川”（《禹贡》），意思是他们随着山脉的走向，砍伐树木为路标，将天下划为九州（即冀、兖、青、徐、杨、荆、豫、梁、雍）。荆州位置是“荆及衡阳惟荆州”。“江汉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潜既道”、“云土作义”。（《尚书》）也就是说，从湖北的南漳县一带的荆山，到湖南衡阳地界，都是古时的荆州，在荆州区域内长江汉水，奔向浩浩荡荡的东海，众多的江水，包括长江支流沱水（今湖北枝江县一带），潜水（今湖北潜江县一带），都已疏通，所谓“九江孔殷”，东汉时郑康等曾为《书经》作注解谓：“即洞庭湖”，又谓“岷山导江，东别为沱”。“九江之水源于蜀而楚贮之。”古楚有七泽，“云泽”便是一泽。郑康还说：“梦在江之南”。那么“梦”就是洞庭湖及其周围平原地区（《禹贡》记载），“云土作义”，“作义”即耕种的意思。到那里，两岸平原湿地，都是可耕土地了。禹把这里的土地，划分为“涂泥”（粘质壤土），田是八等，“田为下中”，田赋是三等（赋上下）。《一统志》载，“常德府，荆州之域，商周时为蛮夷所居”，按晋代郭璞作《雅尔传》谓，“华府东南，龙阳东北”，包括“巴丘湖”，此皆“南沱之云梦”地。由此可见，汉寿地域，在古荆州南沱云梦区即叫“云梦”，屈诗所说：“江南之梦”。另外在屈原涉江中有“朝发枉渚兮，夕宿辰阳”名句，古今屈赋注家，在注“枉渚”和“辰阳”时，皆注“枉渚”在今常德德山（古名枉人山或枉山）：“沅水又东迳辰阳县南……旧治在辰水之阳”，故即名焉，《楚辞》所谓“夕宿辰阳”者也，而将“辰阳”注为今湖南怀化的辰溪县。

但细思之，便不免生疑：“枉渚”在常德德山，而“辰阳”在怀化辰溪，前者处沅水下游，后者处沅水上游，两地颇为遥远。从地图上看，两地直线距离是180余公里，水路距离则在200公里以上，且沅水上到沅陵前后，古有一系列的险道，如“雷迥难”、“百曳滩”等地段，东汉刘尚、马援征“五溪蛮”，便是在这一带水路受阻而不得前进。战国时的屈子，溯沅而上，何能“朝发”而“夕至”？

楚“辰阳”何在？清《龙阳县志·序》云：“洞庭之西，邑曰龙阳，为古辰阳县，盖泽国也。”其《艺文志·沧浪记》又云：“#39;朝发枉渚兮，夕宿辰阳’，辰阳正龙（阳）境也。”

龙阳，即今湖南汉寿县，在常德德山之东沅水下游，水路约40公里处。屈子“朝发枉渚”，船颠沅水而下，航行七八十里，正好“夕宿辰阳”（汉寿）。辰阳在汉寿，正合“朝发”而“夕至”的诗意。这一句诗里，明显有“快捷”之意，应指顺水而下，不当谓溯流而上。

战国时期汉寿辰溪都没有置县，辰溪置县是汉高祖二年（前205年）置辰陵县，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才易名辰阳县，离屈原死已480年，屈原在写诗时不困难预知五百年后的辰溪会是辰阳。溆浦置县则更晚，高祖五年置义陵县，唐武德元年（公元622年）置溆浦县，离屈原死近900年，可见当年屈原并没有去辰溪，而他去的辰阳是汉寿，而他去的溆浦可能是“汉寿西部山区”有溆水流经的地方。最近汉寿有到沧港地区又新发现一张古沧港图，证明同治年间，有人记载过溆水，明朝人曾之忠也曾咏诗“沅已十三合”，说明汉寿古为水之泽国，之所以名辰阳，亦还是有辰水流过。刘昭注《后汉书·郡国志》中武陵郡名来历时说：“晋太守赵厥问主薄潘京曰：#39;贵县何以名武陵？’京曰：#39;鄙郡本名义陵，在辰阳界’。又《后汉书·地理志》明载“西汉武陵郡在索县”，这说明古之“辰阳界”，即在索县，汉寿古时叫辰阳界，也远在西汉年前。又《直隶澧州志·建置沿革》中记：“《常志》载：武陵郡初始辰阳，今其（以）村名，以龙阳县。”此与潘京所言相映，成为汉寿在汉代前称“辰阳”的双证。

