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门境内有一个高峰，当今人们仍然只能仰视的高峰：——屹立于世界文化史上的夹山《碧岩录》！《碧岩录》——“宗门第一书”。

《碧岩录》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位置，承担过“文化转折”的历史使命。中国传统文化压着千年因袭的重担，在艰难中度量着沉闷、僵硬之际，圆悟克勤及其《碧岩录》应时而生，对开创禅宗文化、传统文化的新局面，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先锋作用。

《碧岩录》的诞生与北宋的灭亡同步。斯时，凡卓有建树的中国文人，无不深受禅的熏习渐染，化为性情，形诸作品，远播海外。此一现象乃是当时“文化转折”的重要形式之一。圆悟克勤在夹山开讲《碧岩录》，正是承担了“文化转折”的历史使命。也就是说，石门夹山寺乃是促使中国文化发生转折的地方。没有这个转折，便没有南宋以后华夏文化的转型，也便没了朱熹圆融湖湘文化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成型。

《碧岩录》孕育的“茶禅一味”清香飘渡岛国，碧岩禅风东拂扶桑，催生了日本茶道文化。习染了碧岩禅风的朱熹开创的“朱子之说”于日本镰仓时代（1192—1333年）东渡日本，造就了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7年）以“朱子学”为根基的“官学”。

要理解茶禅文化，就不得不了解“天下第一奇书”——《碧岩录》，更不得不了解诸如以《碧岩录》为表现形式的石门“夹山文化”。

作为禅宗的《碧岩录》，哲理深沉、睿智险峭，因其语言表述意在言外，意义多元，每一句话都可多解，体悟涵咏，非为易事。

《碧岩录》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正是一幅幅由生活现象交织的相互联系的画面。由《碧岩录》衍生的“茶禅一味”织出的生活画面，便是其表现形态之一。用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论述的观点来看，《碧岩录》与“茶禅一味”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关系不容分割。实际上《碧岩录》的辩证观正好也表述了这一观点。因此，廓清“茶禅一味”得以衍生的理念，首先必须对《碧岩录》的辩证观有所了解。

《碧岩录》凡十卷百则，每一则含五部分内容，辨证法的观点无处不在。说明了《碧岩录》的思想——既是“出世”的，亦是“入世”的。正是因此而衍生的“茶禅一味”，才能被现代人所接受。《碧岩录》字里行间流淌着“苦”与“乐”、“有”与“无”、“是”与“非”、“枯木龙吟”、“羚羊挂角”等等之类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对立、相互制约的辨证法的灵慧。深刻的揭示了辨证法最根本的规律——对立统一规律。

不妨对《碧岩录》于全书起“总示”作用的“垂示”中前四句，做以下解读，以便了解《碧岩录》中的辩证观：

“隔山见烟，早知是火，隔墙见角，便知是牛。”这看似平淡的四句话，充满了辨证法的睿智，它启示我们：如果你要等到气喘呼呼，满身臭汗的翻过山去看到了火，才知是火；如果你要等到急急忙忙的拐过弯去，看到了牛才知是牛，那实在是太蠢笨了！

此种辩证观对我们的启示是：用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思维方法认识事物是一条便捷的智慧之路。

《碧岩录》从序言中：“……（不可）见水即海，认指作月”之类的警句始，贯至全书十卷百则，辨证法的思想熠熠生辉。圆悟通过评唱、颂偈等方法使其明白：光明是“因”，黑暗是“缘”，没有光明就是黑暗，以光明来说明黑暗，以黑暗来表示光明，如此互相转化，彼此成因的事物相互对立而又相互依存的两个方面。这也是理解《碧岩录》和“茶禅一味”的至关重要的实质和核心。这种揭示了对立统一规律的认识，正是唯物辨证法的最根本的规律，也正是辨证法的实质和核心。

