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五年(1855)六月十二日，曾国藩给朝廷递交了一份《奏参江西巡抚陈启迈折》。奏折首先称“臣与陈启迈同乡、同年、同官翰林，向无嫌隙。”正是这个“三同”，使咸丰帝对曾国藩的奏折深信无疑，使陈启迈蒙冤革职有口莫辩。

陈启迈与曾国藩的恩怨，尽管史载阙如，但我们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他们两人的所作所为中，不难看出一些蛛丝马迹。笔者对陈启迈被曾国藩参劾一事，拟作如下考辩。

曾国藩，原名子诚，字伯涵，号涤生。清嘉庆十六年十月十一日(1811年11月26日)出生于湖南双峰县荷叶塘(当时属湘乡县)。父亲曾麟书，是当地有名的财主，先后17次参加童试，终生没有考上秀才，只好在家设馆授徒。曾国藩自幼随父读书。道光十三年(1833)中秀才，翌年入长沙岳麓书院学习，同年乡试中举。此后几次赴京参加会试，均名落孙山。道光十八年(1838)才考中第38名贡士，随即参加殿试，中三甲第42名，赐同进士出身。后经朝考选翰林院庶吉士，从此在京师为官，与穆彰阿、倭仁、唐鉴等名流交好。道光二十三年(1843)任四川乡试正考官。二十四、五年，先后晋升侍读与侍讲学士。二十七年(1847)授内阁大学士兼礼部侍郎。两年后任礼部右侍郎。不久又兼任兵部右侍郎。三十年再兼工部右侍郎。咸丰二年(1852)兼署吏部左侍郎。同年四月出任江西乡试正考官，行至安徽太和县境(今属江西)，丁母丧回籍。

当时，太平军由广西攻入湖南，在永州、道州一带与湖南会党势力结合，吸收煤矿工人参加起义军，人数激增，军威大振，震惊朝廷。曾国藩奉诏帮办湖南团练，于咸丰三年(1853)春天赴长沙，同时给咸丰帝上书：“治乱世用重典，以锄强暴。”并坚决表示：“即臣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面对大股强大的太平军，他向咸丰帝献计说：“断非旧时团练所能奏功!”因此，他把办团与练勇分开，重点放在练勇上。士兵主要从农民中招募，每小股不超过500人，号称“湘勇”。在“湘勇”中私立三等法，刑法不通过府、县官员，擅权越过地方政府。不到一个月，被他抓捕的200余名所谓“莠民猾胥”，就被擅自处死了。他这样独断专行，不仅引起了人民群众的公愤，而且巡抚、司道等各级官员也大为不满。然而，由于朝廷百般倚仗他镇压太平军，因此对他的奏折总是言听计从，致使文武百官对他敢怒而不敢言。凡是他所驻军之处，与地方政府的关系都十分紧张。

曾国藩到长沙办团练不久，羽毛未丰，就与长沙提督鲍起豹产生了矛盾。有一次，由巡抚管理的“标兵”与“湘勇”发生争斗，一直打到曾国藩的行台(指挥部)，曾国藩亲自去向巡抚申诉，巡抚只是表面上敷衍了一下，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曾国藩无可奈何，不得不移驻衡州(今衡阳)。他在衡州造船办水师，任命褚汝航、杨载福、彭玉麟等人为营官，组成湘军水师，分为10营，共5000人。另组陆军13营，任命塔齐布、周凤山为营官统领。水陆两军合计17000余人。此即显赫一时的“湘军”。

咸丰五年(1855)初，曾国藩率湘军与太平军在江西作战，大败于湖口。不久，石达开率领百余艘轻舟，从小池口偷袭湘军，烧毁其战船百余艘;太平军首领陈玉成部再次收复汉阳;秦日纲部再次攻克武昌。湘军一败再败，曾国藩只得固守江西，两年内毫无进展。

咸丰七年(1857)，曾国藩、曾国荃兄弟丁父丧回籍，湘军水师交给杨载福统领，陆师由彭玉麟协理。并咨请湖北巡抚每月拨发饷银5万两，供湘军支用。不久，因太平军实力大涨，曾国藩奉旨“墨 从戎”，由双峰复出领军。他上书咸丰帝，历陈种种艰难，要求加大职权，咸丰帝照准，次年五月至江西督师。