 《涉江》在“朝发枉渚兮，夕宿辰阳”句之后，又云：“入溆浦余禀回兮，迷不知吾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猿穴之所居。”诗中的“溆浦”，古今注家皆云即今怀化溆浦县。其实，这一注说也是有问题的。第一，王逸注云：“溆浦，水名。”萧梁统《文选》五臣注云：“溆亦浦类。”皆未明指何地。《水经注》记序（溆）水，也未如它记辰水时明指为《楚辞》地名。可见，南北朝以前，未有“溆浦”即今昔对比溆浦县地之认识和说法。第二，唐初才始有“溆浦”在今溆浦之说，并以此而于历史上第一次设立溆浦县。《元和郡县志》卷三十载：“溆浦县，本汉义陵县地，《离骚》云#39;入溆浦余禀回兮’即此也。”

二、楚国的崛起及“荆州”、“濮地”开发

综观史书是楚国最早开发了荆州地带（包括濮地在内），据《常德府志》记载：荆州，“古为蛮夷所居地带”，所为楚之先祖熊绛开垦。

周文王时，季连的后代子孙叫鬻熊，鬻熊曾像儿子一样忠心侍奉文王，他的儿子叫熊丽，熊丽生熊狂，熊狂生熊绎，熊绎处在周成王时代，被封以“子男之田”，（子爵级的田地），姓华氏，居丹阳，从此开始了对荆山（湖北省南漳县）一带的开发。《左传》记载昭十二年，楚灵王曰：“昔我先祖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可见长江流域最早为楚人开垦，及至周夷王时代，王室衰微，楚国先祖熊渠，得到长江汉水一带老百姓拥戴，乃不听从周室调度，并说：“我夷蛮地，不与中国谥号。”乃自行封其三子为王。“长子康为句檀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但到了周历王时代，害怕周历王暴虐，为避免其讨伐，又自动取消了王的称号。当时，汉寿地区（古称云梦）亦在熊渠始封之域内。清魏德绳有文章谓：“余楚人，龙楚地也，幅员广阔，熊渠始封，路居要津”。清同治《龙阳县志》676页。

楚之熊霜时代，熊霜主政六年后卒，三个弟弟，争立为敖（称王前最大的封号），最后少弟季徇立，是为熊徇，迫死长弟仲雪，二弟叔堪，为了避祸，乃逃到“濮地”。
 熊通时代，熊通弑玢瑁子代立，是为楚武王。据《史记·楚世家》记载武王乃请于周王室尊楚，封其为诸侯，但周王室不许，于是熊通怒曰：“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为武王”。和隋国会盟后离去，楚武王37年，于是“始开濮地而有之”。这样把濮地变为了楚国的粮仓，交通中心，军事重地，及可靠后方。这是武王采取的一个重大措施。当时武王有子名瑕，亦随军中屯垦。而屈瑕是在武王“开濮地”之后，以“莫敖”的身份进入《春秋左传》史册的，说明屈瑕“受屈为客卿，因以为氏”，就是“开濮地”的时候。按楚国的贯例，武王将屈瑕所“开濮地”封给屈瑕，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同时，“屈”与“濮”同韵，也可以视为“屈”与“濮”的叠韵通假，也就是说屈瑕所受“屈”地，就是楚王所“开濮地”。这也进一步说明，楚国的屈地就是指当时的洞庭地区。
 古汉代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说：屈原的祖先屈瑕“受屈为客卿，因以为氏”。说明屈氏家族是以屈瑕受封屈地区为区。《左传》中记载了两处“屈”地：一是晋国以产名马著称的屈地，二是楚国的屈地区。《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载：“楚子使远射城州屈，复茄人焉”。这里的“楚子”，是指楚平王，“州屈”显然是指楚国的“屈”地区，即洞庭地区。

