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山佛教文化中的太阳崇拜，既是由佛教本身的文化理念所决定，也同本土文化发展密切相关，它是中外太阳文化相互融汇的见证。

佛教起源于古印度（今尼泊尔境内），印度自古就是崇拜太阳的国度。佛教中太阳崇拜的观念，随着佛教的传播，流布各地。大乘佛教里的阿弥陀佛，就是一尊太阳神。依照《无量寿经》，阿弥陀佛有十三个称号：无量寿佛、无量光佛、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对光佛、焰王光佛、清净光佛、欢喜光佛、智慧光佛、不断光佛、难思光佛、无称光佛、超日月光佛。这十三个称号中，有十二个都同“光”，即太阳有关。

有许多迹象显示，阿弥陀佛信仰就与太阳崇拜有着密切关系。也就是说，阿弥陀佛本身就是太阳。阿弥陀佛梵（Amitabha）名字的意思就是“无限的光明”，同时又是无量的生命（Amitayus）。印度雅利安人自古便敬拜圣火，并视太阳为神，Mitra便是太阳神的名称。印度属于热带季风气候，常年处在烈日的照射之下，人们自古以为太阳威力最大，其“光”是无限的（Amitabha），也是永不停息的（Amitayus）。对太阳威力的这两个称呼，后来就被多神崇拜的大乘佛教摄取，并形成一个佛名——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的各个称号，实际上就是对太阳光的多种歌颂和赞美。称太阳光为无量光、无边光、无对光、焰王光、清净光、欢喜光、智慧光、不断光、难思光、无称光，并将它们都放在“阿弥陀”头上。至于“超日月光”这一称号，也是指太阳而言，但不是指肉眼能见的那个物质体的太阳，而是指潜在于太阳中的神灵，意即这位太阳神实际上超过了能见的太阳与月亮之光。除了最原始的原始民直接以太阳本身为神外，以后随着人类智慧的进步，虽拜太阳，但拜的不一定就是那能见的太阳，而是拜那不能见的太阳神灵了。人拜树木、拜岩石，也都是同样的情形，就是敬拜潜在于那些东西中的神灵。前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松本文三郎博士在《极乐净土论》中说：“阿弥陀佛乃太阳也，这是由于在净土三部经、无量寿经上卷中讲说十二光佛。”在《阿弥陀经》中也说：“彼佛光明无量，普照十方之国无有障碍之故。”

如来佛胸前的符号“卍”，也是从太阳图案演变而来，也是太阳崇拜的象征。据《长阿含经》说，“卍”字是佛的三十二种大人相之一，排在第十六种，位于佛的胸前。《大萨遮尼乾子所说经》卷六则说，它是释迦世尊的第八十种好相，位于胸前。《十地经论》第十二卷又说，释迦菩萨在未成佛时，胸臆间即有功德庄严金刚“卍”字相。这就是一般所说的胸臆功德相。但是在《方广大庄严经》卷三，说佛的头发也有五个“卍”字相。《有部毗奈耶杂事》第二十九卷，说佛的腰间也有“卍”字相。然而，“卍”仅是符号，而不是文字，它表示吉祥无比，称为吉祥海云，又称吉祥喜旋。因此，《大般若经》第三百八十一卷说：“佛的手足及胸臆之前都有吉祥喜旋，以表佛的功德。”在西藏原始苯教中，这个“卍”字图案具有吉祥和生命不息之意，故又有人认为它象征的是生殖崇拜的表象。当然，阳光是生命得以存在的要素之一，其中也就隐含着太阳崇拜。

二

太阳山早期的佛教文化，最著名的就是关于“妙音”和“白鹿”的传说。杨嗣昌《梁山游记·五之释》中，开头就有这样一段文字：

吾郡宗门唱道自德山始，而其后钦山、药山、苏溪、大龙之属，法席云兴，梁山其一也。《梁山碑》曰，是山为观音大士显化之所，其下有观音寺，今废为荣国之怀园。

《碑》言：“西晋建隆，有僧妙音驻锡于此。”而建隆者，宋号也。西晋纪年惟有建武、建兴，未知孰是？妙音于是山中驯一白鹿，出入乘之，故世号为白鹿禅师。自晋至隋，缺如也。天宝中有僧友凌奉勅居此，始改寺额为寿光，俄而有梵僧至，云自西竺闻白鹿而来。友凌具言：“白鹿往矣，有塔在寺之西谷存焉。”僧至其处，命开塔瞻礼。凡十数人发之，莫能动。因自持九环叩之，应手而裂，于时咸见金锁连环骨满钵。僧以锡横担之，浮空冉冉而去。友凌骇曰：“白鹿圣者，昔号妙音，其观音邪？以我易寺名，故来示现耳，吾不可以不忏悔。”于是更奏，复为观音寺。

