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常德会战而名震中外的水星楼，成为人们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凭吊之地，使其更具历史文化底蕴。然而，由于时间的久远、街巷与房屋建筑的变迁，今人对水星楼的原址模糊不清，或道听途说，或断章取义，或考证不确，似有匡正的必要。

水星楼是由位于今府坪原武陵区委、区政府院内明清常德府署头门谯楼拆迁而建，楼址就在水星巷内（原清真第一春西側，今金泰利商业广场稍前）。此巷原名天居巷，因建了水星楼而更名水星巷，文革中改名红专巷。1957~1963年，笔者在常德市一中读书时经常来水星楼游玩，对其修建沿革早有所闻。祖居水星楼下的傅启芳先生以其历史见证人的身份撰写了《水星楼的兴衰》一文，文中引用清《同治武陵县志》关于水星楼的记载和康熙常德知府胡向华复建水星楼时所写的《水星楼钟记》是千真万确的，无庸置疑。有学者根据清《嘉庆常德府志》关于水星楼的记载：“水星楼，府城内，东湖旁，为镇火灾建。”认为清《同治武陵县志》所说的“水星楼，下南门东城上。康熙时知府胡向华移谯楼建此”的说法“不可信”。其实不然。这里牵涉到两个问题：一是对“东湖旁”与“下南门东城上”地理位置的辨析问题，一是对胡向华《水星楼钟记》一文中“仍即本基以建造之”的理解问题。熟悉常德旧城的人都知道，从今之东门（沅水大桥下）到青年路，依此有下、中、上三个东湖，上东湖离水星楼很近，所以《嘉庆常德府志》说水星楼在“东湖旁”，与《同治武陵县志》所说的在“下南门东城上”并不矛盾，只是前者说得较为宽泛，后者说得更为精细罢了。

至于第二个问题，只要认真读一读《水星楼钟记》的原文就一清二楚了。现将有关文字抄录于下：“常德谯楼昔年建于府之头门。盖以此承流宣化之地。用以达声教，其寓意甚深远矣。不知废于何年。相传以郡人溺于风水之说，阴谋毁卸，移其更漏依城南水星楼，以即事焉。兵燹之后楼毁无存，钟鼓更器同随散亡。予窃谓首善之地，筹传无闻，是亦常郡之缺陷也。乘南薰之夫匠，因力就便，竭予棉力，仍即本基以建造之。”胡向华的这段文字，把他复建水星楼的来龙去脉说得再清楚不过了。原来，在他之前，已有人将位于常德府头门的谯楼移至“城南水星楼”，“兵燹之后楼毁无存”。康熙七年（1668），他由永州府同知升任常德知府，“重建大堂及抱厅”、“重修二堂”、“又修三堂、东厅，旁建白鹤轩，重建三楚名邦坊。大门东偏置土地祠，西偏设司狱署。”（以上均见《同治武陵县志》）并趁加修“南薰楼”之机，“因利就便，竭予棉力，仍即本基以建造之。”从上下文意来看，他所说的“本基”，明显地是指毁于兵燹的“城南水星楼”，并不是指“常德府头门谯楼”，因为这里的谯楼并不是水星楼“本基”。也不是如某些人说的“先建在东湖旁（今政务中心后面），后建在下南门东边的城墙上”，因为上文已经说过，《嘉庆常德府志》所说的“东湖旁”和《同治武陵县志》所说的“下南门东城上”是一回事，都是指的同一个水星楼，并无第二个水星楼。

 载于原《常德市志》（今武陵区）卷首“清嘉庆十八年（1813）常德府城示意图”、清《同治武陵县志》卷首《府城图》和周询先生《抗日时期常德会战》“常德抗日守城战城垣街巷作战图”所标明的水星楼的位置都与《嘉庆常德府志》和《同治武陵县志》的记载相同，可见水星楼仅此一处，别无二所。

另有学者提出，明洪武时水星楼建于城内东湖旁，明中叶迁于神鼎门东城上。其根据也是《嘉庆常德府志》的记载。该志卷六《山川考三.古迹》云：“水星楼，府城内，东湖旁……今移神鼎门东城上”，这显然是错误的。“神鼎门”在今之上南门，绝非“东城上”！清《同治武陵县志.建置志.城池》说得很清楚：“县城附府……门六：东曰永安，下南曰临沅，上南曰神鼎，西曰清平，西北曰常武，北曰拱辰。”由此可见,，今之下南门，明清时称临沅门；今之上南门，明清时称神鼎门。《嘉庆常德府志》说水星楼曾移至神鼎门是毫无根据的，今人不可轻信。

（邓声斌：常德市鼎城区原政协研究员）