乾隆《岳阳府志》载：“临湘县，古如城，按县志，楚子城州屈以居如人，即此。”这里提到的“如人”，就是《左传》中说的“茄人”。据《楚世家》载：楚平王在“城州屈”的前两年，受到吴国大举进攻，“楚恐，城郢”。所以，“城州屈”就应在“城郢”不远的防止吴军进攻的战略要地。这里说的“临湘”，正在洞庭地区，也就是屈原说的“州土”地区。这一带，是楚国春秋时代重点移民开发的战略地区，已载入史册的就有，楚文王迁罗人于汨罗，楚庄王迁糜人于梅市。楚平王“城州屈”，就是这种移民开发战略方针的继续，当然也应在这一带。

 还有，屈原晚年“飞鸟反故乡，狐死必首丘”，“托彭咸之所居”而“自沉汩渊”，就在楚文王迁罗的地区，与楚庄王迁糜的梅市不到50公里，与楚平王“城州屈”的临湘不到100公里，诗人称这一带为“故乡”、“首丘”之地，并在此以身殉国，充分说明这一带是屈原的故乡，是屈氏家庭封地“屈”地区。这也就是说，楚国的“州屈”，就在洞庭地区，就在《远游》说的“南洲”，王逸说的沅湘地区。关于这点，我们还可以从其他历史文献中找到很多证据，《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载：“复隹、宠、长沙，楚之粟也。竟泽陵，楚之材也。越窥兵通无假之关，此四邑者不上贡事于郢矣。”这是当时齐国使者挑起越王进攻楚所说的一段话。这里提到长沙等是历来公认《史记》里说的“四邑”，在湖南境内。其中，将“隹”摆在“楚之粟”的首位，说明“隹”就是指墨子中说的“天下富”，历来誉为“湖广熟，天下足”的洞庭地区。先秦越语中，ou与u是读一个音，可以叠韵通假。这里的“隹”与“屈”的通假，实际上就是指“屈”。说明楚国的“屈”就是洞庭地区。这一记载中，提到能使“此四邑者不上贡事于郢”的“无假之关”，应是指楚国四邑与首都郢联结的咽喉地区。当时湖南一带与郢联系的交通，主要依靠水路，屈原作品中，记载诗人来往其间，都是坐船为主，就是证据。因此，这里的“无假之关”，就是指洞庭湖与长江的交汇处一带。这一带正是《鄂君启节》中说的“迁江内湘”的地带，正是楚国郢都的粮食、木材供应线的战略要地。如果失守，郢都就可能不战自乱。所以，“吴师居糜”，在此与楚军激战；越王企图进攻楚国，“窥兵通无假之关”，也是指这一带，其原因就在于此。同样，楚武王“开濮而有之”，封屈瑕在该地区；楚文王迁罗，楚庄王迁糜，楚昭王“城糜”也是在这一带，其原因也是如此。当然，“恐吴而城郢”的楚平王迁茄人，“城州屈”的原因更应是如此。这就进一步说明了楚平王“城州屈”就在这一带，楚国的屈地就在洞庭地区。有关这点，屈原创作的诗歌中，还为我们提供很多证据。如《招魂》诗，黄露生教授考证该诗是屈原为屈匄招魂。诗中称屈匄为“掌楚”，呼唤屈匄“魂兮归来哀江南”。这里的“楚”和“江南”，楚国历来都是指洞庭地区。屈匄是楚怀王的大将军，是屈氏家族的宗子。诗中称他为“掌楚”，就是职掌楚泽地区，也就是洞庭地区的领主。这就更确切地说明屈氏家族的封地“屈”，或者说“屈州”就是指洞庭地区。

另据《正义》：“濮在楚西南”，刘伯庄注：“濮地在楚西南”，杜预曰：“建宁郡（宜昌、枝江）南有濮夷。”尤其是《辞源》解释“濮地”在今湖南西北部，澧沅二水流域。这已表明是汉寿，因只有汉寿才同时有澧沅二水经过。

