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者为了证明汉寿是屈原的故乡，抓住《史记·楚世家》中的一句话大做文章，硬说楚武王“始开濮地而有之”的“濮地”，是今汉寿县或洞庭湖地区，屈原的先祖屈瑕的封地就在这里。对此，笔者不敢苟同。

据《说文解字注》、《汉语大辞典》、《中国古代地名大辞典》、《辞源》、《辞海》等书解释，“濮”的主要义项有四个：（1）古水名。濮水又名濮河、濮渠、普河。一在今山东菏泽县北，一在今河南滑县与延津县境。因黄河改道，二水均已淹废。（2）古地名。一名濮州，春秋卫地，卫成公迁都于此。在今山东省；一名濮，又名夷濮，春秋时陈国地名，在今安徽亳县东南。（3）古姓氏。相传春秋卫大夫食采于濮，因以为氏。（4）古族名。我国古代西南地区的一个民族，因部族繁多，又名“百濮”。“《牧誓》、《左传》之濮人、百濮，则在江汉之南”（见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殷周时分布于江汉以南，春秋以后渐散布于今湖南西北部澧沅二水流域”（见1987年版《辞源》）。前三个义项都与汉寿、洞庭湖毫不相干，只有第四个义项与此有关。那么，《史记·楚世家》所说的楚武王“始开濮地而有之”的“濮地”，是否就是今之汉寿呢？答曰：非也！

众所周知，楚国本是江、汉流域的一个蛮族国家，即所谓“南蛮”。“南蛮”作为一个族名，只是一种泛称。《春秋大事表·四裔》把“南蛮”分为卢戎、蛮、濮、巴四个民族。卢戎族即蛮族，故“南蛮”实际上只包含蛮、濮、巴三族。这三个民族古代分布的地域与江汉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如：湖北“屈家岭文化”、“龙山文化”等）分布范围大致相当，这说明蛮、濮、巴三族就是这些古代文化的创造者。据《左传》、《尚书》、《史记》等典籍记载，“濮”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方国部落，曾参与周武王伐纣灭商的“牧野之战”（参与者还有庸、蜀、羌、髳、微、卢、彭等七个部族），纣王大败，商朝灭亡，西周王朝建立。可见，“濮”是周的重要盟国与属国。“西周时期，濮人散居于楚国的东、西、南境，即汉水两侧”（见魏昌《楚国史》）。楚国之所以能在南蛮之地立足生根并发展壮大，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与濮人关系融洽，得到濮人的大力支持也是分不开的。正因为如此，《史记·楚世家》记载：“熊霜六年，卒。三弟争立，仲雪死；叔堪亡，避难于濮；而少弟季徇立，是为熊徇。”熊霜死后，他的三个弟弟争夺王位，大弟仲雪死于非命，二弟叔堪逃到濮地避难，三弟季徇当了国王。可见濮与周的关系非同一般。这是发生在周宣王六年（前822）的事情。此后，楚王若敖、霄敖、蚡冒“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见《左传·宣公十二年》），继承先辈事业，向周边地区拓展，以至蚡冒“始启濮”（见《国语·郑语》），即最先开发濮地。到熊通（楚武王）即君位之后，一方面利用先君“甚得江汉间民和”的有利条件，一方面谨慎地继续向周围开拓。《史记·楚世家》说，楚武王三十五年（前706），楚军攻打随国（今湖北随州市境内），随侯说：“我没有罪呀！”楚武王说：“我们是蛮夷，现在中原诸侯都背叛天子而互相攻伐、侵夺。我也有一支不象样的队伍，想因此参与中原的政事，请求周王室尊封我的名号。”随侯向周天子报告后没有得到批准。过了两年，楚武王闻讯后发怒说：“我的祖先鬻熊，是周文王的老师，他很早就死了。周成王提举我的先公，竟然只封给他子男爵的土地，让他在楚地居住，蛮夷部族都顺服于他，而周王室却不提升楚国的爵位，我就只好自称尊号了。”于是自己封立，自称为武王。楚武王与随国订立盟约后就离开了，“于是始开濮地而有之。”据考证，楚武王这时开发并占有的濮地，是江汉一带的广大地区，即今四川、湖北交界之处，并非湖南汉寿或洞庭湖地区。因为楚武王“始开濮地而有之”是在公元前703年（楚武王三十八年），公元前701年（楚武王四十年），屈瑕才奉命出使贰、轸两国，想与其结盟。郧国为了阻止楚国势力东进，派兵驻守蒲骚（今湖北安陆东南），准备联合随、州、绞、蓼等国共同攻打楚国。屈瑕趁随等四国军队尚未赶到，率精锐部队袭击蒲骚，把郧国打得大败，其他四国军队望风而逃，贰、轸两国只得与楚国结盟。第二年，屈瑕又率师惩罚绞国，迫其订立城下之盟。再过一年（公元前699年），楚武王又命令屈瑕攻打罗国（今湖北宜城西境），因屈瑕居功自傲，麻痹轻敌，不接受斗廉的建议，军队行至罗国，被罗与卢戎的联军两面夹击，打得大败，屈瑕“缢于荒谷”。楚武王引咎自责，其他将领免于处分。楚国这次攻罗虽然失利，但因连年发兵出击，结果还是占领了汉水中上游大片土地，并打通了汉东、汉北的道路。据史书记载，楚国这时的势力范围，还仅在江汉一带，并没有进入湖南。楚武王“始开濮地而有之”，是指川、鄂交界之地。由此可见，屈瑕受封之地根本不可能在汉寿。《史记· 楚世家》明载：“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司马迁在这里说得非常清楚：“封熊绎于楚蛮”、“居丹阳”。因为楚国地处南方的江汉苗蛮之地，所以叫“楚蛮”。而“丹阳”是指“楚蛮”的“丹阳”，即湖北秭归、枝江一带的“丹阳”，不可能是“楚蛮”以外的“丹阳”。否则，就不是司马迁所说的“丹阳”、也就不是熊绎始封的“丹阳”了。至于《辞源》中说的濮人“春秋以后渐散布于今湖南西北部澧沅二水流域”，那是在屈瑕死后若干年的事情，与屈氏封地毫无关系。1992年出版的《常德县志·总述》中说：“楚熊霜六年（前822），王室成员叔堪‘避难于濮’。楚武王三十七年（前704）‘开濮地而有之’，楚国的势力扩展至此（指常德县——笔者）。其后，在今常德城建立高蔡邑。”这段文字是很不准确的。如前所述，叔堪“避难于濮”的“濮”，是在“楚之东、西、南境，即汉水两侧”，亦即段《注》所说的“江汉之南”。“在常德城建立高蔡邑”，是春秋以后战国时期的事（见《中国古代地图集·战国时期楚国疆域图》，而屈瑕却是春秋早期楚武王时代的人，屈瑕受封于屈比楚人在常德建立高蔡邑早200多年，某些人不辨真伪，以讹传讹，硬说楚武王“始开濮地而有之”的“濮地”，就是今之汉寿或洞庭湖地区，这是与历史不符的。