陈启迈同治《武陵县志》卷之二的记载与此基本一致。《一统志》也载，武陵县北三十里阳山有观音寺，晋建。这说明，武陵地方的佛教传统是从德山开始，而梁山是其后之一支。然而，此处有关“妙音”到梁山的时间却有问题，杨嗣昌指出来了，后来一些地方志也注意到了。同样的内容，清乾隆《湖南通志》卷之一百四十一第十九页对时间的记载是这样：“僧妙音，《梁山碑》：宋孝建中，驻锡梁山，驯一白鹿，出入乘之，世号白鹿禅师。其地为观音大士显化之所，故寺额曰观音。”

“孝建”，为南朝宋孝武帝刘骏的年号，即公元454年至456年，共计三年。很显然，这一则的记载没有差错。造成记载上的差异，杨嗣昌在这段文字之后也分析过，就是“自庙食以来，词听相受，野人道士，述而为文，敝则又改为之，故其书字愈讹不可校”的结果，杨嗣昌所见到的《梁山碑》，与这显然不同。

此外，武陵同“鹿”相关的传说，还有与阳山比邻的河洑山一则：

河洑的为平山，余近得其验一事，出梁《高僧传》。言释慧元始作寺，在晋太元年，卒后却见于武当山，遥属弟子，依磬声集众。自尔空中应，时有磬声。释慧竺者，绝粒茹柏，蝉蜕山颠一事，出《朗州图经》。言惠元始以射鹿为业，因中孕鹿，做人言。就其地出家，造耆阇窟山寺。《王融别传》亦言原死后于武当见之。余意元、原一僧，传写误耳。今山中有鹿穴，应《图经》之言；有仙井，应蝉蜕之说。而陈司马西山烟寺，恒闻磬声，具载宗谱。《野客青鞋集》

这一则记载所发生的时间更早，晋“太元（376—396）”中，也就是陶渊明《桃花源记》所述故事产生在武陵的时间。《常德丛谈》中这一则资料，后面注明出自《野客青鞋集》。该书是武陵名士杨嗣昌所著，今已失传，只有一些片断被各书引用。其中涉及梁释慧皎撰《高僧传》一则为：

释慧元，河北人，为人性善，喜愠无色。常习禅诵经，劝化福事，以为恒业。晋太元初，于武陵平山立寺，有二十余僧。飧蔬幽遁，永绝人途。以太元十四年卒，卒后有人入武当山下见之，神色甚畅。寄语寺僧勿使寺业有废。自是寺内常闻空中应时有磬声。依而集众，未尝差失。沙门竺慧直居之。直精苦，有戒节，后绝粒，唯饵松柏，因登山蝉蜕焉。

清同治《武陵县志》卷三十载：“耆阇寺，县西平山之麓。寺为东晋太元初释惠元建，沙门竺慧亦居此。”从此可见，这一记载也是根据梁《高僧传》而来。“惠”与“慧”是相通。

从唐到宋，是太阳山佛教文化的兴盛时期。宋释普济《五灯会元》，所载阳山著名僧人就有：简禅师（卷第八）、观禅师法嗣、缘观禅师、岩禅师、岩禅师法嗣（以上卷第十四）、应圆禅师（卷第十六）、欢禅师（卷第十八）、师远禅师（卷第二十）等八位。还有同阳山毗邻的大龙山，也形成一个佛教文化中心，《五灯会元》所载著名僧人或法系有智洪禅师（卷第八）、洪禅师法嗣、楚勋禅师（卷第八）、炳贤禅师（卷第十五），等等。这一时期，既产生了像梁山缘观禅师这样有影响的僧人，又产生了廓庵师远禅师《十牛图颂并序》这样影响极其深远的禅理著作。