三、有不少地下文物证明屈原故乡在汉寿

在汉寿至少发现楚墓1800多座。如此多的墓葬说明，汉寿是楚国的重要家族聚居地。同时发现和挖掘了大量春秋战国时代的楚文物，其中出土了一把旷世罕见的珍贵铭文“武王之童督”青铜戈。上面的“武王”，应是楚武王而不是秦武王，因为楚武王在世就已称“武王”，秦武王是死后的谥号，不可能死者授人。“童”与“重”相通，是“重大”之意，“督”是统帅、监督之意。此戈意为“武王之大督”，即楚王军队的统督、统帅。可见，“武王之童督”是楚武王授予自己军队统帅的“尚方宝剑”，是代表武王在这一带行使至高无上的权力的权柄。楚武王是楚国第一位正式称王的人物，又是将楚国带进春秋时代的国王。将这把青铜戈同它周围1800座楚墓，进行综合考察发现，汉寿一带封为“武王之童督”的人物，一定是武王的王族重要成员、武王军队统帅、武王开疆略地功臣。春秋战国时代的汉寿一带，就是这位“武王之童督”的封地，居住这里一带的家族，其始祖就是“武王之童督”。而“武王之童督”就是屈原的祖先屈瑕。春秋战国时代，居住汉寿一带的家族，就是屈瑕子孙的屈氏大家族，屈原出生地就在汉寿。

东汉王逸在《楚辞章名》中说：“楚武王”始都于郢，是时生子瑕，受屈为客卿。因以为氏。王逸说屈瑕是楚武王的儿子，十分肯定，一定有其根据。现在，我们仍可以从《左传》中就有三次专门记载屈瑕以“莫敖”身份统帅楚国军队的征战，其中《桓公十一年》记载屈瑕“败郧于浦骚”，威摄贰、轸、随、绞、州、蓼等六国，“卒盟”。《桓公十二年》记载屈瑕“伐绞”大败之，“楚师分涉于彭”等，可见屈瑕是武王的一名能攻善战的战功赫赫的军事统帅。同时，《左传》还记载了屈瑕伐罗败北而“缢于荒谷”的过程中，着重记述武王夫人邓曼。邓曼深居内宫，本不管国事，却对屈瑕的一举一动十分关注，甚至对屈瑕个性也了如指掌，而且屈瑕出征之后，她敏感地意识到屈瑕必败北。因此，建议武王教育屈瑕“抚小民以信，训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并要求追回屈瑕，“见莫敖而告诸天下不假易也。”表现了邓曼对屈瑕的期望、培训和所倾注的母爱。还有，屈瑕兵败而“缢于荒谷”，武王却明确表示：“孤之罪也”，承担教子不严的责任，接着又封屈瑕儿子屈重为莫敖，也充分表现武王对屈瑕父子的情意。而且，后来武伐随，死在军中、屈重代表武王，同随“盟”，说明屈重与武王的骨肉关系。关于这点，《史记》也有记载：“屈原者，楚之同姓也”。就是说屈原同楚王共一祖宗，也就是说屈原的祖先屈瑕是武王的儿子，屈原是武王的后代。因此，屈瑕是为武王器重的儿子，是可以肯定屈瑕是“武王之童督”。