正是在办团练、建湘军、镇压太平军的问题上，身为江西巡抚的陈启迈，和他意见相左，不与他合作，遭到他的嫉恨与报复，直至向皇帝上书，把陈启迈削职为民。

陈启迈，字竹伯，清嘉庆二年(1797)出生于常德市鼎城区肖伍铺(今属柳叶湖)月亮山。9岁丧父，全靠母亲抚养和管教。从小发奋读书，智力超群。

嘉庆十七年(1812)考取常德府学，补府学生员。道光五年(1825)选拔入国子监。十四年举顺天乡试。二十一年(1841)会试登进士。经朝考选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此时，《大清一统志》正好已出初稿，他参与校雠。夙兴夜寐，焚膏继晷。由协修升至总纂，再擢升提调。历时九年，卓著勋劳。

道光二十九年(1849)，典试广东，旋即简放广西江右道。不久又左迁江西按察使，数月后调直隶布政使。

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进攻长江下游，接连攻克南京、镇江和扬州。陈启迈奉命出任江苏布政使，负责筹办江南清军粮饷。次年升任江西巡抚。这时，太平军先后攻占了江西若干州县。曾国藩奉命率湘军进入江西，攻打石达开部，多次要求陈启迈为湘军调拨粮饷。因湘军有恃无恐，四处掠夺，并把抢劫的财物运回家乡，用来购置田产，陈启迈对此早有所闻，加之曾经亲自筹办过粮饷，深知个中诀窍。因此，他对曾国藩催拨粮饷的要求不予理睬。后来，曾国藩为了加强江西防务，又筹办火药厂与船舶厂，派德音杭布为其特使，向陈启迈当面索要20万两饷银。陈启迈不仅没有赏脸，而且把德音杭布调侃了一番，更加激起了曾国藩的不满，蓄意伺机报复。是年四月，太平军攻陷万载，乡民彭方三自动献牛酒相迎。太平军撤走以后，当地举人彭寿颐敛资倡办团练，彭方三坚决反对，既不入团，也不捐资。彭寿颐以“馈贼阻团”为名控告彭方三，并牵连到万载知县李皓。双方争执不下，案件只好移送到省城。经审理，陈启迈认为彭方三与李皓无罪，而曾国藩则站在彭寿颐一边，坚决要求惩办彭、李二人。此案延至咸丰五年(1855)三月，曾国藩为了筹集粮饷，事前未经江西地方政府同意，擅自在驻地南康设立厘金局(地方税务局)，向过往商人征收税款，引起商家的强烈不满。陈启迈认为曾国藩目中无人，越俎代庖，便联合臬司恽光辰，准备拟折上奏，告发曾国藩。恰在此时，锦江码头厘金关卡抓到了万载知县李皓的小舅子走私鸦片。曾国藩听说陈启迈也从中获利，正好抓到了把柄。于是串通德音杭布，向咸丰帝上书，参劾陈启迈“伙同他人私贩鸦片，牟取暴利”、“虚报战功”、“袒庇下属”、“留难军饷”、“凌虐缙绅”等六大罪状。咸丰帝看完奏折后大发雷霆，下令立即革职查办。一位文武兼擅的封疆大吏，就这样被曾国藩的一纸奏折参倒了。

据史料记载，陈启迈为官谦恭，礼贤下士，官衙如书斋，幕僚都能直入其内。并知人善任，平日勤于政事，案牍随到随批，从不延宕。

陈启迈革职回乡以后，积极投身于家乡的文化教育事业。首先在朗江书院担任讲席，培养后学，长达6年之久。接着又主修《武陵县志》48卷，约50万字。“事征其实，文去其浮”，成为传世之作。此外，还著有《霜筠阁诗文钞》、《归后斋日记》等书行世。

陈启迈与曾国藩在官场角力，以失败而告终，实际上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曾国藩参劾陈启迈，为了使人相信并非出自个人恩怨，自称与陈启迈“三同”，实际上并非如此。陈启迈比曾国藩大14岁，根本谈不上“同年”。陈启迈道光二十一年(1841)选翰林院庶吉士，曾国藩则是在道光十八年(1838)入翰林院，两人并非“同官翰林”。至于说“同乡”，最多只能算“湖南老乡”，并非真正的“同乡”。“三同”是假，其他罪名亦不足信。孰是孰非，自有公论。

（作者邓声斌常德市鼎城区政协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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