禅宗把“有无”、“是非”……相互矛盾的概念通称为“边见”，即主观，片面的见解。有差异，有区别就意味着有取舍、有好恶、有偏执。佛教把这些“边见”看作痛苦、烦恼的思想根流之一，要消除烦恼或有所进取，就须彻底的破除“边见”。在廓清“茶禅一味”的理念时，也必须破除“边见”，不能把“茶禅一味”从《碧岩录》中割裂开来，按《碧岩录》的辩证观：《碧岩录》是“因”，“茶禅一味”是“缘”，没有《碧岩录》就没有“茶禅一味”，以《碧岩录》来说明“茶禅一味”，以“茶禅一味”来表明《碧岩录》，《碧岩录》与“茶禅一味”彼此成因，构成相互联系的整体关系。这正是《碧岩录》辩证观的实质。这种认识合乎辨证法则，因而具有一定的正确性和生命力。

《碧岩录》的字里行间灵动、自然流淌的哲思，折射着东方文化的基本思维模式——“综合性”。所谓“综合”主要强调“普遍联系”和“整体概念”。

《碧岩录》“整体概念”的辩证观给人以灵慧，以灵动的语言启示人的创新精神。而且《碧岩录》作为一种宗教，力求破除一切传统佛教的规矩，主张把以“外在超越”为特征的宗教变成以“内在超越”为特征的非宗教的宗教，由“出世”转向“入世”。此一反传统的追求非同一般，同时也因了它的贴近生活，寓意深刻，主张经历了人生痛苦劫难之后的参禅者，自悟自觉，以茶悟禅，陶冶性情，净化灵魂，最终走向生命的圆满。于是，“茶禅一味”的理念也依此而生。

 “夹山境”与《碧岩录》、“茶禅一味”及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夹山境”、《碧岩录》、“茶禅一味”，是三个不同的概念。但是，这三者都处于哲学意义上的“同一体”中。三者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构成一个完整的总体，这便是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按照恩格斯《自然辨证法》认识事物的指向， “夹山境”、《碧岩录》、“茶禅一味”三者的关系，也无法逃脱“自然辨证法”的规律。正是因为三者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形成了一个不容分割的完整的彰显着石门“夹山文化”的“总体”，才有了“茶禅一味”发展到今天。

问题是：人们所犯的错误往往是常识性的错误。

就“夹山境”、《碧岩录》、“茶禅一味”而言，人们对其认识的错误在于把三者的关系割裂开来，“东抽一点，西抽一点”的解释。此种错误，列宁曾给予了严肃的批评：“辨证法要求的是从相互关系的具体的发展中来全面地估计这种关系，而不是东抽一点，西抽一点”。

既然如此，我们有必要进行认真的探讨，至少要弄清“夹山境”三个方面的“涵义”。

一是“夹山境”仅是通常意义上的“自然环境”和“自然景观”。

这是最容易理解的“涵义”。问题是：如果认为“茶禅一味”就是因为有了“猿抱子归青嶂里，鸟衔花落碧岩前”的“自然环境”而繁衍了“茶禅一味”，也就是说优美的自然环境便是衍生“茶禅一味”的土壤，或者说：有了这种土壤必然会诞生“茶禅一味”。显然，这种说法犯了《碧岩录》序言中所说的：“见水即海，认指作月”的错误。禅宗认为这是一种因片面认识产生的“边见”。这种“边见”，把“夹山境”、《碧岩录》、“茶禅一味”割裂开来，是“东抽一点，西抽一点”的理解。于是“边见”生出“茶禅一味”出在赵州、出在杭州、出在江西、出在武夷山等等怪诞离奇的说法。

“自然环境”是客观“自在”，“自然景观”却是因了“人”融汇“触”、“观”与“听”后的感知。这是两个相互联系而又不同的概念。因而也会有人说，柔美的“自然景观”能助人陶冶情性，产生灵感。确实如此，深山幽谷，老泉淙淙，游鱼细石，直视无碍，自然景观也确实能洗刷心尘，使“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时务者窥谷忘返。”亦常使僧家心向往之。“自古名山僧占多”便是这个道理，也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如果“单一”的认为就是“自然景观”催生“茶禅一味”的“缘因”，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有着清寂、美好自然景观的地方太多了，若如此，“茶禅一味”无法寻根问祖，也无法远渡东瀛。

可见，“单一”认为自然环境和自然景观就能生发“茶禅一味”仍然是荒谬的。

二是“夹山境”只是禅宗意义上的“夹山境”。

僧问夹山善会：“如何是夹山境？”