屈氏家族从春秋初年到战国末期，一直是活跃在楚国政治舞台上的一个大家族。据《左传》载，仅在春秋时期，就是屈瑕、屈重、屈到、屈建、屈荡、屈申、屈生等七人先后被封为“莫敖”。其中可考的，屈瑕与屈重，屈到与屈建，屈建与屈荡等都是父子相承。与此同时，别的家族未见一人被封为“莫敖”。此外，《左传》、《战国策》、《史记》等史籍，还记载了屈氏家族先后涌现出一大批楚国的军政大臣、其中对楚国政局产生过影响的人物，就有屈完、屈御寇、屈荡、屈朱、屈巫、屈固、屈罢、屈春、屈庐、屈宜臼、屈匄、屈盖、屈署等。这样，屈氏家族就成为楚国一个最为古老的又最为稳定的大旺族。一直到战国末期，仍是楚国“三闾”中的一个大家族。《庄子·庚桑楚》在评述楚国昭、屈、景三大家族特点时说：“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这里的“甲氏”，马叙伦考证为屈氏。庄子将屈氏称为甲氏，多少有称第一家族的意思。这里“著封”，就是以受封著称。同时这里的“著封”，还包括“武王之童督”。按照先秦王族制度，“武王之童督”的铜戈，是名副其实的“尚方宝剑”，对屈瑕来说，是权力和功勋的象征；对屈瑕子孙来说，是家族的护身符，在王族不断进行权力再分配过程中具有稳定和保证作用。因此，“武王之童督”青铜戈的出土，既是庄子说的“著封”的又一证据，更是证明春秋战国时期的汉寿一带是屈氏家庭“受屈”的屈地区中心。
 近年汉寿楚墓中还出土了青铜官印“郢室畏户之玺”（即楚国都城护卫长官之印）。据考证，这可能是掌管此印的执政官从楚国郢都失陷后逃出带回家乡的。此人是屈原家族的重要成员，一说为楚怀王的大将军屈匄，一说为上柱国屈署，一说为屈瑕。这一印玺在汉寿出土，说明汉寿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著名屈氏家族的封地。无论是谁，他们都是屈氏家族的代表。还有根据“楚之法”，楚军统帅战败，必定“身死”，即不是战死，就是自杀，如屈氏家族的屈瑕自杀，屈丐战死，就是如此。据此，在楚襄王二十一年（前278年），秦军白起攻破郢都，作为楚国郢城护卫长官屈氏，当时很可能战死，或自杀。所以，“郢室畏户之玺”，应是屈氏死后遗物，在汉寿出土，说明汉寿是屈氏的家乡，更说明以汉寿为中心的“江南”是先秦楚国屈氏家族的封地。因此证实，汉寿既是屈氏的故乡，更是屈原的故乡。

在聂家桥乡开掘的32座古墓中，还发现过一座特大的战国墓葬，南北向，楠木套棺，棺盖极度豪华，这不是一般官员墓葬。同时，又发现了“青钢鹿角纹镜”、“龙风青铜镜”、“摊尸板”等137件古文物，这些古文物只有显赫家族才可能享有的。
 随后在汉寿发现了两座珍贵文物“古铙”，即“偏钟”，上有“女丁”突出体，偏钟是古时宫廷高级官员所享用的乐器，分纽钟（定调用），用钟（演奏用），偏钟（加大音量），这正好和屈原诗赋中相同，“叩钟调磬”、“二八接舞”、“代秦郑卫”、“鸣竽张只”，“伏戏驾辨”，“楚商劳只”、“娱人乱只”相符。

四、有较多的古迹遗存

在汉寿历史上有较多楚国和纪念屈原的古迹遗址：

 1、三闾大夫祠。汉寿有两座，一座在沧港镇，一座在县城南郊，前者为屈原死后二年，楚将庄辛收复了江南五邑，据记载，三闾大夫祠起始叫屈原庙，是为屈原招魂，曾在沧港立庙，是《史记·封禅书》载，当时秦曾允许民各自奉祠，后又按秦例改为三闾大夫祠。汉寿县郊三闾大夫祠为东汉时刘表将荆州治所置汉寿时期健，系按秦楚郊祀礼改建，二所祠均有记载，可见于《明嘉靖常德府志》，《清代嘉庆常德府志》、《清代同治龙阳县志》。唐代刘禹锡来沧港时曾在《采菱行》中记载见过三闾大夫祠：“屈平祠下沅江水，月照寒波白烟起”。

2、东岳庙。汉寿有两座，一座在汉寿城郊屈原祠旁，一座在现今沧水发源地东岳庙乡。明《嘉庆常德府志》、清《嘉庆常德府志》和同治《龙阳县志》都有记载。又据尚书《尧典》记载“岳为四方诸侯之长”，为避讳和秦始皇的“皇”字相同，本为祭祀东皇的庙改为了东岳庙。东岳庙乡的东岳庙就是秦代和两汉时期承先秦楚国祭祀传统改建，古时有祭坛。汉寿城郊（东岳庙）为东汉时期，刘表将荆州治所置汉寿时按郊祀之礼建。

3、女媭庙。据《湘中记》记载，此庙建于南北朝以前，即公元420年前所建，常为各界祭祀女媭神灵地方。

4、濯缨桥。为屈原放逐到沧港时期所建，建国初期尚存，1964年其桥石被折除后运往修建电排涵闸去了，但其基石埋没在原桥址地下。原桥址在现沧港镇血防院围墙外西北侧。

5、屈原庙。修建在唐朝以前，庙内立有屈原诗碑，为唐崔礼山撰。

 6、沧溪寺。建于东晋，三进大寺，藏有屈原庙移过来的唐人诗碑，后进有琴台，屋顶有龙凤宝葫芦等装饰，有戏台和舍利塔。民国年间，改寺为庙，后为乡公所占用，还办过国民小学。一尊沧浪娘娘塑像（据传为女媭）被移到天乙宫。