梁山（太阳山）缘观禅师。他强调发现自我、我就是佛、以我为主的参禅主张，世称“梁山家风”，在禅宗丛林影响极大。《五灯会元》卷十四载，有僧人问：“什么是和尚的家风？”缘观禅师回答说：“益阳水急鱼行涩，白鹿松高鸟泊难（益阳河流水湍急，鱼儿游动迟缓；白鹿山松树高耸，鸟儿栖止困难）。”他有一首偈（禅诗）说：“梁山一曲歌，格外人难和，十载访知音，未尝逢一个。”又有和尚问：“什么是学人自己?”缘观禅师回答：“世间天子，塞外将军。”僧人问：“那就依此而行，怎样呢？”禅师答：“明月当空，室中暗坐。”这个对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启示人们在禅修过程中要善于发现自我，认识自我。出于缘观法嗣的最有影响的是湖北大阳山的警玄禅师(948～1027)。他俗姓张，江夏(武昌)人。少年出家，后参谒梁山缘观禅师而得法。警玄初到梁山缘观禅师处拜师，问：“什么是无相道场？” 缘观禅师指着观音像说：“这是吴处士画的。”警玄刚想再问，缘观紧接着追问：“这个是有相的，哪个是无相的?”警玄于是省悟了，连忙礼拜。缘观问：“何不说上一句?”警玄回答：“道即不辞，恐上纸笔（说倒没什么，恐怕落纸笔）。”缘观笑着说：“这句话要刻上碑石的哩！”接着，警玄奉上偈诗一首：“我昔初机学道迷，万水千山觅见知。明今辨古终难会，直说无心转更疑。蒙师点出秦时镜，照见父母未生时。如今觉了何所得，夜放乌鸡带雪飞。”缘观看了之后说：“洞山的宗法有指望了。”警玄后住武昌一带大阳山，并以“大阳”为号，名噪一时。

三

清嘉庆《常德府志》卷十二记载：“观音寺，（武陵）县北阳山东侧。晋白鹿和尚建。明改为荣怀王墓基，其寺移置七里桥，为荣藩香火。”又称：“《梁山碑》：僧妙音，宋孝建中驻锡梁山，驯一白鹿，出入乘之，世号白鹿禅师。其地为观音显化之所，故寺额曰‘观音’。唐天宝中，有僧友凌奉敕居此，始改寺额为‘寿光’。俄而梵僧至，云自西竺国（即天竺，今印度）闻白鹿而来。友凌具言白鹿已死，有塔在山之西。梵僧至其处，命开塔瞻视，数十人发之莫能动。因自持九环叩之，应手而裂，于时咸见金锁连环骨满钵。僧以锡担之，冉冉而去。友凌骇曰：白鹿圣者，昔号妙音，其观音以我易寺名，故来示现耳。于是，便奏复为观音寺。”《古今图书集成·历象汇编乾象典第1262卷·常德府部杂录》也记载了太阳山白鹿禅师的情况：“世传白鹿禅师居梁山，定中见乘马神人，数辈云梁崧得上帝旨，血食兹土，奉遣开山，师弗与争，止议勿犯静室，此梁祠所由建也。”

这里，我们不妨探讨一下作为太阳山“白鹿”文化意象同太阳文化崇拜的关系，从而明确他能够在太阳山地区产生和流传的文化背景。

在人类文化中，“鹿”，或者“白鹿”，是各种文化体系中重要的意象源之一。

在追求社会人生价值的儒家心目中，“鹿”历来被视为吉祥之物。尤其是白鹿，早期典籍中认为它是一种祥瑞。《国语·周语上》：“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汉书·郊祀志五》：“已祠，胙余皆燎之，其牛色白，白鹿居其中。”《宋书·符瑞志中》：“白鹿，王者明惠及下则至。” 在传统的民俗年画中，人们追求的“福、禄、寿”，对“禄”神往往采取谐音的方法，即用“鹿”来代替。“禄（鹿）”运圆满，就是仕途畅达，光宗耀祖；就是不断升级，不断加薪。

中国道教则认为白鹿是长寿的象征。据晋葛洪《抱朴子·玉策篇》说，鹿能活千年以上，从五百岁开始，就逐渐变成白色。因而，白鹿又往往同寻仙访道者或者仙人联系在一起，常常成为这些人的坐骑。《楚辞·哀时命》中有仙人骑白鹿的说法，白鹿既可供仙人骑乘，在天上自由来往，反过来也可以把人载入仙境。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称：“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杜甫《寄张十二山人彪三十韵》：“存想青龙秘，骑行白鹿驯。耕岩非谷口，结草即河滨。”《神仙传》记载，“卫叔卿……驾白鹿，从天而下。”追求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没有希望，那就骑上“白鹿”去寻访仙道，追求自然，实现个体的生命价值。

在佛教中，“鹿”也被视为神圣之物。鹿苑，又称鹿野苑，就是佛陀初转************之地，位于印度贝那勒斯（Benares）北六公里。据说佛祖释迦牟尼最初在此说法，有二鹿跪驻听经，后来被称为“双鹿听经”，或“二鹿听经”。如今西藏大昭寺、拉萨哲蚌寺、拉扑楞寺，等等，都有以此为题材的雕塑。《杂阿含经》卷二十三︰“此处仙人园鹿野苑，如来于中为五比丘三转十二行************。” 又婆罗国王曾于此地游猎，群鹿千头悉入网中。当时鹿王屈膝哀求，国王便释放了群鹿，令其还山，因而称为鹿野苑。《大唐西域记》卷七也记载，鹿王代怀孕的母鹿舍身就死的举动，感动了国王，于是便被释放，并布施树林，因而称之为“施鹿林”。今其遗址存有周壁镂刻右旋卍字的二层圆塔一座，以及半截阿育王石柱等，供人凭吊。