《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载：“平王东迁，（武陵）蛮遂侵暴上国。晋文侯辅政，乃率蔡共侯击破之。至楚武王时，蛮与罗子共败楚师，杀其将屈瑕（实为自缢——笔者）。庄王初立，民饥兵弱，复为（武陵蛮）所寇。楚师既振，然后乃服，自是遂属于楚。鄢陵之役，（武陵）蛮与恭王合兵击晋。及吴起相悼王，南并蛮越，遂（占）有洞庭、苍梧。秦昭王使白起伐楚，略取蛮夷，始置黔中郡。汉兴，改为武陵。”这段话把春秋时代武陵蛮（五溪蛮）的活动情况说得非常清楚。武陵蛮是“百濮”之一，楚庄王时才归属楚国。楚悼王时楚国才占有洞庭湖与苍梧（今永州宁远一带）。楚庄王在位是公元前613~591年，楚悼王在位是公元前401~381年，与屈瑕受封时分别相隔100~300多年。屈瑕死后100多年武陵蛮才归属楚国，死后300多年楚国才占有洞庭湖地区。试问，屈瑕在生时又怎么能封到汉寿或洞庭湖地区来呢？当时的汉寿和洞庭湖地区还不在楚国的管辖范围之内哩！

 综上所述，古代春秋时的濮地（濮人、百濮）确“在江汉之南”，“楚之东、西、南境，即汉水两侧”。楚武王“始开濮地而有之”即此，屈原的先祖屈瑕始封之地亦即此。汉寿或洞庭湖地区不是古代春秋时的“濮地”，更不是屈瑕受封时的“屈地”，屈原的故乡根本不在汉寿。

（作者邓声斌，男，1943年生。常德市鼎城区人。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研究员职称。历任鼎城区教委主任兼党委书记、区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区政协文教卫体文史委员会主任。现任中国屈原学会会员、湖南省屈原学会理事、中华诗词学会会员、湖南省诗词协会理事、常德市诗词学会常务理事、世界汉诗协会常德分会会长。先后出版了《邓声斌诗文集》、《邓声斌诗文续集》、《邓声斌诗文选集》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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