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新一轮开发以来，有误导，人们似乎忘记了一山二名，太阳山又名梁山。叫太阳山，也不是现在宣传的祭祀太阳神，而是因为山上盛产一种草叫太阳草。梁山的名字在佛教史上非常有名。

我写过一篇文章《梁山侃古》，后收入《善卷邑里》时更名《阳山侃古》。那时，市委、政府正酝酿开发太阳山，宣传部一位领导策划这件事，认为称太阳山好，祭祀太阳神，与屈原《九歌》的东皇太一挂起钩来。他还建议我写文章与这一构想统一起来。我的文章题目是改了，但内容没有变，其首篇“一山二名话来历”代表了我的观点。

太阳山的得名，是因为该山盛产太阳草。该草又名黄精，通俗的名字叫野生姜，又名黄芝、菟竹、鹿竹、救穷草。根茎如嫩姜，是一味中药。道家认为这种草得坤土之精粹，故名黄精，久服，可以延年益寿。竹林七贤之一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就说：“又闻道士遗言，饵术黄精，令人多寿，意甚信之。”于是，在道教的影响下，太阳草便沾上了灵气逐渐传为阳山之神。到了宋代，皇帝封之为灵济侯，并赐庙额。《武陵图经》则称为“阳山之女，云梦之神”。总之，无论是仙草还是仙女，有仙则灵，统称为“阳山神”，并建阳山庙。注意，我这里讲的是“阳山神”，不是“太阳神”！古人描写阳山胜境：“久雨新晴，山腰时有白气，成人物之形，倏忽往来。或如白羊，三三五五，盖山市之类”；“山顶有泉，四时不涸，常有云气可以占晴雨。山后飞泉瀑布，雷吼电奔。古木千樟，游者忘暑。支峰漫壑，罗列四十余里，不以数计。”

鉴于上述理由，历史的真实是太阳山与太阳神是挂不上钩的。当然，如果从民俗的角度进行挖掘，有此类发现未尚不是好事。发展旅游，需要大胆创新，也要大手笔。但是，政府领导或者此项工作的组织者请专家学者论证时，专家学者就一定要有科学精神，持之有据，不能随心所欲。去年九月，我参加过这样一次活动，就山上发现太阳神实地考察，谈看法。我讲了三点意见：一、太阳神是什么，东方的太阳神与西方的太阳神有无区别，对这些问题要搞清楚，找到倾向性的意见，最好能形成共识；二、以此为标准，与我们的发现相对照，有几分像，至少要有七分像才有开发价值；三、依托什么，即“太阳神”如何定位，属道教，还是佛教，开发后谁来管理，谁来收门票。后来，听说报纸上发表了肯定这一发现的文章，理由能否成立，不得而知。

据《方舆胜览》，唐天宝六年(747），改阳山为梁山，因“梁松庙食于此，故名。”梁松，《后汉书》有传：字伯孙，出生于官宦世家，其父梁统曾就封高山侯，拜太中大夫，官极一品。梁松少年时便拜为郎中，娶光武帝的女儿舞阴长公主为妻，再升虎贲中郎将。梁松精通经书，熟悉历代的典章故事，朝廷修建明堂、辟雍以及举办大型封禅仪典，都要请他参与顾问，光武帝对他宠幸无比。建武二十五年，伏波将军马援兵困壶头，梁松受命督军。适值马援病逝，督军变成了统帅，因其指挥得当，从此“蛮夷远遁，边境安宁”。松于本地有功，旧《武陵志》记载：“临乡之捷，松于本地有功，宜祀”，说的就是此事。“临乡”，在今桃源县兴隆乡境。另考据史乘，梁松还做了两件有功于常德的事，即；将郡治由辰阳的义陵迁至张若城，即今常德城区，并对旧城进行扩修；在记载他的光荣战绩的临乡新置一县，称“沅南县”。光武帝驾崩，受遗诏辅政。永平元年，梁松迁太傅。后因政治斗争治罪，死于狱中。

梁松庙建于何年，无考。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阳山改名梁山的天宝六年以前，山上就有梁松庙。梁松贵为驸马，并受遗诏辅政，地位显赫，既然有功于斯地，说不定在生时就有生祠纪念，后来虽然罹罪死于狱中，但梁松家族经久不衰。其弟梁竦，曾济沅湘，说不定到过常德，本人虽然怀才不遇，但其女为汉章帝的贵人，生子为汉和帝。因窦皇后构害，和帝母子离散，梁松的儿子与其母亲舞阴长公主在窦后去世后，一起做工作，致使真相大白，恢复皇帝地位。梁氏家族不少人被封侯，梁松也可能于此时恢复名誉。尽管梁松与马援有过节，虽马援先贬后褒，但对梁松没有多大影响，朝廷并未计较，更何况时过境迁，老百姓更不会管这些。因此，我认为纪念梁松而建庙，其时间在汉和帝章和初年（公元87年之后）。