在古代希伯来人的语言里，“鹿”这个字是从“公羊”派生来的。鹿常常被看作是一头大公羊，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头野的大公羊，拉丁文《圣经》的各种译文便由此产生。“鹿”在基督教中，则被认为是光明的预告者，每天就是它引导人们走向黎明。在基督徒心目中，鹿就是冉冉上升的旭日，它的目的地就是天顶。这一象征意义，更达到了宇宙和精神的广度。有一个说法，曾经有一天，一只鹿头上的角长成了一个十字架形状，从此它就成为了基督的形象，成为神秘的赐予和圣母显形的象征。总之，作为神的使者，鹿同生命树、十字架相联系，是基督教象征链中反复被人提及的极其重要的一环。

随着佛教在东汉逐步传入中国，并且同中国传统文化逐步融汇，“鹿”与中国化的佛教也结下了不解之缘。例如湖南益阳资江南岸，距资江一桥200余米的白鹿山上，就有白鹿寺。据说它始建于唐代宪宗元和年间，古寺鼎盛时期曾有住寺和尚300多人。明《一统志》载：唐代名相裴休讲道于此，有白鹿衔花出听，后来便建了白鹿寺。这一情节，同释祖说法“双鹿听经”的典故竟有同工之妙。还有江西庐山白鹿洞、厦门白鹿洞寺，等等。总之，在东方文化传统中，“鹿”“白鹿”的意象，发展成为儒、释、道理念的混合体。

“鹿”作为一种生命力强的象征，体现了人类的太阳崇拜观念，这在中外文化史上也是十分明显的。鹿的双角高耸，定期更新，生长极快；它繁殖力强，自古以来，同“鹿”有关的药物，人们毫不怀疑其“壮阳”的功效。中国过去供奉太阳神炎帝形象的时候，便在两侧安置神鹿和神鹰作为守护神。为什么呢？据说炎帝（神农氏）出生之后，王母娘娘便派神鹿去喂奶哺育他，于是白鹿就成了炎帝的第二母亲。在古老的北美印第安部落霍比人（Hopi）那里，他们的太阳神神像就是用捕获的鹿皮制作的。佛罗里达的印第安人，每逢春天纪念太阳神之时，就是用完整的鹿皮塞上青草和树叶，然后将这“太阳神”朝旭日升起的方向挂起来，人们便围绕着它跳舞，祈求风调雨顺，庄稼丰收。

至此，我们回到常德太阳山关于“妙音”和“白鹿”的传说上来。结合中外关于“鹿”或者“白鹿”的文化意象，以及太阳山有关文化记载，我们可以归纳出以下基本认识：太阳山同“妙音”相关的佛教文化，体现了武陵人的太阳崇拜观念，它既同中华传统文化联系紧密，也与太阳山本土文化内涵一致。

前面有关太阳山“妙音”的记载中，称“妙音”为“白鹿禅师”或“白鹿和尚”，或者直呼“白鹿”，这恰好证明了，每个时期纯民俗形态太阳信仰的新变化，都是接受该时期宗教形态太阳信仰的渲染而来。同时，笔者还强烈地感觉到，太阳山佛教文化的“白鹿禅师”传说，应该同太阳山远古“区阳”的传说一脉相承。当时记载所引《荆州记》中就强调“山有兽如鹿，前后有头，常以一头食，一头行”。《荆州记》的作者盛弘之是刘宋时人，但其资料被引，是为了证明《逸周书·王会》中的“区阳，以鳖封。鳖封者，若彘，前后有首”。仔细思索，从“若彘，前后有首”，到“有兽如鹿，前后有头”，再到“驯一白鹿，出入乘之，世号白鹿禅师”，其间有一个明显的发展过程，而这个过程又同本土文化的发展，以及外来文化的渗透（即佛教的中国化）过程相一致，这简直就是佛教文化同本土文化“见面——结合——融汇”的一个典型标本。

由此可见，洞庭湖西岸的太阳山，是本土太阳文化的集中体现，也是中外太阳文化融汇的见证。正是佛教文化中的太阳崇拜理念，同中国传统文化中太阳崇拜理念的融汇，形成了今天太阳山太阳文化的深厚底蕴。如今这里成为展示人类太阳文化的旅游胜地，可说是底蕴深厚，其来久远！

（作者梁颂成，湖南文理学院退休教授，常德市第一届优秀社科专家）

（编辑：雷春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