善会说：“猿抱子归青嶂里，鸟啼花落碧岩前。”（《传灯》卷15《善会》）

这一问一答已经把“夹山境”从禅宗意义上表述清楚了。“青嶂”代表本体，“猿子”代表现象，“猿抱子归青嶂里”，指“出有入空”，摄用归体，证入空界；“碧岩”代表本体的空界，“鸟啼花落”代表现象的妙有。“鸟啼花落碧岩前”即是“出空入有”，依体起用。

可见，禅宗“夹山境”表现的是“空”与“有”的辨证关系，有（物质现象）即是“空”，但如偏于“空”就会流于“虚无”。因此，还必须有“空即是有”的转身一路，认识到没有“实体”的“空”即是物质现象的“有”。禅宗的机用正在于把握生命中活泼的“实在”。

以上所述“夹山境”是讲的禅“悟”，相对于实有的夹山自然景来说，可视为“无”而对“禅”来说则是“有”，诸多著家无视此“有”，混“无”为“有”，仅仅把“夹山境”解读为“青嶂”、“碧岩”、“猿”、“花”、“鸟”等等可视可见的“自然美景”的“有”。其目的或许如笔者前文所述：这样美好的自然景观才是孕育《碧岩录》的土壤，才是衍生“茶禅一味”的环境。

当然，按“禅”的意义，把这种自然景观视为“夹山境”也是可以的。因为《碧岩录》的禅就是“悟”、“妙万物”。

问题是任何事物都以“一个问题两个面”的形式显现其不足。禅宗的“悟”在彰显“内在超越”的感悟时，也存在着主观唯心主义的错误。如果把“茶禅一味”同《碧岩录》、“夹山境”割裂开来认识，那么，单一的认为感知了好的自然景观就会触发“悟”性并衍生“茶禅一味”的判断指向，把主观的证“实”，变成了客观上的证“伪”，这是错误的。

为了更进一步说明问题再试举一例。

唐乾元初年，崇慧禅师往舒州天柱山创寺，后来他的门下聚集不少弟子。一次僧师对答：

僧问：“如何是达摩祖师西来意？”

崇慧答：“白猿抱子来青嶂，蜂蝶衔花绿蕊间。”

这一问一答，把禅意已经完整的表述清楚了，如果认为“白猿”、“青嶂”等等词语折射着自然美观，而且与“夹山境”中的词语相类同。因此而认为石门夹山之外也诞生了一部《碧岩录》，这显然是错误的判定。

因此客观存在的自然环境和主观感知的自然美景都不是衍生“茶禅一味”的唯一原因。《夹山境》、《碧岩录》、“茶禅一味“三者一体，不容割裂。

三是“夹山境”即是彰显着“夹山文化”的“夹山语境”。

语境是语言环境的简称。意指发生语言行为的实际情况，所构成的一个意义交互的语义场，词语在其中纵横捭阖，产生了丰富的言外之意。

“夹山语境”——具有夹山区域范围特色的语境。这种语境对催生《碧岩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使《碧岩录》的语言独具特色。

一般来说，禅宗语言别具一格，既不合逻辑，有时也不符合语法规则，也不表达语言词汇的通常函义，随心所欲，荒诞离奇。

正因如此，禅宗语言在传统文化典籍中最具乡土气息。《碧岩录》中多具湖广方言土语、民间俚语，用语古朴、粗鄙。圆悟克勤评唱颂古时有意使用“脏话”，这就说明“粗鄙”已成为宗门语的标志之一。保持“粗鄙”，就是保持宗门语的本色。从更深层次说，保留了禅宗的宗教传统，也可以说保留了禅宗的话语态势。禅宗话语态势主要是指其语言蔑视权贵、面向平民、贴近生活、自由无拘、生动活泼、妙意无穷，给人留下无限思索空间。