7、天乙官。是古三苗遗民为成汤天乙而修造的功德祠。后来楚人来屈地中心后，于战国末年在天乙宫内加修一进楚王殿，供奉有楚王和屈原祖先17位屈家名人像，屈原自沉汩置后，屈家后人将屈原像也供此殿，共18位。

8、屈原巷（又称三闾巷）。据传是屈原的降生地。他的祖先被封为“莫敖”，率军赴湘沅辰阳邑屯田积粮，其领万余人在沧港安扎寨。于是屈氏在此繁衍生息，后人又称此地为“屈家巷”。屈原逝世后，改称“屈原巷”。

9、清斯亭。在屈原巷旁边的沧浪水出口处，传说屈原小时候常在这里玩耍、洗东西。因屈原遭贬后住在老家沧浪时，曾逆沧水而土，发现此水源于沧山的清斯湖，故名清斯亭。

10、江潭。在沧浪河下游，离沧港镇西约一华里路。屈原在《渔父》中说：“屈原既放，游于江潭”，即指此地。又据《龙阳县志》清人陈一揆在《沧浪记》一文中指出：“江潭之号，咫尺犹存。原之经此与渔父对答，夫何疑之有？”

11、桔洲，离沧港十里许的沅水河中，洲长十里，因满洲植桔树而称桔洲。屈原的“桔颂”就是以桔洲为背景写成的。
 此外，还有招屈亭、钓鱼台、七星堆、沧、浪二水等，总共多达十几处。沧港这样一个小小的集镇，竟然留下这么多屈原纪念文物。而湖北秭归仅有屈原祠、屈原庙、乐平里牌坊等几处纪念建筑，其中的一些建筑比沧港的纪念建筑要迟建几百年，甚至上千年。这些足以说明屈原的故乡在汉寿。清《同治龙阳（今汉寿）县志》说：“龙阳为灵均（屈原字）落帆之浦”，屈原经沅澧来到汉寿沧浪之水合流之处沧浪港。清代屈学家蒋骥在《山带阁注楚辞》中，把各种说法进行比较后说：“沧浪水，在今常德府龙阳县。本沧浪水发源地，合流为沧浪之水”；又说：“旧解以沧浪为汉水下流，如按今均州沔阳，皆有沧浪。在大江北，原迁江南，固不能覆至其地，且与篇首游于江潭，不相属矣。及观楚省全志，载原渔父问答者多有，皆影响不足凭，唯武陵龙阳，有沧山浪山及沧浪之水，又有沧港市、沧港乡、三闾港、屈原巷，参而覆之，最为有据。”可见龙阳沧浪港（今汉寿沧港）在清代就引起过屈原研究者的重视。

五、有大量屈原诗歌印证

在屈原的诗歌中，也有很多相关证据。如《招魂》诗，有专家考证是屈原为屈匄招魂。诗中称屈匄为“掌楚”，呼唤屈匄“魂兮归来哀江南”。这里的“楚”和“江南”，都是指洞庭湖地区。屈匄是屈氏家族的宗子，诗中称他为“掌楚”，就是执掌楚泽地区，也就是洞庭湖地区的领主。这就更确切地说明屈氏家族的封地“屈”，就在长江南的洞庭湖地区。