唐朝皇帝姓李，奉李耳为始祖，尊道教为国教。“术黄精”，即服食太阳草可以延年益寿，就是道教养生术的范畴。神仙是道教基本信仰“道”的形象化体现，得道成仙是道士修行的目的和最后归宿。道教有庞大的神仙谱系，后世敕封为“灵济侯”的黄精即太阳草，毫无疑问被列其中，成为“阳山神”。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一直祭祀“阳山神”的太阳山偏偏在唐朝更名“梁山”呢？史无记载，不可臆测，但我认为肯定与人们对梁松的评价提高有关系，董颋于元和四年（809）写的《修阳山庙记》或许能说明问题：“古武陵封壤所至，湘岳辰澧皆附庸之部，《楚辞》载涔阳，即其证也。今俗豪家多嗜书知敬，殆黔中遗风不绝者欤？东汉光武二十五年，驸马都尉梁君松平五溪，名郡廨，置汉寿城，即荆州刺史所治。”对武陵介绍，三句话中有一句就讲到梁松，可见唐代人对梁松评价是比较高的。

刘禹锡与董颋是好友，他也在这时游阳山并写了一首《阳山庙观赛神》诗。诗前有短序：“梁松征南至此，遂为神，在朗州。”全诗如下：

        汉家都尉旧征蛮，血食如今配此山。

        曲盖幽深苍松下，洞箫愁绝翠屏间。

        荆巫脉脉传神语，野老娑娑起醉颜。

        日落风生庙门外，几人连踏竹歌还。

在唐朝，沅澧流域流传一则故事，也说明梁松在人们的心目中有很高的地位：武陵大旱，百姓求雨，祷于梁山，梁王转向上苍求助，上帝令下甘霖。梁王因此而要作表感谢上帝，但苦于无人代笔。正在法愁，得知有位洛阳书生客居常德城，于是梁王摄其魂魄，令他作表。表章草拟完毕后，梁王又勾摄一位擅长书法的和尚的魂魄，吩咐他将表章誊正。梁王具表感谢上帝之后，设宴酬谢为此事出了力的书生和僧人。酒席上，梁王因书生名“史松”与自己“梁松”同名而犯讳，故令书生更名“史扈”。此时，书生才知道梁王原来是东汉虎贲中郎将梁松。书生史扈感慨颇多，赋诗一首：

        南国贤王夜宴时，殿前高下正威仪。

        鸾箫细逐歌喉转，鼍鼓轻敲舞袖垂。

        烟袅金炉香旖旎，纱笼银烛影参差。

        今宵得遇稀奇事，深愧全无绝妙辞。

僧人也不甘落后，接着也吟诗一首，其中有“酬笔频辉彪虎走，须臾数字大如斗”之句。书生睡醒，口中似存浓醇的酒香，大惑不解。天刚亮，他急急忙忙拜会和尚，和尚与他同样，睡醒后也觉得是刚从宴会上回来，两人做的是一样的梦。

当然，相反的声音也有，李翱就有不同看法，因资料不在手边，恕未列举。反对声音最强是在明朝，嘉靖常德知府陆垹，认为梁松曾经诬陷过马援，有罪于历史，甚至提出要拆除寺庙。府学训导王俨也著文认为梁松无功于斯土，祭祀他是好事者所为，是“楚人信巫好鬼”之过。杨嗣昌也持这种观点，并举证说《后汉书·伏波传》只说光武帝派遣虎贲中郎将梁松乗驛责问马援，因代监军，并无“征南”二字；《梁松传》说梁松封陵乡侯，娶妻舞阴长公主，三次变动职务，但未见称他为驸马。我认为所有指责梁松的理由，关键在于马援与梁松有过节，梁松要承担道德上的责任。其实，读《后汉书》不难看出他们的矛盾是马援摆老资格所至。马援年迈出兵，精神可嘉，但兵困壶头，最后病死。何功之有呢？奇怪的是常德到处有伏波遗迹，而有功者却反遭指责，这是封建传统观念作祟！