在《碧岩录》中随处可见搬柴锄地的身影，闻嗅驴粪马屎的气味及口语俗谚粗鄙的声响。而这正是石门民间下层劳动者的语言特色。

举几例比较：

1、“为人须为彻，杀人须见血”（《碧岩录》卷一第31则）

喻指救助人要彻底。

“煨人煨上头，杀人杀断喉”（石门夹山语境：民间俚语）

也是喻指救助人要彻底。

两则话语都是采用的“隐喻”修辞格，其“喻体”均有相同的具体形象，“喻旨”都是从形象中引伸同一的抽象意义。

2、“花簇簇、锦簇簇，南地竹兮北地木。因思长庆陆大夫，解道合笑不合哭（《碧岩录》卷二第12则）

“天煌煌、地煌煌，我家有个夜哭郎。过路君子念一遍，一夜睡到大天亮”（石门夹山语境：民间俚语）

两则话语相对比较，音韵相近、格式相同、用意相近、字数相等，均属“绕路说禅”。都需在阅读时“不着死语”，灵动跳脱。否则，便不能真正的理解含义。特别是“天煌煌、地煌煌……”这则石门民间土语创造出的“夹山语境”所蕴含的禅意和喻指的内容比“花簇簇、绵簇簇……”更为深刻幽远。

以上二则四对话语，按禅宗要义剖析，均属“绕路说禅”。

以上赘述举例，可推演以下结论：

1、石门夹山语境与《碧岩录》中禅宗语境同出一辙。同样具有蔑视权贵，面向平民，贴近生活，妙意无穷的特质，能给人留下无限的思考空间。

2、“夹山语境”中的方言、土语，与《碧岩录》中的语言都具有质朴、粗陋的特色，互为因果的共同构成了“夹山语境”。

3、“夹山语境”是孕育《碧岩录》的重要因素，而不仅仅是“夹山境”中的“地理自然境”成就了《碧岩录》。这种语言形式彰显出“茶禅一味”源于夹山。

“语言是存在之家”——这是海德格尔的名言，即语言表明存在。这种“存在”表明了《碧岩录》、“茶禅一味”都存在于石门“夹山语境”，而“夹山语境”则“隐”而不“显”。

按海德格尔“存在”观点，《碧岩录》是“在者”，夹山语境是“存在”。从“在者”的字里行间感受到隐而不显的“存在”中。石门民间俗谚至今仍然留存的唐宋遗风，及其深幽的禅意。这种语言现象表明了《碧岩录》诞生于夹山的必然，有着辩证观的《碧岩录》成为茶禅理念的奠基石亦非偶然。

综上所述，或可得出以下结论：

1、生活的辨证法决定了反映生活的辨证法——“单一”不能成其“伟大”，反映生活不应该“单一”。同样道理，把“茶禅一味”从“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中“单一”出去，即从《碧岩录》中“单一”出去是不可能的。如果“偏执”的“单一”出去，则是“茶禅一位”、“茶禅一体”。

2、“茶禅一味”是与它密切关联的事物即《碧岩录》，构成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共同体。也就是说“茶禅一味”只会源于《碧岩录》。

设若“执”于坚持‘茶禅一味’源于夹山以外的其他地方，并不停息的考证，便有如禅宗批评穷年累月皓首穷经者，犹如蜂子不从大门出去，却偏偏钻窗纸求出：“空门不肯出，投窗也大痴。百年钻故纸，何日出头时？”

3、石门“《碧岩录》及“茶禅一味”的关系，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并推动茶禅文化的发展。

“夹山文化”孕育《碧岩录》，《碧岩录》的辩证观是“夹山文化”茶禅理念的奠基石。独特的自然环境和语言环境等诸多因素共同决定了夹山是“茶禅一味”的源头。

高僧圆悟克勤遁隐夹山，青灯黄卷，晨钟暮鼓，以“夹山文化”为形态的“夹山境”孕育了其悟性和灵慧，于公元1125年凝集成《碧岩录》，迄至今日，已近900年，时日的风刀霜剑并没有削砍它睿智的哲理亮光，辩证观已经成为茶禅理念奠基石。《碧岩录》一路走来，自领风骚八百年，“夹山文化”也将因《碧岩录》的万丈光芒，随之彰显辉煌。

(作者龚敏龙石门文史委退休干部)

(编辑:雷春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