 屈原作品不少描写与汉寿地名有关，如沧浪港（“沧浪之水清兮”）、江潭坪（“溯江潭兮，狂顾南行”）、橘洲（屈原写有《橘颂》）等。有的与汉寿风俗有关，如王逸说：“《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常德府志》、《龙阳县志》均载常德府人“信鬼好巫，龙阳更甚”。屈原的作品，对沅湘地带的美景的描写则真实地展示了汉寿的乡土风俗。如：“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汉寿湖区风俗），“榄木根以结芷兮，贯薜荔之落蕊”、“娇菌桂以纫蕙兮，索胡绳之纚纚”（汉寿一带用蔬草编绳索），“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惠之百亩”（汉寿爱种植兰花做药），“折琼枝以继佩”（汉寿妇女常微戴栀树花）， 
“令沅湘兮无波，使江水兮安流”（写沅湘地区），“洞庭波兮木叶下”（写洞庭），“茺忽兮远望，观流水兮潺媛”（写沅澧之间），“朝发枉诸兮，夕宿辰阳”，“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写汉寿），“筑兮水中，葺之兮荷盖”（写洞庭）。在屈诗中到处是“极目千里”的“江南梦乡”和描写沅澧汉寿“泽国水乡、荻荷菱荡”的景象。

屈原在《离骚》中说：“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得修吾初服。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这里说的“初服”，王逸在《楚辞章句》注“修吾初始清洁之服也”。可见，“初服”就是诗人青少年时代的服饰，这里的“芰荷”、“芙蓉”是诗人用来象征自己“出污泥而不染”的“清洁”的。这种特殊审美观念，正是当时沅湘地区特有的审美风尚。屈原作品中多次写到这点。如《九歌》中有：“筑室兮水中，葺之兮荷盖”；“芷葺兮荷屋”；“乘水车兮荷盖”；“荷衣兮蕙带”等。在《招魂》诗中有：“坐堂伏槛，临曲池些，芙蓉始发，杂芰荷些”；“陈钟按鼓，造新歌些；”“陈钟按鼓，造新歌些”等描写。我们可以看到沅湘地区人民对“芰荷”、“芙蓉”的特有的审美情趣，甚至作为服饰、房屋、交通工具、环境等生活各方面美化的内容和根据，她是沅湘地区特有的文化氛围的表现。因此，我们从诗人的“初服”，可以发现诗人青少年时代是在沅湘地区度过的。

屈原在《离骚》中写道：“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这里说的“修能”，王逸注：“言已修身清洁，乃取江离，辟苜为衣被；纫索秋兰以为佩饰，博采众善，以自约束也”。王逸这种说法是有见地的。沅湘地区气候温和，雨量充足，正适合江离、辟芷、秋兰、木兰、宿莽等亚热带植物的生长。诗人用这些香木芳草象征高洁，屈原这种特有的审美情趣，正是沅湘地区特有的文化氛围中形成的结晶。宋代刘次庄《乐府集》中说：“《离骚》曰：纫秋兰以为佩，又曰：秋兰兮青青，绿叶兮紫茎。今沅、澧所生”。同时，诗人这里描写的香木花草，还交待各自生长地的特点，如“江离”的“江”，“阰之木兰”的“阰”，“洲之宿莽”的“洲”。这也告诉我们，诗人“修能”的地区，有“江”，有“阰”，还有“洲”。这一地貌特点，也正是沅湘地区洞庭湖一带广阔冲积平原上，江河纵横，中间杂夹一些长洲、小山的地貌特点。可见，屈原青少年时代的“修能”是在沅湘地区。
 《桔颂》开头是：“后皇嘉树，桔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称桔树是皇天后土赋予的美好树木。“生南国”，王逸注：“南国，谓江南也。……言桔受天命生于江南，不可移徒。种于北地，则化为枳也。屈原自比志节如桔，迹不可移迁也。”王逸是江北宣城人，应该很熟悉桔树的这种习性，此话是可信的。因此，从《桔颂》中表达的以生长江南为荣的乡情，也可以看出屈原青少年时代是在江南沅湘地区度过的。

据考证，屈原作品26篇中无一处与“秭归”有关，而23篇与江南有关。如《离骚》中“济沅湘以南征兮”，《九歌》中“沅有芷兮澧有兰”等都是写的西洞庭湖平原地区，与全为山区的湖北秭归不相符合，与湖北江陵也有所不同。屈原描写的兰、芷、芰荷等各种芳草在汉寿随处可见，具有洞庭湖平原的特色。据考证屈原的出生地就在汉寿的沧港，因此屈原对汉寿熟悉，自然会将这些反映到他的作品之中。

（作者简介：毛炳汉，男，湖南涟源人，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屈原学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湖湘作家作品和屈原、杜甫研究。）

（编辑：雷春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