在佛教史上，梁山名气很大，而太阳山则榜上无名。据《梁山碑》记载，南朝宋孝建年间（454—456），有位妙音和尚曾住锡梁山。他在山上驯化一只白鹿，出入做为坐骑，世人称为白鹿禅师。妙音居所相传为观音菩萨的显化之地，因此名寺庙为“观音寺”。当时常德林木茂密，山清水秀，环境优美，人与动物为友，和睦相处。不仅梁山有白鹿，附近的河洑山也有鹿群出入，并有著名的惠元射孕鹿的故事，后被陶渊明利用，创作了传世名著《桃花源记》。惠元与妙音和尚差不多是同时代的人。唐天宝年间，友凌和尚奉诏居梁山，他将寺庙易名寿光寺。不久，突然有一位西竺僧人来到梁山，自称是得知此山有白鹿慕名而至。友凌告诉他，昔日的白鹿早已死亡，在西山为它建了一座塔。西竺僧人来到西山，叫人开塔瞻视，结果数十人无法启动。西竺僧人只得自己用九环鞭扣打，鞭落塔开，塔内满钵金锁连环骨。西竺僧人捡出骨头装筐，用锡杖挑着，冉冉离去。友凌惊骇：“唉呀，白鹿禅师，曾号妙音，不就是观音菩萨吗？因为我擅自改动寺庙名字，所以化作梵僧亲自来惩示我呀！”友凌恢复观音庙名。去年我考察太阳山，听说日本僧人来常德，也只打听观音寺，介绍普光寺已恢复，他们不感兴趣。 

佛教灯录著作立传的高僧有八位。其中青原系的6位。梁山简禅师为青原下七世。另外五位，属曹洞宗的三位，即缘观禅师、岩禅师、和善冀禅师，分别为青原下八、九、十世，三人为师承关系。属云门宗的二位，即梁山子奇禅师，青原下九世，五祖师戒的法嗣，见冯学诚《云门宗史话》；梁山应圆禅师，为青原下十世。属临济宗的有欢禅师和师远禅师，分别为南岳下十四世和十五世。

梁山缘观禅师是曹洞宗创始人洞山良价的法孙，约为五代末北宋初人，自号“梁山老汉”。他阐述梁山家风说：“益阳水急鱼行涩，白鹿松高鸟泊难。”比喻禅风高峻，超脱尘俗。并作偈诗，深为曲高和寡而忧愁：“梁山一曲歌，格外人难和。十载访知音，未尝逢一个。”其后，警玄（943~1027）继其衣钵，为北宋高僧。

梁山禅僧中廓庵师远禅师的名气很大。他属临济宗的杨岐方会派，俗姓鲁，四川合川人。他有《十牛图并颂》一书传世。该书收入《续藏经》。它与禅宗三祖僧璨的《信心銘》、唐释玄觉的《证道歌》、《坐禅仪》合称《四部录》，在禅林有很高的地位，不仅流行国内，而且远播韩国、日本，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日本的一山国师所著《十牛图颂》，就是依据师远著作的框架创作而成。

顺便提及，《湖广通志》提到一事：明嘉靖时陆垹提议拆毁梁王庙，但未果，可能是大多数人不同意，众怒难犯；也许觉得毁掉可惜。当时钱给谏路过常德，提了一条为梁王庙辩护的理由，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他说：“考梁崧乃唐状元，治武陵，曾奏减郡税。母病归养，郡人追之及渡，志思也。所祀者必此人，以为松误矣！”此梁崧不是彼梁松，“以谮新息侯”的罪名就不存在了，于是就无须毁庙。《通志》还把它与佛教联系起来：“世传白鹿禅师居梁山，定中见乘马神人数辈，云梁祠所由祀也。”这段话用白鹿禅师所见证实梁崧就是乘白马神人，他是取得了上帝意旨，在梁山享受祭祀，并被派为梁山的开山祖师。禅师还恳切希望不必再争论了，只要祠祭鬼神与僧人禅修不相冲突就行了。

一山二名，常德城北郊的山，既叫太阳山，又叫梁山，现在的开发不要误导人们只知道一个太阳山，而忘记了它还叫梁山。“梁山”的文化底蕴不会比“太阳山”的文化底蕴差，可能还丰厚得多。这是一笔宝贵的文化资源，我们没有理由不去充分利用，把功夫花费在挖空心思去杜撰这个和那个！

（作者应国斌，党史办退休干部，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